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自西方开始出现了涉面庞杂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中世纪之前的全新时代，人类的价值观念从对超验力量的信仰转变为对理性与人类自身力量的崇拜与信仰。应用科学的成果成为这种信仰可以延续至今的理由。尽管，思想界的“后现代主义”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石，但是，今天的世界仍旧在“现代主义”的巨大惯性中前行。“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不仅带来了各民族价值观念的趋同，同时也带来了以人口流动为特征的这一特殊现象。无论在一国内部还是不同国家之间，“迁移”与“流动”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这种流动并非以往的简单地理概念上的迁移，迁移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历史及现实原因。伴随迁移人口的移动带来了很多特殊“空间”的出现，如“难民营”“贫民窟”。这类空间的产生同时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人群在迁移至发达地区或国家之后，因为民族，文化，价值信仰不同造成各种冲突与矛盾。思想与理论的出现总会源自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种不幸。如何认识这些冲突，如何定位由流动人口带来的特殊“地域”？理解与阐释这些冲突，必然要求我们反观以往“国家”及“民族”的概念，重新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与地缘政治相关的各方面问题。
2010年2月25日-3月22日，旧金山艺术学院展厅展出由侯瀚如策划的“跨境地理学”（Geography of Transterritories）展览。“跨境地理学”为旧金山艺术学院“新文化艺术生产模式” 这一长期研究项目的延伸展览部分。五位参展艺术家多具跨领域创作经验， 六组作品对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流相关现象及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与呈现，包括从感性经验角度再现移民在迁移中产生的不安全感，以松散资料视频汇集的方式为观者开放式阐释与研究提供基本资料，通过对既定概念（如民主，文化，国家）的质疑为地缘政治的新发展提供有益思考。
《当代艺术与投资》：展览的题目为“跨境地理学”（Geography of Transterritories），如何理解“transterritories”这个词？
侯瀚如：我不清楚如何用中文表达“transterritories”这个词。我用“transterritories”指的是由原来本属于不同国度及民族的人，在他们向其他国家，地域迁移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具有新的含义的空间，例如我们知道的“贫民窟”，“难民营”这样一些领地。这是一种临时性的空间，在传统的地理分界中没有这样一些空间的存在。这一空间是由移民穿越的行动而造成的空间实体，又可以称之为“过渡空间”或“过渡领地”。
《当代艺术与投资》：请解释这种移民“流动”现象。
侯瀚如：这是一种由历史及目前存在的全球化的原因所造成的移民运动。这是一种被迫的移民，有经济的，地缘政治的各方面的原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人的流动。在这样一个“流动”的过程中，会衍生出各种空间，社会组织及经济组织方式。我们用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概念不能涵盖与解释这样一种情况。无论从这次讨论会还是展览本身以及各方面的例子，都已经指明：移民的流动在地缘政治里面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和趋向。这种形态与趋向挑战着我们现有的一种所谓民族国家，文化，政治结构各方面概念存在的合理性。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固定的边界划分方式来划分各个社会或者民族的差异以及人的差异；而是要用一种更加具有流动性的方式去看待这类边界划分问题。所以，这需要我们在社会价值观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对于中国这方面的情况，我过去也曾经有所涉及。曾经用过“内部全球化”这样一个名词来指称这种现象。指的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语境中，很多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找工作，例如“农民工”现象。其实，这种现象给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定位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定义农民工真正的归属以及如何从文化，政治角度给他们一种认同。
《当代艺术与投资》：哲学家及学者与艺术家在探讨同一问题的方式有哪些不同？
侯瀚如：现在不仅哲学家，还有研究地理学以及关于地区研究的专家，各方面都越来越多的涉及到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他们从各自学科的角度，为我们提供对了这一情况的描述和批判性的探讨。实际上，全世界各个社会这种日常生活的划分还是非常大的，艺术家关心社会的变化。艺术家在探讨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学术性与视觉性两方面的思考都存在。一方面，学术性的影响对他们非常大，比如艺术家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与社会现实变化的联系，从视觉上来说，艺术家去专门发明一些语言，通过纪录片材料加以装置性的处理，参入一种新的可能性。还有一些艺术家从比较观念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
《当代艺术与投资》：在本次展览中，参展艺术家对移民流现象的思考有何特点？
侯瀚如：在这个展览上，艺术家使用的艺术语言都不一样。尽管都是在探讨移民现象，但是每个人研究的具体课题又不相同。Ursula Biemann探讨的是在北非沙哈拉沙漠里出现的移民情况。他呈现的是从黑非洲试图通过地中海移民到欧洲的这些人的经历，这些人在沙漠中衍生的一种新的生活环境。
Carlos Motta则从南美的各个城市出发探讨城市居民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民主”的思考，他呈现的是在全球化格局下，每个人是如何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的个人想象的小空间是什么？他们的理想空间又是什么？
Société Réaliste从历史，学术研究的角度，去想象有一种新的定义欧洲边界的可能性。他们的计划很复杂。实际上，他们是从地缘政治，地理学，历史学，从文化批判的角度，以欧洲为例，在讨论欧洲共同体的未来。在官方的版本以外阐释这种对欧洲共同体的理解。通过这样一种研究，通过对欧洲共同体这样一种官方版本的地理划分，文化划分，人口划分，这个计划对既有现状提出一种很微妙但是很有力量的挑战。
Michael Arcega则用一种比较直接而幽默的方式表达了移民的痛苦状态。他做的是一个木制的装置作品，这个装置能被打开，人可以钻进去，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偷渡工具，以一种很幽默的方式，让你感受到所谓非法移民的非常痛苦的状态。
《当代艺术与投资》：这次展览与您日常研究项目是否有联系？
侯瀚如：实际上，这个展览策划活动本身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它与我一贯的工作内容是有联系的，很多艺术家都曾经与我合作过，参加过不同的双年展。我做展览的方式一直都是关注几个主要的课题，特别是我在旧金山艺术学院的这个展览空间里面，做的展览都是按照我的四五个研究主题不断深入发展下去的。与这个展览有关的一个主题就是“新的文化与艺术生产方式”（New Models of Culture and Art Production）。这个主题探讨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是怎样产生与主流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探讨经济及各空间的生产。特别在这样一种非西方语境里，全球化对这些地方的冲击之后产生了各种抵抗式生产方式，或者批判式的生产方式。那么，我们研究的就是这样一些新的生产方式是如何产生的。在艺术层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很多艺术家在不断探讨这些问题。
《当代艺术与投资》：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家这方面的作品？
侯瀚如：前年，我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做过的“世界工厂”项目与中国艺术家有关系。这个世界工厂里面包括了很多艺术家，他们探讨了很多我谈到的关于农民工的问题，像这类问题对中国现实的冲击是什么？像中国时下一直在进行的拆迁，拆迁对城市以及对人的生活的冲击是什么，这些课题都在我最近的展览和文章中有所涉及。
《当代艺术与投资》：如何理解移民流动带来的“时空组织”（space /time organization）？
侯瀚如：由于人口的移动，因为各种不同下层人，非西方人的移动，造成了对西方现有格局的很大冲击。这种冲击很具体，但是经常就是存在于社会里面但没有办法定义的一些空间。像很多国家中各种各样不同的“中国城”（China Town）。这个空间很有意思，过去“中国城”是有门楼的，或者有一种很明显的样式。但是，今天的中国城完全不一样。它会出现在郊区，或者半远郊，这时候，你在定位这个空间属性的时候就有了问题，你能说这个地方属于美国？还是中国的传统的地方？或者它是什么？这就产生了一种“国中之国”的形态。同样的，像非洲的一些移民在迁移的过程中，他们临时居住的一些类似难民营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出现也是很奇怪的，很临时，但是又能看到很有创意的建筑方式。这种建筑方式给我们的启示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纳到：如何看待今天的“创意“问题？什么叫”创造性”？“创造性”又是属于“谁”？等问题。比如，中国最有创意的例子之一就是“钉子户”。钉子户很有意思，他们给艺术家也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启发，还有像现在北京艺术家拆迁的事情，拆迁产生的斗争也是很有意思的。艺术家如何去用创造性的方式介入这样的问题，这些都会带来很有意思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