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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目前我们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市场与学术的网络娱乐化问题。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还没有现在这么突出。由《功甫帖》引发的网络大战，将纸媒也卷入其中。收藏家、学者、鉴定家、投资人、经纪人、爱好者和普通观众都纷纷现身网络。微博和微信成为最快的传播载体。
在书画鉴定领域，以前学术和市场泾渭分明，互不相扰。即使像上个世纪90年代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关于董源《溪岸图》的大型研讨及其辩难也是在学术界内部展开的，反映了当时学术的自由和胸怀。而今天的《功甫帖》真伪之争凸显了市场和学术势不两立的尖锐矛盾。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又把它发酵成大众的集体娱乐。“《功甫帖》事件”这个专有名词在我看来是“《功甫帖》娱乐事件”。
有人说“学术不能干预市场”，这个前提好像是学术已经干预了市场。所谓“干预”就是学术使买卖双方的交易中止，据我所知，买卖双方顺利地完成了交易，至今都两厢情愿。那么学术干预了什么呢？说到底，学术干预了媒体，特别是网媒和纸媒，发酵了娱情，调动了网民抑或网友的抒情和评论嗜好。《功甫帖》已不再是一件古董(无论真赝)，已然是一部好莱坞式的电影大片，或者是正在热播的《纸牌屋》之类的超级连续剧。这已经不是究竟学术干预市场还是市场干预学术这么简单的二元对立问题，也许已经有更大的力量在同时干预学术和市场，只是我们熟视无睹而已。
总有人拿《功甫帖》事件与当年的《溪岸图》事件类比，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当年方闻先生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邀请的专家都是相当资深和职业的，不是艺术史学者、博物馆研究者，就是古书画鉴定家。在这个讨论会举办之前，方闻和何慕文专程带《溪岸图》的红外线照片来到北京，请启功、宿白、王世襄、杨新、王连起、单国强等先生来观看，我也在受邀之列。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专业学术问题不需要大众投票，即使判断专家的结论也需要更专业的学术背景和鉴定经验。美国博物馆的古代收藏品的真伪问题会由美国的民意和票选来决定真伪吗？显然不会。此前在曹操墓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出了文物考古、学术争鸣被过度娱乐的趋势。
学术可以分成专业学术和业余学术，就像中国围棋界一直有职业选手和业余选手的比赛一样，同样泾渭分明。上世纪9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购藏了北宋张先的《十咏图》卷，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青年教师吴敢曾撰文质疑这件作品的真伪，见仁见智，至少这是很专业的质疑，主张购藏的是专家，质疑的也是专家。学术民主的含义是学术界的民主，而不是外行参与的“学术民主”。学术的结果是为普通民众服务，但非专业的普通民众不能主导学术。由娱乐主导的学术一定是最蠢的学术。
作为收藏家，喜欢就买。作为学者，有问题就去质疑。这是健康的社会。收藏家对专业投入得多，慢慢也会成为专家，像张珩、王季迁、徐邦达、谢稚柳等都是这类专家。娱乐参与的论争和博弈成了自尊心的问题，谁都输不起。我相信上海博物馆的三位专家是认真的，我同样相信龙美术馆的鉴定团队也是认真的，但部分商业媒体是嬉皮笑脸的，至少是伴随着嬉皮笑脸。在这里，各路发言人都以专家自居，断论式的，不容置疑，一言九鼎。
必须承认，科学的书画鉴定还很年轻，在国内外的发展也就半个多世纪。张珩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书画鉴定之学”。方闻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尝试用西方的风格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画的断代，成功地解决了一些早期中国画的时代问题。他一定也是按照这套方法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藏了董源的《溪岸图》，可还是引起了巨大分歧。学术不是全能的，但没有学术则是万万不能。台湾学者傅申先生对黄庭坚的《砥柱铭》也有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而傅熹年先生对《百尺梧桐轩图》的结论与谢稚柳先生的截然相反。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幸随当时的国家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为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学习目鉴，直接感受到了他们这代鉴定精英的学养、知识和经验，有共识也有分歧。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各有短长，所以才有了专家会诊模式，短长互补。
专家的质疑需要勇气。质疑的结果可能是新成果，也可能是旧代价。学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商业是一种当机立断的行为，成交不等人。受历史认识的限制，各大博物馆都有赝品收藏。低水平的赝品容易产生共识，“下真迹一等”的优质赝品容易产生分歧，同样目前超越当时学术讨论条件的作品也容易产生分歧。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的顾恺之《女史箴图》的时代至今都没有学术共识。我们对晋唐画的认识虽然部分地受到现代考古学研究和艺术风格学研究的修正，但很多认识依凭于晚明清初的书画鉴藏家的知识和标准。但他们的知识和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具有怎样的合法性？这就是我多年进行“知识生成研究”的动力和前提。
在我们这个时代，市场需要开明与自信，学术同样需要开明与自信。同时要警觉娱乐主义的大众文化在主导商业和学术的情形，那将会把严肃的学术研究引向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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