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
昨天是5月23日，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1942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内容以及基本思想，现将我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增订版）中的相关内容发在网上，也能够引发更多人的思考和进一步研究。我个人认为，在今天，不了解这个“讲话”，对未来中国的艺术实践、判断和评估，将是十分困难的。
1942年是抗日战争处于艰难的时期，由于正面战场有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延安的共产党相对有了宽松的条件进行内部整风，以解决党内不同思想集团的矛盾与冲突。对中共党史有经历和拥有充分文献的读者很容易理解：从1942年春天开始对中国文艺产生持久的、决定性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简称《讲话》）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个部分，而以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宗旨的延安整风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彻底清除以王明（1904—1956）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国际派势力和党内“经验主义”的影响，树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绝对权威，并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党中央。
在20世纪初的二十年里，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影响，大致在1927年之后，这个来自西方的社会哲学理论——最早是借道日本——才在中国的知识界关于社会与历史认识方面产生具体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追求成为一个可以产生社会改造作用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完全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前，这个理论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分析。只是在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各种西方主义中的一种，没有成为一个独尊的、与政党政治发生关系的学说。
由于政治现实的复杂变化，20年代中期发生的关于科学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争论所表现出来的过分学术性特点显然不适应严峻的政治现实。知识分子如果还想参与解决问题的讨论，自然会选择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从经济的方法来解释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显得非常适宜。科学主义将分析的方法引入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将社会问题直接引向经济以及经济制度，而列宁主义则提示了科学分析社会经济状况之后革命行动的可能性。
早在革命的初期，毛泽东已经非常明确革命工作的前提，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实践或者政治斗争的需要使得界线的划分远远不应该局限于政治观点上的派别，即便是思想领域，也必须将革命的目标和手段注入到每一个革命者或愿意革命的人的大脑里，使革命队伍不断扩大、团结、坚定与有效，照此看来，理论完全脱离中国政治现实的情况在城市知识分子中间是普遍的。
出生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1893—1976）在早年拥有阅读、背诵《论语》、《四书》的私塾经历，不过，他更喜欢阅读在私塾老师看来属于“邪书”的《岳飞传》、《水浒传》、《说唐》、《三国演义》以及《西游记》。尽管毛泽东很早就离开了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圈子，但是，在他的气质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特征经常被认为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包括秋收起义的实施在内，早期的毛泽东给人激进的印象并具有冒险精神。1930年，李立三执行共产国际路线，毛已经发现了作为“世界革命高潮”一部分的城市暴动的危险性，但是他仍然积极地希望通过在农村的区域性武装起义来实现党的目标。这些革命的行为具有激进主义性质，与那些国统区“左翼”青年人的内在精神共同构成了一个希望改变中国现状的整体。
与那些从苏联回到国内或者就在苏联指挥中国革命的中国人相比，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具体并富于策略的实践性。他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调查为基础在农村进行的土地革命，与那些认为夺取中心城市就能够获得革命胜利的“左”或“右”倾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毛泽东1937年之前的写作文献里，我们没有看到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充分论述。可是，在30年代，与毛泽东共事的那些党内大多数政治精英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教育，这给予了毛泽东无形的压力，即：如何在利用中国经验的同时，也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将其融入中国革命的实践;同时，针对党内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权威和精英可能提出的深奥问题，应该有一个理论准备，以便可以随时在哲学理论上而不仅仅是军事策略思想方面给予反驳和指导。在1936年到1937年期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翻译成汉语的苏联哲学文本，很快，他也开始讲授辩证法的思想。《实践论》和《矛盾论》被认为是在这样的阅读之后写成的。
政党之间的策略性技术同样被用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遵义会议（1935年1月）以及之后的会理会议，使毛泽东进入了政治与军事领导的决策层，并且成为事实上的军事最高领导人。这年年底，毛泽东向党的干部作了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人们发现，这个报告不是由党的富于马列主义理论经验的领导人张闻天（1900—1976）进行的。1938年，苏联处在“肃反”风暴之中，王明因为他在苏联的重要后台米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1901—1938)被枪决，在党内更加失去影响力，以至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毛泽东已经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讲究中国特点的思想非常契合当时的抗日民族主义潮流。毛泽东开始在党内实施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中，王明提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不要让唯物辩证法被孔子(前551年-前479年)的折中论和繁琐哲学所替代，不要用中国的旧文化旧学说去代替马列主义的新学说，不要因为民族化就去忽略国际经验，但是，王明的提醒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939年起，毛泽东开始利用斯大林（Иосиф.В.Сталин，1879—1953）化的马克思主义范本《联共(布)党史》来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本在斯大林“肃反”时期出版的著作构成了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结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样板。显然，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概括出了他认为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精髓，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类通俗名言。在1941年5月19日的延安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他希望全党全军能够认真地以《联共（布）党史》而不是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为中心材料开展学习，任何有基本理论常识的人都能够看出，毛泽东的这个举措目的是想让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合法。
毛泽东开场说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正是由于这样的结合，“使中国革命为之一新”。[1] 在这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为改造原典理论的理由。毛泽东针对国际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熟悉做了一个评价，说他们“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Ле́нин，1870—1924)、斯大林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显然有所指地向全党公布了他所不喜欢的理论家，他说他们“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他甚至将他们比做：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3]
为了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毛泽东于1939年和1941年分别将陈伯达(1904—1989)、胡乔木(1912—1992)安排为中央政治局秘书和私人秘书，前者是有留苏背景、在30年代上海“左翼”思想界里利用马克思主义概念解释中国哲学的思想家，后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运动的幕后成员，他们在使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化和系统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2月，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1904—1950）回到延安，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不复存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关注并控制中共党内政治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弱;1941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走国际路线的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毛甚至干脆认为国际派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假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与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季诺维也夫（Grigori Evseevich Zinoviev，1883—1936）等人——他们被斯大林认为是“人民的公敌”——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结果，是彻底地剥夺了王明等人在党内思想与政治上的合法性。事实表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控制力，这给予了毛泽东彻底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更自由的条件。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整顿党的作风》）的全党整风动员报告，现在，毛泽东可以从容地号召全党进行一次“思想革命”。在整个讲话里，毛泽东将主观主义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在这里，毛泽东特别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很多人对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糊涂。他针对在延安的情况，没有区分地说：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4]
毛泽东接着将“知识”的范围做了限定，所谓知识不过是“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这两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被作为“结晶”塞进这两门知识之中。于是，那些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发现，这两门知识他们都是欠缺的，以至连“知识分子”这个头衔也显得失去了价值。就生产斗争知识方面而言，他们应该向工人和农民学习，就阶级斗争知识来说，他们应该服从党的指挥，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5]
在《整顿党的作风》里提及的学风问题——“党八股”问题，毛泽东是于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做的题为“反对党八股”进行专题讲演的。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具体体现就是“党八股”，“党八股”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洋八股”。毛泽东提示说，“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提倡了科学和民主。不过，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因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导致形式主义的产生，而这样的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当这样的形式主义向“左”发展，就演变为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6]
所有这些概念对于延安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党内、军队里的高级领导人还是那些从国统区奔向革命圣地的充满理想和产生新疑问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严重的，既然与党的事业相违背，那么，这些涉及思想方法、思维水平以及知识范围的问题将很容易演变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政治问题。[7]
事实上，毛泽东的目的是：在政治和组织上清除了王明国际派之后，从根本上，即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消除被教条主义者经常引用的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影响，用一整套全新的文辞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形成一个被认为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新理论，并用这样一个新理论去填充“教条主义”落荒之后留下的真空。毛泽东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他在全党、全军以及整个解放区的领导地位。所以，整风运动可以被看成是毛泽东第一次有计划有策略地建立意识形态基础和体系的举动，在以后的历史中，毛泽东沿用延安整风运动的方法进行了每一次政治与文化领域里的意识形态斗争。
1942年1月，作为中宣部部长兼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张闻天决定主动离开机关到乡下基层进行社会调查，临走前，他对院里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至于现在的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可以想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典还没有在中下层领导和群众中普及的时期，所谓的“教条主义”只可能发生在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之中，这些干部往往是那些曾经去过苏联学习或者工作的人，那么，毛泽东对国际派的针对性是不言自明的。所以，《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批评和嘲笑“红色教授”的社论与文章将那些具有理论工夫的研究人员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至于像王明、博古(1907—1946)、张闻天这样的领导人，则清楚他们的政治处境的不妙。1942年2月2日，也就是毛泽东进行《整顿党的作风》讲演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说：“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与裤子》，文章责令“红色教授”脱掉他们的“裤子”，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每个人的“尾巴的粗细不等”，因此，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的语言透露出残酷的幽默，在这些语言的后面隐含着尖锐的、你死我活的危机。
考虑到“红色教授”们的检讨和认识不会很快奏效，毛泽东开始利用更为广泛的力量，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社论，要求党员“倾听各种不同意见”，为了发动更为广泛的力量参与到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3月，毛泽东还曾起草了一份《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议(草案)》，告诫党员：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当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以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8]
概念的使用与普遍的号召产生理解上的歧义是非常正常的。当那些天真朴实的年轻人聆听了毛泽东的动员报告之后，很快就充满热情地开始对他们认为存在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评，他们似乎没有理解到整风运动的真正目的。
1942年3月9日，由博古担任社长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该报文艺栏很快登出王实味(1906—1947)的《野百合花》、萧军(1907—1988)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以及罗烽(1910—1991)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这些文章在延安这个三万多人口的城市掀起了政治大波。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谈到知识分子在延安的地位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尊重，普遍存在“首长至上”的现象，基层领导工作态度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缺乏民主作风，同志之间缺乏友爱与平等，妇女的地位需要提高，这些现象似乎与他们当初到达延安前的想象不一样。
1937年10月，王实味就到达延安，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之后由张闻天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几年里翻译了大量马列原著，并与张闻天、王学文（1895—1985）和范文澜（1893—1969）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因其性格和早年养成的五四精神的价值观，在文章《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里对于这个时候延安存在的问题给予了生动与富于理论色彩的批评。王实味对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现象、对等级制度的思想和历史进行了分析，在理解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的前提下，提示了有可能出现的旧秩序。他将那些“黑暗面”提示出来，希望人们注意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王实味直接借用了毛泽东惯用的词汇“天塌不下来”，他完全知识分子化地以为这样的借用不过是过去城市知识分子相互进行论争时的习惯，而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借用改变了词汇的所指而侵犯了词汇后面的专用权力，何况王实味的确对毛泽东有所指：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
王实味希望“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发生，消灭黑暗的滋长”，他甚至警告说：如果让黑暗必然发生而不去给予防止，那么，“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
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唤起了在延安的、尤其是来自大城市里的文艺知识分子的共鸣。可是，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发出了警告；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这个决定强调了“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起草的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指明王实味“错误的观点，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4月13日，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做出初步检讨。之后，王实味被指责为“反党”、“反领导”；5月之后，范文澜、艾青、周扬、丁玲参加进了对王的批判；6月，王实味已经成为“反党分子”、“托匪”和“国民党特务”。
熟悉并且同意王实味的观点和思想逻辑的大有人在，那些从城市陆续达到延安的文化人或者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知识分子以及年轻人无疑非常熟悉他们当初的自由主义思想、艺术与文化生活，他们之间学术甚至政治观点上的尖锐冲突培养了他们随意而不拘环境地提出自己观点的习惯，他们认为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在到了延安之后，他们逐渐发现这里的环境不同于城市，想象中的自由与理想天地，被革命的需要给组织化和纪律化了，他们提出的意见被认为大都是“自由化”的。在文学领域，以周扬为中心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派”继续着“左翼”时期的“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观点对立，尽管“左翼”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学艺术家进行过有意识地引导与控制，但是，那些文学艺术团体的性质以及参与人员的范围决定了灌输任何意识形态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讲，尽管在《讲话》之前的延安文艺已经普遍地表现出对延安生活的反映，但是知识分子圈子里的自由观念仍然被认为是合理的。然而，自由主义的言行或者说“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在习惯于军事生活和严酷的政治现实的中共领导人和干部来说不仅是不习惯的，并且被认为是对革命有害的。基于王实味事件，毛泽东认为必须将整风运动扩大范围，对文艺领域也进行整顿，也就是说，在政治战线、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文艺领域进行他理解的马列主义思想中国化的全面整顿。
1942年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了解延安文学界的思想动向。毛泽东询问艾青：“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之后毛泽东又约刘白羽（1916— ）进行了三次谈话。期间，毛泽东与在鲁艺任教的何其芳（1912—1977）、严文井（1915—2005）、周立波（1908—1979）、曹葆华（1906—1978）、陈荒煤（1913—1996）、姚时晓（1909—2002）到杨家岭进行了对话。按照刘白羽的说法，“当时是党中央批评我们这些人身上存在的在文艺思想方面的混乱和错误。”刘白羽明显感到此次毛泽东的约见与往常轻松的空气不一样，“这一次去后觉得气氛有点不同”，“他平时谈笑自如，像是老朋友絮语，而这次却没有”。毛泽东“开门见山讲了两句话”：“中央把边区的经济问题整顿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整顿文艺问题了。” “会前，陈云（1905—1995）专门把丁玲和我找到中央组织部去，他是组织部长，要我们站稳立场。”[9] 在这期间，毛还约见了丁玲、萧军、李伯钊（1911—1985）、欧阳山、草明（1913—2002）、舒群（李书堂，1913—1989）等人。
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共进行了三次。1942年5月2日，毛泽东以“引言”开始了问题的提示和引发，他希望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在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方面畅所欲言，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开会之前就已经清楚了这些知识分子的问题。[10]
不少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仍然带着他们在城市里形成的自由主义惯性——不论是对周遭环境的赞扬还是批评，而对于一个急需实现政治目标的政治家来说，过多的散漫不仅让人心烦，也可能会严重影响“革命圣地”的空气。那些在政治上仍然幼稚的知识分子在城市里已经听到过关于文艺的功能性表述，现在，毛泽东要他们更加明确自己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1]
毛泽东简洁明确的文艺工具论无疑使那些平时亲近毛的知识分子感到惊讶。在这里，我们必须对《讲话》的内容给予一个基本的叙述。[12]
“引子”发言一开始，毛泽东一方面将“五四”文化看成革命的文化军队，认为“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可是，即便那些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到了延安，也“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
毛泽东提醒所有的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至于党员，则“要站在党的立场”。这样的提醒不过是要所有的人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凡是没有经过党组织正式授权和同意的言行都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完全站错了立场。同时，延安完全不同于花花绿绿充满各色人等的大上海，不是国民党统治区，这里的群众结构简单，“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究竟要熟悉什么?毛泽东提及“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在谈到熟悉工人农民时，毛泽东再次陈述了这样的话：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这里，尽管毛泽东是在做座谈会的“引子”，事实上，他已经对于那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做了政治上的结论：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不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
有过二三十年代西方思潮浸染经历或者阅读西方著作的年轻人非常熟悉“五四”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人性的表述，他们在生活与态度上认可一种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几个阶级的“抽象的人性”。毛泽东强调的问题是：既然文艺工作者要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还不清楚呢?他提醒说，即便是同志之间的“爱”也必须进行分析：
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在5月23日的“结论”里，毛泽东向在座的人提到了他们非常熟悉的人物，他想告诉他们，即便是鲁迅也同意没有超越阶级的文艺。至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只要“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毛泽东将形式与内容看成是不同的纸与它要包裹的东西的关系。
尽管延安几乎没有任何产业，但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毛泽东还是把什么是为之服务的“人民大众”作了这样的顺序安排：
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鉴于毛泽东在紧随其后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进行的批判，所以，“人民大众”中的第四种人事实上是不能归入其内的。
毛泽东批评“许多同志”：“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这样的结果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可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文艺领域永无终止的观点冲突所形成的阵营划分在毛泽东看来属于“宗派主义”，所以他的逻辑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地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毛使政治和思想问题的解决和文艺问题上的解决合二为一。
在成文结论的第二部分，毛泽东涉及了延安文艺工作者讨论的问题，在“普及”与“提高”这对概念上，毛泽东将“提高”的性质作了提醒：“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鉴于“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他概括地说：“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明确了普及的重要性的后果是，将专家的工作的高级性暂时给予悬置。干部也许有水平理解高级与复杂，但是一般群众是难以理解的，所以，“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这样，具有通俗易懂的“群众的墙报”、“通讯文学”、“小剧团”以及“群众的歌唱”和“群众的美术”就成为专家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毛泽东提示专家们不要做“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
在论及党与文艺的关系时，毛泽东更为清晰地使用了阶级分析与政治斗争的概念。结论是：文艺服从政治。毛很快将他说的“政治”与阶级、群众联系起来，将在座的人关注的焦点引向一个脱离延安少数政治家、并且需要由党的实权领导人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断解释的方向：
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在这里，毛对王明等人进行了揶揄性的批判。[13]
针对文艺批评，毛泽东提出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毛再次将对政治立场的划分同艺术标准的划分联系起来，以表明所谓“艺术标准”是没有意义的。他希望从效果来判断作品的好坏。而作品的好坏又以是否“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来判断，可是，在群众思潮里谁又是对其性质给予合法解释的发言人呢?毛泽东甚至将“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与“反共的”的文艺作品看成一回事，认为都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它们共同的特点有可能是这样：“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
毛泽东非常清楚文艺自身的特殊性，清楚台下的那些知识分子对文艺本身特殊性的看重，他甚至可能完全清楚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问题。[14] 然而，他要求台下的人作如下思考：
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最后，毛泽东正面回答了他在座谈会之前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到的问题。针对“人性论”，他告诉台下的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此外，“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样，所谓的“人类之爱”就根本不存在了。他告诉他们：“暴露”与“批判”是有选择性的，必须基于一个正确的阶级立场。“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毛泽东有意识地避开了那些提意见的人所说的问题不是针对无产阶级本身而是一些发生在无产阶级政党统治下的延安的一些现象。尽管毛泽东还支持过萧军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与周扬商榷，陈述“太阳中也有黑点”的观点，但是，这位领导人最后还是将那些“暴露”“黑暗”的人视为“革命队伍中的蠹虫”。
毛泽东在提示了被认为是延安文艺领域的问题之后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现在，毛在称呼那些提出意见的人时使用的同志这个词被打上了引号，他们几乎被归入了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的意见被认为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既然如此，许多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成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就很容易想象了。
《讲话》既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建立，也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文艺”的开始。从此之后，文艺服务的对象、立场、观点与方法都必须接受党的不同级别文艺官员的检查与审定。在这样一个制度里，“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一个任何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因为一旦自己的作品被认为是出现了立场上的问题，态度上的错误，那么，不仅文艺创作本身将受到批判，而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肉体也有可能受到摧残。政治是至高无上的，但是，究竟文艺工作者服从了什么样的政治，必须由领导来决定，而这样的决定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基本上看，从任何一个方面加强党的领导和整顿思想作风的目的，是为了彻底地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支配地位。整风结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1945年中共七大，则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15] 而他关于文艺的思想理论就成为全党和由党所领导的文艺界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将政治领袖的文艺思想作为惟一要遵循的原则成为之后直至1976年之前还生效的教条，成为不同时期控制发言权的文艺领导人和权威在文艺领域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16] 《讲话》所明确的文艺工具论是如此地有影响力，其中的一段话成为数十年里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7]
1944年，周扬（1908—1989）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华北书店出版）里，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以及毛泽东对文艺的论述进行了分类：“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和“作家、批评家”五个部分。在“序言”里，周扬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解释：“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
1942年7月，整风运动进入高潮，鲁艺在28日到31日进行了4天的讨论会。在美术部的会场，师生们能听到检讨自己“对新的生活和新的描写对象是隔离着的”，“我们有时还会把贫血的、颓废的知识分子的姿态在画上赠给了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声音。华君武检讨说：“我曾经轻视普及。我长久住在都市里受了坏影响，所以我到现在还不能不说是眷恋马蒂斯所给我们的情调：一群金鱼，一扇百叶窗，一条人行道和自来水管子。到底是这些我要欢喜些，心理上长久地存留对农村生活的厌恶。”[18]
整风运动后期的“抢救”运动导致鲁艺师生之间残酷的政治斗争。对“特务”的甄别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艺术家从此开始体会到政治斗争的严酷性，他们对以后的政治运动产生了恐惧的心理，进而在政治上逐渐放弃任何怀疑的立场，开始养成一切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工作的习惯和政治态度，尽管这样的“习惯”和“态度”仍然不能避免他们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面临政治危机。
1、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15—816页。
2、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17页。
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
4、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37—838页。
5、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39页。
6、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
7、1942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听取了康生（1898—1975）等人对整风工作的汇报后明确指示：“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8、《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9、刘白羽：《毛主席为何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载《世纪》2002年第5期。
10、刘白羽在《毛主席为何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回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说：
“你那里作家不少，你把他们集合起来，把我谈的话念给他们听听，然后让他们发表意见。会有正面意见，可我更需要的是反面意见。刘白羽同志，我不是说兼听则明吗？”
毛主席对我说：“你是支部书记，你那里党员作家很多。”毛主席把《讲话》的前半部分跟我讲了，让我回去征求意见：“你听了意见后，第一、是向我讲一讲。第二、是如实讲，谁怎么样，怎么样，到底都有什么意见?”（《世纪》2002年第5期）
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870页。后面的引文如果没有表明出处，均引自这个版本。并省略页码。
12、“讲话”的正式文本由胡乔木具体执笔。刘白羽回忆说：“稿子是乔木写的，乔木接替艾思奇(艾调《解放日报》工作)当文委书记，直接领导我。”（《世纪》2002年第5期）
13、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
14、正如丁玲多年后仍然没有敌意地理解的那样：
我以为毛主席以他的文学天才、文学修养以及他的性格，他自然会比较欣赏那些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甚至也会欣赏一些艺术性高而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东西。自然，凡是能流传下来的艺术精品都会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但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他担负着领导共产党、指挥全国革命的重担，他很自然地要把一切事务、一切工作都纳入革命的政治轨道。在革命的进程中，责任感使他一定会提倡一些什么，甚至他所提倡的有时也不一定就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但他必须提倡它。(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56页)
15、1941年2月，由张闻天担任院长的马列学院教师张如心（1908—1976）在他的《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里开始使用“毛泽东的思想”的概念，2月18日，他在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怎样学习毛泽东》里开始阐释“毛泽东主义”的概念;1942年7月1日，邓拓（1912—1966）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1943年7月，王稼祥在他的《中共与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里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5年，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1936年10月，斯诺准备离开苏区，他在一棵大树下与正在给红军大学的学员们讲课的张闻天道别，在这个时候，他相信毛泽东作为普通人的特征：“尽管人人认识他尊敬他，却没有——至少迄今还没有——对他搞英雄崇拜的那一套。我从未见红色中国有谁夸张地使用‘我们的伟大领袖’一词，也没听到把毛泽东的名字用作中国人民的同义词……”(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可是在几年后的中共七大会议上，张闻天在检讨自己的错误时已经开始将毛泽东的思想与感情同人民的思想与感情重叠，“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以至“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参见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共党史资料》第53辑）
16、周扬在1952年就说过：“我们在文艺工作上所获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是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而当他说“比起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来，文艺工作的成就还是太小了”的时候，他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还是不够”。（参见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组编：《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内部发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52页）
17、列宁在他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里的原文是：
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组编：《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内部发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36页）
到了1949年，毛泽东可以非常自信地代表他所说的“人民”向帝国主义的美国说话了：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不过，在1949年之后，究竟谁是人民中的一员?而谁的发言权又将被剥夺?就没有仅仅是将国民党政权作为反动派打倒这样简单的了。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人民”的概念是由发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发放权力的人来决定——如果他的权力还没有被党剥夺的话。很快人们会看到，尽管他们可以在那些五彩缤纷的作品里看到健康的笑脸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场面，但是，只要动动脑筋，他们同样也会发现，艺术家及其艺术工作经常不过是剥夺和被剥夺这个无休止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政治工具的一部分。
18、黄钢（1917— ）：《平静早已过去了！——延安鲁艺整顿学风的辩论》，《解放日报》1942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