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能从写在下面的那些文字处开始么？——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现象学背景
Cultural Renaissance, can be strarted from those written below?——A Background of Phenomenology in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文/敬文东
初学生物，后改文学，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一 .
尽管“人之为人本于天”、世之大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但跟一开始就倾心于杂糅、向往混融状态的西方文明相比，在东亚大陆独立发展起来的华夏文化，自有它鲜明的特色、与众不同的本质规定性，刚好是对“天人本至论”一个莫大的反对：“早在近代欧洲实行政教分离之前，中国的政教关系就已经是二元化，我们比他们更世俗，他们比我们更宗教。异是同中之异。中国和西方不同，并不是我们讲‘天人合一’，他们讲‘天人分裂’，而是两者在僧俗和政教的关系上有巨大的不同。⋯⋯他们是小国林立，宗教大一统；我们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中国的宗教，市场主要在民间，它自古就是多元化，上面的婆婆是国家，不是宗教。”中国的统治文化（或曰上层文化）之所以很早就放弃和拒绝了宗教的尊贵地位，端赖于过早成熟的、具有统治作用的管理学体系和它的超级功用。这是一种倾向于相信经验世界、不大信任超验世界的管理学，这是一种倾心于依靠人力、不大借助神力辖制民众及其欲望的管理学，是一种将目光盯向人间、投向人民各个主要器官的管理学。各式各样的祭祀不足以说明所谓的超验问题；作为古典中国最盛大、最庄严的仪式，封禅泰山有着极为实用的目的。“三代以前无封禅，乃燕、齐方士所伪造，于秦汉，于汉武。”尽管这样的看法太过极端，独裁者语调和皇帝口吻十分刺耳，但封禅的确并非只具有宗教效应。“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因为象征天下一统的封禅，不止是宗教典礼，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庆成功，给已取得的成绩打上一个句号。”封禅的实用功能在此暴露无遗：“夫揖让受终，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则有大功于万物。是故王者初基，则有封禅之事，盖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东方者，万物之所始；山岳者，灵气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必于其始；取其所通，必于其宅。崇其坛场，则谓之封；明其代兴，则谓之禅。然则封禅者，王者开物之大礼也。” 包括封禅在内的各种庄严肃穆的祭祀，不过是利用宗教形式，充当“儒家道德哲学的辅助”，“孔子以及后代儒家的祭祖先、郊天地等举动，只是想由外部的仪式，引起内心的‘反古复始’、‘慎终追远’的敬意，以完成其个己与社会的伦理⋯⋯孔子的祭祀论已脱了‘有鬼论’的旧见，而入于宗教心理的应用”。“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中国古典时期的管理学的依据不来自超验的上天，宗教裁判所与它关系不大；在它的内部，也不存在凯撒的权力和上帝的权力的区别或混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中国人有望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而“所谓中国精神气质就在这两极之间形成：肯定现世生命的终极自性，拒斥超验世界，最终走向故持人性救渡的‘足乎己无待乎外’”。从很早开始，宗法制度就是中国制度性管理学（即上层文化或统治文化或具有统治作用的管理学）的公开出源地。这种极具人间烟火气息的管理学从一开始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它遵循节约的原则，明了自己的施力方向，绝不会无故浪费体力和心智：等级、利害以及由它们引导出的利益、君王念想中的天下太平、由“一世”到“万世”的超级梦想，才是制度性管理学最乐于关注的中心内容。只不过灵魂医生更愿意从心性的角度照看等级秩序，精神术士则把跟宗法制度密切相关的利害、得失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精神术士们的处心积虑和神机妙算，才是历代中国君王最乐于接纳的东西、最愿意待见的局面。超验的神力因绝地天通的过早到来被过早地革除了：“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伴随着绝地天通而来的，是天下民人对上天无情的诅咒和谩骂：“昊天不佣，将此！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中国的天空从很早开始，就是同“尘世混合的天空”、“被震住的天空（I’uranogée）”。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绝地天通对统治阶层所把持的管理学体系（也包括华夏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有着极为深广的影响：天空的存在，不过是尘世等级秩序的一个珍贵证据、一个用于唬人或安抚人心的奇特物件。
秦始皇兵马俑的宏伟壮观之势是对封建社会王权至上的最好呈现与展示。
宋真宗封禅壁画。作为古代中国最盛大、最庄严的仪式，封禅泰山有着极为实用的目的，“昉于秦始，侈于汉武。”
灵魂医生发明的管理学直接针对人的心性（包括君王的心性），试图从塑造灵魂的角度，促使天下民人与君王一道，自觉管理他们的各个器官和欲望，让他们身上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处于安分守己、有礼有节、绝不违规越位的理想状态，有着“针在痛中的速度”；精神术士发明的管理学首先威胁人民因欲望涌动而“不知廉耻”的各个器官，达到自下（即肉体比如手脚）而上（即精神、即脑袋）管理人民灵魂、进而自上而下统辖人民各个器官的目的。这是两类施力方向完全相反的管理学。而管理学是矢量，它意味着投射、反刍、咳嗽和深深地植入。一部二十四史早已表明：术士们从被辖制的手脚到被辖制的头脑、再从头脑落实到无辜手脚的管理学，借历代君王的欲望和梦想，更有力量同化、扭曲、吸纳和征用灵魂医生们发明的管理学，最终为君王所用，直至上升为君王的真理。君王为自身考虑，果断地剥夺了灵魂医生对管理学的专利权，但坚决保留了他们的发明权，为的是借助医生们的道德声望和世俗名声，唤起天下民人对君王和宫廷官衙的信任；相对于这种异常强硬的真理（即君王的真理），灵魂医生举荐的管理学最多只能充任门面，扮演的都是装饰物的角色。尽管它在表面上确实拥有冠冕堂皇的属性（孔庙就是物质化的明证），但事实上总是挡不住术士们倡导的管理学因其有用性最后大获全胜。这是中国上层文化（或称统治文化或制度性管理学）最大的特色、终极的特色。跟基督教对西方人的管辖方式大不相同，极具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和它的有效性，始终建立在它对天下民人各个器官的威胁之上，建基于对欲望的绝对打压而不是心理安抚的基础之上：
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偏将杀人，非偏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卒伍杀人，非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
一座位于中国内地的道观，道教文化在个人的生活准则上，强调要尊道厚德，惟道是求。
二 .
同亚细亚、欧罗巴和太阳的行进轨迹及其生死轮回相对应，中国文化地形学的内部结构极为复杂难缠，根本无法用描摹西方文明的文化大传统和文化小传统理论加以有效地解释。虽然守成式的偷懒和不负责任、对“思想恐怖症”（a form of intellectual claustrophobia） 坚定不移地屈服，早已成为各类思想史研究中的惯常形态，却从未干扰过如下事实的发生：“三人成虎”催生出来的不仅有谎言，也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必须加引号的真理、“一点肤浅的哲学” 、“草率的思想”（sloppy thinking）、“智力破伤风”以及“持续增长的无关紧要”（steadily increasing irrelevance）。作为一种过于看重城市与乡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相区别的西方理论，文化大传统和文化小传统的精密说教，对贵族传统深厚、城乡之间沟壑比较难填的欧洲社会可能有像样的解释力，对春秋以来迅速朝着平民化和匪徒化滑行的中国，却只能起到误导的作用：有色眼镜不仅催生和激发了观察者的古怪面容，也涂改了风景的色泽。在景象复杂、曲线多变、早晚温差过大的中国文化面前，大传统、小传统理论迅速暴露出了它的漫画特性和摇篮曲特性；它本质上的不及物，并不因为关于理论的旅行理论的存在就会自动消除。在过早成熟的农耕中国，华夏文化的内部构成、中国文化地形学的内在肌理，并不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差别。在古典中国，依照城市和乡村的职能分工，城市是缩小了的乡村，乡村是扩大了的城市，“西周封邑，其经济上的功能，大率只是配合封田的聚落，”在整个周代历史上，城市仅仅加添了军事和政治功能，和乡村的关系仍然笼罩在西周封邑时期的阴影之下；而“中国人喜欢聚居，城市与农村相距不远，其差异没有性质上的，只是大小不同”，作为空间的城乡，决定不了中国文化内部的等级差异和它内部复杂的地形学。
大量女工成为外商在华企业的廉价劳动力。
大量女工成为外商在华企业的廉价劳动力。
“封建制度渐渐崩坏的过程，即是专制政治渐渐形成的过程。”封建制度的过早坍塌和专制政治的迅速兴起与兴盛，是回溯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视角。汉家王朝的建立，确实宣告了自夏代以来家天下封建贵族传统的彻底崩盘（崩溃的酝酿状态至迟起始于春秋时期），作为一种挠痒痒似的替代形式，门阀士族固然断断续续活跃过若干年月，充任过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奇特风景，做出过十分杰出的贡献，但随着察举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先后兴起，随着乡间寒士经过道德称量器和知识度量衡的严格检验，大规模进驻庙堂、官衙和学宫，“布衣将相之局”自此无从更改，城乡之间的差异就更不能成为中国文化地形学的决定性因素。“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从文化级差的角度观察与透视，宫廷官衙和乡村间的距离并没有文化大传统、小传统理论想象中的那么遥远，正如“宫廷、官场和妓院相比，其脏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情势，跟贵族制度源远流长的西方迥然有别、泾渭分明。
1891年，由茶商捐资兴办的两湖书院。著名革命家黄兴、宋教仁曾就读于此。针对旧式学堂空疏不实的弊端，张之洞先后创办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自强学堂及各级中小学堂和农业、工业、师范、外语、武备等专门学堂，施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
绝地天通之后，作为对天空永久性缺席的合理补偿，华夏文化始终由三大板块构成：上层文化、精英文化和下层文化。上层文化最主要的发明者是作为贵族的士大夫阶层。它是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灵魂医生与精神术士联手打造出来的尤物。毫无疑问，灵魂医生和精神术士是不可多得的稀有物种，注定会获得来自于宫廷官衙的青睐。医生和术士们往来于乡野与城垣，穿梭于宫廷和闾巷。上层文化的组装、焊接之地因此不在宫廷官衙，但它却被宫廷官衙成功地招安、收编和绑架，直至成为君王的真理，上升为制度性管理学或坚硬的制度性机器（institutional apparatus），有着极具威严的统治作用。上层文化是宫廷官衙的宠物，乖巧、温顺、善解人意，有多变的曲线、腰身和古怪的面容，却倾向于对君王之外的所有人等亮出獠牙。上层文化是大一统国家专制主义社会的命脉之所在，是绝对意义上的统治文化，不允许人民染指，却需要人民的耳朵和手足进行密切地配合。尽管随着整个“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尽管因农耕的过早成熟，被农业和土地定义的人总是倾向于“懒散疲沓”，但下层文化就是为这些数量繁多以至于恒河沙数的民众或“懒散疲沓”的“穷人”所创造、所分享、所必需。民众不仅存在于乡野，也寄居于城市；不仅荷锄耕田，也引车卖浆；不仅在田间山野编织色情民歌、黄色笑话、创制民风民俗和崇奉鬼神，也在市井闾巷制造青楼瓦肆、占卜算卦、编造淫秽小说和秘密结社......“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下层文化是底层民众的创造物，它从一开始“就从下面（from below）了解这个世界，即如同它真正所是的那样”。下层文化无视城乡之间的差异，舒展着市井之人和乡野之人的欲望，表达他们的渴求，嘲笑或赞美他们的命运，装饰他们的动作／行为。置身于乡野闾巷的下层文化因它的肤浅、免不了的粗俗、淫荡和乡土市井气，命定地成为下层民众的出生地和葬身之所。它是乡野闾巷人士公开的“隐秘语本”（hidden transcript），是对制度性管理学有限度的“否定的意志”（negative will）。
“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是一个......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两者间必然有密切的关联。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实际上，精英文化就是走进仕途或退出仕途或仕途不畅或无缘仕途的知识分子制造出的辉煌产品，或为歌诗，或为策论，或为史传，或为书画，或为棋琴，或为造型艺术。这些制作于江湖山林之上，既不能完全纳入制度性管理学、又不能完全下替文盲化民间的所有受造物，都能进驻精英文化的厅堂，团结在精英文化的周围，充当精英文化的组成部分。精英文化首先是对内部世界（the inner world）的苦苦探寻，其次才是对外部世界（the outer world）的拼力追逼。无论在上、中、下三个等级的文化之间，还是在它们各自的内部，都有着极为复杂的构成、纠缠不清的关系、难以打通的咽喉要道。面对三大板块构成的复杂的文化地形学，大传统、小传统的理论说教在解释上缺乏才华，注定是必然的结局。
......
1978年，“喇叭裤”成为流行时尚之风向标，它动摇了中国数十年来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的服饰“风格”，与新时兴的“鸡窝”头、录音机、蛤蟆镜等外来物品一起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保守性的直接冲击，并引发出新一轮的个性解放运动。
三 .
没有任何意义指向的声音只能是大自然的声音，是无机物在物理作用下发出的无谓鸣叫。人的声音绝不仅仅只是声音。即使没有任何超验的事物（比如God）做后盾，人发出的声音也总是倾向于超越声音自身的疆域，乐于拥有它自身之外的深远意义，认领它可以、能够和必须认领的一切属性。从象征世界的终结处开始，属人的声音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的显明性征。“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谓的“声无哀乐”论，不过是被逼着去炮制精英文化的失路之人故作潇洒的唬人姿态，仅仅是为了求得玄学性质的内心平静。“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在一个属人的世界上，无论是灵魂医生发明的管理学，还是精神术士举荐的管理学，都需要语言的帮衬和效劳，都必定能够发出声音，都需要平、上、去、入进行韵味装饰。任何管理学都是有声的管理学，都有它的声音仆从或音响长随，只因为无声的管理学不可能作用于臣民的耳朵；没有耳朵的转渡功能的辛勤劳作，制度性管理学就不可能达到管理臣民各个器官、辖制臣民各种欲望的目的。声音是制度性管理学的交通员，是上层文化的先锋官和传令兵，这是精英文化和下层文化一致认可的事实。它们原谅声音对它们的背叛，原谅声音趋炎附势地为皇权服务。但精英文化和下层文化有它们自己的声音模式可供驱遣：精英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自我管理学也是有声的管理学，它们也有自己的音响形象。在制度性管理学与各式各样的自我管理学之间，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音响形象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对抗关系：声音与声音在交战、在搏斗，但又不可能构成真正的交响乐，只因为声音与声音在力量上的不平衡，注定会造就一个“沉默的大多数”阶层。
1979年，可口可乐伴随着中美建交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首次出现电视商业广告，中央电视台第一条广告就是：幸福可乐。这标志着中国宣传手段与模式现代化的开始，同时也昭示着中国西式快餐文化的兴起。
在声音的所有要素中，语调（Tone）不仅是管理学的必须品，还是最需要管理学大力推举的要素，因为语调能带来语义和语用上的显明变化，对制度性管理学成功进驻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耳朵，具有无可比拟的功效。作为声音的要素之一，语调能“创造意义、接受意义、表示意义、‘收集’意义......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语调像树梢上的鸣蝉，但它总是在提醒它寄居的树梢：某一个季节已经悄然临近，不管这个树梢指称的是君王、大臣、市井小人还是乡野草民。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定式，一切形式的管理学都需要语调充任它的音响形象。语调是任何一种管理学绝对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这是精英文化和下层文化一致认可的事实、无可奈何的事实。考虑到天下民人的耳朵对制度性管理学的被迫倾听，音响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对于一个数千年来文盲比例居高不下的老迈帝国，情形就更其如此。尽管不能武断地说，语调就是意识形态、话语定式或管理学，但语调肯定分有了一切形式的管理学的基本性征，具有二分之一意识形态和话语定式血统、一半的管理学属性。制度性管理学强行征用灵魂医生和精神术士的语调，并把它们当作了自己的音响形象。语调因此有能力伙同因它而有声的制度性管理学生产出新一轮的动作／行为。在同天下民人的欲望激发出来的动作／行为的广泛角力中，语调有望同制度性管理学沆瀣一气，去谋取最后的胜利，直至达到管辖天下民人各个器官的目的。
1991年，崔健和他的摇滚乐队在上海马路音乐会上表演。摇滚乐的兴起标志着时下年轻人对自由、精神解放、自我认知及新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憧憬。
语调是制度性管理学的帮凶或助手。即使是在潜意识中，精英文化和下层文化也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但它们有自己的管理学和私人性语调同国家主义语调相抗衡。私人性语调伙同各式各样的自我管理学生产出来的动作／行为，必定要对国家主义语调生产出来的动作／行为进行程度不等的抵抗，小到在市井编织淫秽小说祸害礼法，大到用“暴力”推翻一个“暴戾”的王朝。看似纯粹物理性的语调被上层文化征用后，已经沦落为制度性管理学的仆人。它是大一统国家专制主义的御用物，是国家的音响形象。在一个属人的世界上，从属于制度性管理学的语调总是在协助君王称量利害、算计得失，在合乎君王意愿地驱赶象征世界，撤销它对天下民人独有的保护作用，让人民臣服于一个仅仅属人的世界。毫无疑问，是制度性管理学和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的自我管理学，共同型塑（to form）了中国的历史，语调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声音仆从与音响长随，从属于制度性管理学和各式各样自我管理学的语调，为中国历史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立下了汗马功劳，只是这个异常隐蔽的事实长期以来被有意遮盖了；语调能够型塑历史这一事实的长期缺席和彰而不显，却刚好构成了中国思想解释史中最为隐秘的盲点，更不用说被大传统、小传统理论有意无意误解和乱点鸳鸯谱的精英文化与下层文化、以及它们各自所仰赖的自我管理学了。
四 .
明白了上面的意思，请您想一想，我们真的能来一场文化复兴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