文/Jim
当代艺术的基础是连贯的艺术史传统，在一个断裂的现代艺术史架构中孤立的探讨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史地位是没有意义的。在1950年代后期资本市场主导的当代艺术史架构中，这种孤立的艺术市场价值存在才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中国当代艺术缺乏艺术史发展作为天然支撑，但基于资本角度来看，这种缺陷便不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介入下的艺术评价体系整体上拥有了自己的评判价值尺度，这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真正可以建立自身话语体系的机会。
在西方艺术的连贯脉络下探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不恰当的，这种不适当的坐标或导致两种可能情况的发生：一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谄媚化，依附化，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早期的缺点之一，适应西方的审美追求或迎合其审美想象，二是刻意强调所谓民族化的艺术特色，这在政治话语上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官方或知识界的支持，但这种民族化的当代艺术同样缺乏历史或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支撑，最终的结果是伪民族化符号的泛滥，完全扭曲作品抑或作者本身的初衷。
在如上情况下，凭空杜撰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脉络是毫无理由且有害的。这种人为想象而非历史基础作为思考框架的模式会直接误导艺术家、评论界以及并不成熟的艺术传媒。放大后的所谓“历史”版本之混乱以及叙事的传奇化倾向更会使收藏者无所适从。
资本厘清艺术自身价值尺度是首要的工作。在当下环境下空谈提高公众艺术教育水准是不妥当的，作为公众教育的基础，学院美学发展在短期内自我提升的可能性不大，这需要一个整体的教育环境的改善，而这之于中国当代教育的现实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作为这种基础的补充，公共艺术项目在中国的发展受到诸多的限制，而价值尺度的不同一是诸多限制中关键的一环，资本只有首先厘清了价值尺度问题，才谈得上全面介入公共艺术市场，也只有获得了资本回报的预期，这种资本的持续投入才是可能的。
国家资本的介入是可能的选择之一。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存在一个十分庞大的国家资本体系，来自国家控制的或间接影响的企业，中国国家资本在中国资本市场占绝对优势的当下，这些资本的号召力是值得充分重视的。（国家）企业收藏已经悄然成为中国艺术市场一个独特的支点。首先这种资本来源丰富，与庞大的国家资本运作相比较，对于艺术的投资是极为微小的，因此这种资本投入可以异常庞大。其次目前的国家（企业）资本对于艺术的投资随意性非常大，没有明确的投资角度，更多的着眼于短线回报，虽然可取，但并未发挥足够的效率。
如果建立起必要的国家艺术投资计划（形式上可以采用国家企业投资的方式），可以立竿见影的影响艺术品价值体系，在政治上官方诉求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同时为民间资本提供规制，引导其真正介入艺术市场的价值构建，相应的公共艺术建设才能得以彰扬。1、建立独立的国家艺术顾问机构，可以用官方或半官方的形式组建，但在人员构成上应该以专业化取代官僚化，名义上可以作为文化部门的协作部门安排，但拥有独立预算和运作的权利。2、建立中国当代艺术数据库[①]，直接为艺术顾问机构的决策提供客观的技术参考。数据库的建立可以与艺术教育部门联合合作，以期涵盖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情势。3、统一企业艺术投资资本的使用，对艺术资本的投入实现联合决策。4、与艺术市场运作的各个环节实现联动，将业已成为继成情态的“运作”置于有意义的操控范围。5、在资本主导的同时，通过价值杠杆引入民间资本与外部资本。6、培养市场，逐步减少指令性资本的投入，最终实现国家资本撤出市场。7、将前者的艺术顾问机构最终改组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主要利益主体的联席体制，摒除官方影响，在独立的中国当代艺术价值体系建立后主导价值尺度。
可能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艺术独立性的丧失，国家意志通过资本影响艺术发展，而这也是十分可能的发展结果。本文中论述的是一种建立话语权的当然努力，而意识形态的是非则不是当代艺术自身可以处理的问题了。前期顾问机构的人事构成。官僚化的介入亦是既有可能，而这又涉及到政治传统，同样是艺术自身无法解释的。
以上的设计更可能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尺度建立的模型，同中国所要完成的所有工作一样，实践中的操作需要更为睿智乃至狡诘的人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