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符号学的内质可以各有不同。巴特认为，多数符号学系统都具有一种本来不介入意指(signification)作用的表达内质，而社会往往把一些日常用品用于意指目的，如衣服本来是用于御寒的，食物是用来果腹的，然而它们也可以被用来进行意指。比如雨衣是为了防雨的，但这种运用与某种气象状况的符号是不可分的。因此，意指及其符号具有隐喻性特征。
以《流行体系》为例
自20世纪以来，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引起了诸多理论家的兴趣。他们透过缤纷的时装、绚丽的广告，看到其背后隐藏的神秘的文化氛围。法国的文学家、理论家、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给了我们许多启发。从历史上看，近现代一些美学家开始尝试将符号学观念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为巴特的符号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巴特不断将符号学的研究扩展到服装、摄影、日常生活诸领域，巴特由文学界的影响走的更远。他的工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类似解放的工作，把对象从平庸中解放出来，从常识中解放出来，他让我们领会如何重新看待我们的周遭，如何用不同于常识和习惯的眼光看待一切。
符号学理论是巴特的结构主义阶段最重要的部分，本文即选择符号学时期的巴特，以《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1]为例对于他的理论形成过程进行求证和分析，意在将他的符号学理论置入文化实践中进行考察。
一、《流行体系》的写作缘起
1967年，巴特发表了《流行体系》，与以前的著作相比，其中写作的成分更少，科学成分增加。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符号学家、现代文学批评家和结构主义者的巴特功成名就。他与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以及列维-斯特劳斯被誉为“四个火枪手”[2]。
“结构”一词最初只具有建筑学意义，直到“结构主义”出现，其应用于全部人文学科主要得益于语言学领域的发展。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活动，却非以哲学为基础；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活动。弗朗索瓦·多斯认为，结构主义之所以能显赫一时，原因有二：第一，结构主义承诺提供严密、精确的方法，并希望在寻求科学性的征程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第二，它是思想史上一个特殊时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批判意识发展的关键时刻。它要达到双重目的：既要大胆竞争，又要反对主流文化。巴特在接受语言学理论后迅速消化并应用这种理论，并发展了符号学理论，带领社会学科迈向科学的境地，成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领军人物。但是巴特没有沉浸在结构主义的网络中不能自拔，在1970年的《符号帝国》和《S/Z》之后陆续发表的著作与他通过格雷马斯发现的索绪尔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在他并不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巴特再次转变了理论：他与结构主义分道扬镳了。
《流行体系》写于巴特在高等研究学院任职期间，它的前身是一本博士论文。巴特宣称这是一本建构方法的书，他把索绪尔的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将借自语言学的符号学理论运用在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上：书写的时装。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一趟有耐心的旅行，并把它作为证明书写的流行服饰的一种新个体。我们的确能体会到巴特的耐心，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语言学中的专业术语建立起数学公式般的流行系统，并拒绝对意象的诉求，因此全书不用一幅插图。然而，在视觉文化的研究中，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往往被当作理解视觉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方法，这似乎与他在本书中阐明的拒绝意象的立场有所矛盾，其实不然。巴特正是通过叙述描写来分析书写的时装的符号学意义，并洞悉作为流行文化的时装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域的社会的、哲学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情境或结构之中产生的意义。
二、从《流行体系》对巴特符号学理论的初步探究
《流行体系》是巴特结构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实践作品。在巴特开始讨论符号学系统时，他已在“今日神话”以及《符号学原理》和其他这一时期的论文中有所描述。从《流行体系》的结构来看，此时的巴持有强烈的科学化的理想。行文中随处可见数学化的公式和图表，仿佛是一篇富有逻辑的科学论文。往日的幽默和随笔式的松散一扫而空。这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困扰。在这一章中，笔者尝试从此书的内部结构入手，并重点阐释书中的重要概念，使其以更明晰易读的姿态呈现出来。
1、语言学结构在服饰现象上的应用
巴特解释道，他最初的目标是研究“真实的服装”，他的计划是重建真实服装的语义学（将服装理解为穿着或至少是摄影的），然而很快他就意识到必须在真实系统分析和书写系统分析之间抉择（这个抉择很大可能就是上文所论述过的）。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仅仅集中于书写的时装。正是因为巴特的对象是言说中的衣服，索绪尔早先的构想超出语言但涵盖语言的一般符号理论才有可能实现。如巴特证明的，流行体系怎样运作是精确的：它通过一系列的结构经过真实的服装，直到它最后以一个意义，一个符号与公众相遇，这完全是语言学的。巴特自问：“是否有什么实体系统，有某种量值系统，可以无需分节语言(language)而存在？言语（speech）是否为任何意指规则不可缺少的中介？……人们注定要依赖分节语言，不论采用什么样的符号学都不能无视这一点。或许，我们应该颠覆索绪尔的体系，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索绪尔最初提出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对立范畴是很有用的，它促使符号学有勇气能自立门户。
于是，巴特把服装分为三种：意象服装(Image-clothing)、书写服装(Written clothing)和真实服装(Real clothing)。
其中，前两种服装都统一于两者所代表的现实中的服装。在此，巴特借助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概念来解释服装体系，这也是符号学直接引用语言学的最主要的内容。巴特之所以没有选择真实服装而选择书写服装来研究就是出于符号学的复杂性的考虑。他应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知识，将流行服装杂志视为一种书写的服装语言来分析。将这种书写的服装看作制造意义的系统，也就是制造流行神话的系统。所以，他说流行杂志只是一台制造流行的机器。他选择了1958年至1959年（从6月到6月）的《她》（《Elle》）和《时装之苑》（《Le Jardin des Modes》）进行研究。
2、符号学理论的作用：区分服装的能指、所指和意指
在索绪尔的理论中，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表示意义的形式，他称之为能指（signifier），被表示的意义，他称之为所指（signified）。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具体结合就形成一个任意的实体。”[3]
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巴特指出，索绪尔把所指称作概念清楚地指出了所指的心理性。即：“牛”这个词的所指不是牛这种动物，而是它的心理形象。接着他得出这样的纯动能性的定义：所指即记号（符号）的两个关系项之一；使所指与能指相对立的唯一区别是，能指是一种中介物。于是，巴特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上发展并建立起符号学系统。在他看来，符号学的记号（符号）与语言学的记号类似，它也是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如图所示：
符号学的内质可以各有不同。巴特认为，多数符号学系统都具有一种本来不介入意指(signification)作用的表达内质，而社会往往把一些日常用品用于意指目的，如衣服本来是用于御寒的，食物是用来果腹的，然而它们也可以被用来进行意指。比如雨衣是为了防雨的，但这种运用与某种气象状况的符号是不可分的。因此，意指及其符号具有隐喻性特征。
3、语言与书写服饰符码间的符号学分析
巴特提出，流行可以以一个简单的公式描述。一个意指单元的母体可以用一个意指作用的对象物（objetvise），一个意指作用的支撑物（support），一个变项（variant），那么“有一件宽松罩衫的裙子”可以用以下方式表述[4]：
裙子有一件宽松的罩衫。
O V S
我们可以立刻思考变化的例子：
裙子有一件粗布的罩衫。
O V S
很明显，这个公式的一个首要特征就是它突出的重复性。一旦一个成功的公式建立起来了，它就可以一遍又一遍被修订，对于变项的支撑物用一些极简单的调节。我们要注意，OVS也可以被转化[5]：
O·(S.V)：一件长袖羊毛开衫领子敞开
O S V
(V.S)·O：高腰的晚礼服
V S O
(S.V)·O：领子小的是（运动）衫
S V O
我们也要注意分层的母体的可能性[6]：
一个搭配得当的组合，草帽和帽衬
S1 S2 S3
V O
而甚至也有可能用一个单词就能包含OSV[7]：
今年蓝色很流行（蓝色同时是对象物、支撑物和变项）
今年的流行≡（颜色）蓝色
OS V
巴特认为，建立组合（用·表示）和同义（用≡表示）组成的链条能用一系列大量的元素并建立基本的信息。我们对于广告世界的建立过程是极其熟悉的。在广告的世界里，大量配置好的产品是被推荐然后卖给人们的。流行体系的各种符码因此就是由变化的所指到能指再到新的所指这样工作的。当我们穿越这些层次，我们进入到更彻底的内涵或含蓄的意义的领域。终于，我们在这看到所指意味着其它的外延。
4、多种系统的意指
巴特认为，意义的制造是有限度的。在书写服装中，这个限度分为两类：系统限度和语段限度。[8]巴特把联想关系称为系统。组合段和系统的划分和配合帮助确立起符号学研究的意指单元，符号学的独立研究由此起步。
在巴特看来，符号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按照全部结构主义活动的方案，建立不同于天然语言的意指系统的功能作用。巴特根据耶尔姆斯列夫的含蓄意指符号学发展了意指系统。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构成表达面，所指构成内容面，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为意指作用。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而流行表述至少包含两个信息系统：一是特定的语言系统，即一种语言（如法语或英语）。二是服饰系统，取决于服装（如印花布衣服、饰件、百褶裙、露背背心等等）指涉的是世事（大赛、春天、成熟），还是流行。[9]这两个系统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第一系统构成第二系统的表达层，如图示：
我们可以把这个表格简述为（ERC）RC。其中，系统一与直接意指（denotation）层面相对应，系统二与含蓄意指（connotation）层面相对应。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含蓄意指的能指由直接意指构成，按叶姆斯列夫的说法，含蓄意指的所指就是意识形态。
第二种情况：第一系统构成了第二系统的内容层，如图示：
其中，真实符码构成元语言的所指，元语言同时又是直接意指，元语言或直接意指的能指和所指则构成了含蓄意指的能指。经由修辞系统，已在整体上覆盖了服饰符码，因为它使意指表述变成了新所指的简单能指。至此，符号学和意指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明确了。
含蓄意指所指涉的内容已不再是真实事物本身，不再是服装或饮食的实物或模拟实物，其隐喻含蓄的内涵意义，对于真实事物而言，所指涉的是一种空无，即已是隐喻指涉的社会心态、意识形态观念和文化现象等。在巴特看来，服装和文学具有一样的意义功能，在空无之中，可以蕴含无限的意义。书写的时装的物质材料是语言，语言中沉淀着历史中形成的权势，巴特以对袭用的语言的破坏和支解的否定过程表现叛逆传统的意义。后期他从消解和破坏中找到希望，并在具体的实践中尽情感受着人的能动性的巨大魅力。直到他提出“作者已死”，其实他正是要毁灭权势传播的媒体，使真正具有自主意识的人获得新生。这也是他在分析流行时装时所想做的。
5、修辞的系统
林志明认为全书主体的第二部分，修辞的系统是巴特先前作品《零度写作》和《神话学》的直接延伸。但与《神话学》相比，《流行体系》的分析显然更为系统化。它分为四章：修辞系统地分析，能指的修辞，所指的修辞和符号的修辞。修辞系统统领能指的修辞，所指的修辞和符号的修辞。巴特把能指的修辞称为服装诗学；把所指的修辞称为流行的世事；把服饰符号的修辞称为流行的理性。这三种修辞具有同一类型的能指和所指，巴特把前者称为服饰写作，把后者称为流行理念。
修辞系统中，符号是能指和所指、服装和世事、服装和流行的统一。但时装杂志不会公开的去表现这种符号，而是通过修辞，转换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并用其他关系的幻象替代了纯粹的同义关系。修辞学符码包括，举例来说流行体系希望他的读者所接受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符号。巴特对于流行体系的研究领导了重建或解析这样复杂的符号系统的最终产品：神话。流行—作为“神话”的形式，把人工的转换为“自然的”符号，然后隐匿起它已经转变的事实。以同义与组合为基础，流行体系最终表现出这样霸道专横的关系，就像它们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或一种不可避免的法则。如巴特所说：“众所周知，流行是至高无上的，其符号是武断随意的。因此它必须把符号转变为一种自然事实，或理性法则。”[10]
三、对罗兰·巴特符号学理论的再思考
当我们讨论一本书的意义或影响时，总会做出一些错误的评估。就好像影响只是作者无关紧要的东西。笔者不想妄下结论，但还是要说，《流行体系》的影响之一应是让我们再度斟酌那些平凡的东西。
也许每一个读过巴特的作品的人曾为他的新观点和新理论所激动雀跃，一旦日后他放弃这种理论甚至嘲讽再三，是会让人感到不快的。但是笔者也坚信，如果巴特是个一成不变的理论家，也许他获得不了这样大的名声，正是因为“变色龙”一样的善变个性，才使得他充满了个人魅力和学术上不断更新的可能性。虽然斯人已去，但是巴特却有着“不间断”（ongoing）[11]的影响，苏珊桑塔格说：“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12]
罗兰·巴特的思想在人文学科的许多不同的领域都有极大的冲击。没有一个热衷于媒体课程，或从事文化研究的学生能忽略巴特的工作而继续进行。摄影术的理论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巴特在该领域开辟的道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仍受他的影响。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与巴特生活时已经非常不同了。笔者认为，研究《流行体系》一书的价值不是为其盖棺定论，我们并不能将其当作屡试不爽的“红宝书”，而且这也不是巴特所希望的。巴特在书中表现出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性的追求正是法国结构主义持久的生命力所在。对这本书的批评也好，修正也好，都不代表它在方法上的衰退和被超越。恰恰相反，作为人文学科的成果，《流行体系》正是在这种不断被解读的状态中才会达到“永世长存”。近年来，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在设计界和大众传媒中被广泛应用，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学术史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被奉为权威工具的遭遇。然而由于符号学方法是由研究者个人操作的，因此不可避免符号选择的任意性，脱离符号产生的社会环境，生硬地把西方理论联系实际分析框架照搬照用。在不同语境下进行符号学分析，就要特别注意研究的领域和对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罗兰·巴特自始自终一直表现出对语言的密切关注。他借鉴了语言学，并敏感的发现人类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服饰、饮食、汽车、家具都有自己的符号系统。包括时装、广告在内的流行文化如今已成为文化领域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能使人们更好地把握整体文化发展动向。由于流行文化与我们整个社会变迁有紧密联系，通过对它的研究能深入了解这些特点。
注释
1有些译著将Roland Barthes译成罗兰·巴尔特，本文采取《流行体系》中的译法统一译为：罗兰·巴特。有些译著将《The Fashion System》(法文原名：System de la Mode)翻译成《服饰系统》，本文也统一译成《流行体系》。至于援引参考书中的名字则还是按照原书的译法列出。
2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弗朗索瓦·多斯，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P6
3普通语言学教程，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7，p103
4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罗兰·巴特，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p64
5同上 p83
6同上p83
7同上p86
[8]同上p184
[9]同上p39
[10]同上p294
[11] “Barthes had,and continues to have ,a complex and ongoing influence which it is a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ody as it was in 1980 or 1990.”——Roland Barthes，Graham Allen，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Canada by Routledge,2003,p135
[12]符号学原理，罗兰·巴特，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p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