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方舟
徐冰就任中央美院副院长是一个富有期望值的信号，也是2008年艺术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我所以这样讲，不是从徐冰个人行为的角度，而是从官方对他的接纳和认可的角度看问题。徐冰无论是在国际主流艺术还是在中国当代艺术中，都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他的极具前卫色彩的艺术倾向有目共睹。正因为如此，他能被官方接纳、被官方委任到中央美院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是出人意料的、破天荒的，不具有兼容并包的胸怀不会有此举措，如果早几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不会忘记89后的中国前卫艺术家的那段历史，有条件的漂洋过海到西方“兴风作浪”，余下的部分转入“商海”，部分转入“地下”。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那些依然坚持信念的艺术家至多是在私人空间偷偷摸摸地做个小型展览，只通知少数圈内人士来看看，若被发现就会被查封。他们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真的有些像“地下工作者”了。到9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始有改善，他们的展览也逐渐从 “地下”走到“地上”，从私人空间进入边缘空间(例如旧厂房一类，还说不上是公共空间)，官方的监控也稍有松动，只要不涉及“红”、“黄”两色，也就不再过多干预。在艺术上这一逐渐宽松的过程，从圆明园画家村的强行解散到宋庄画家村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就是最好的说明。回忆这个过程，目的不是一味地站在前卫艺术的立场说话，我只是觉得，一个国家和社会应该给艺术家从事艺术的宽松条件，艺术家有权在艺术上作自由选择。
徐冰以一个自由艺术家的身份被官方委以重任，重要的不在徐冰是否应该进入国家的教育体制，而在国家和政府对徐冰这样一位自由艺术家所取的态度! 就这个意义上说，徐冰就任中央美院副院长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也无疑是2008年艺术界第一个最重要的事件。这一明智之举反映了国家和政府的与时俱进和宽容姿态，也反映出中央美院作为一个高等艺术学府的学术胸怀。在此，我想再次借用爱因斯坦说过的话：“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宽容……只有在人类社会达到足够的开放水平、个人能够自由发展自己能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 爱因斯坦谈人生》)。
至于徐冰上任以后会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在我来看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就任”这件事本身。当然，他的就任，也留给人们不小的期望值，但关键仍不在他自己，而在国家和学校能给他多大的空间。徐冰是一个有思想且有能力完成其想法的人，早在80年代留校任教期间，他在教学上就有过人的举动。我一点不怀疑他的能力，关键就在他做事的空间有多大。在这个位置上，他不能像一个独立艺术家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几年前，陈丹青曾应聘于清华美院，因无奈于体制的局限不得不辞职，这还仅仅是一个教授的职衔，作为一个副院长，徐冰能做什么，由于被限定的因素太多，我不敢寄予过高的期望。我更看重的是徐冰在这个位置上的“象征意义”，是官方对一个前卫艺术家的认可!至于他在这个位置上能做出什么，我相信，学校给他多大空间，他就会做多大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