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编著《史记》
司马迁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借蔡泽之口，道出了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往而知返，功成必退，否则灾祸降临。蔡泽向当时如日中天的秦国的国相范睢劝说道：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翠鸟、天鹅、犀牛、大象，其处势并不是不远，然而所以死亡，是因为被诱饵迷惑。苏秦、智伯聪明到极点，迷惑于贪利不止。因而圣人制礼是为了节欲，物取于民要有适度，使之以时，用之以止。“立志不溢、行为不骄，常与道俱而不失，天下承而不绝”。从前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直至葵丘之会，有骄矜之志，九个国家一起反叛他。吴王夫差用兵无敌于天下，自以为勇强而轻视一切诸侯，并侵略齐、晋，遂以杀身亡国。
接着蔡泽讲了“四子”功成未退，终至祸亡的故事。商鞅为秦孝公所重用，实施变法，禁奸滑邪恶之人，尊崇有爵位之人，给予赏赐，而对有罪者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开阡陌，劝民耕种，一室无二事，或者尽力种田从事畜牧业，或者进行作战训练，由于这样秦国一旦打起仗来就能夺得许多土地，如果不打仗了人民从事生产国家就会富裕，所以秦国无敌于天下，在诸侯中威望显赫。商鞅变法成就了秦国军事、经济强于他国的大业。功已成矣，而革新者商鞅却在国家权力交换之际，即秦孝公的儿子秦惠王登台之时，被车裂而亡。
楚国地方数千里，兵力上百万，秦将白起率数万兵力与楚战，一战夺得鄢、郢，再战吞并蜀汉。又越过韩、魏而攻强赵，诛屠四十余万之众，长平之战，血流成河，沸声若雷，遂包围邯鄣。楚、赵本是天下强国，秦之仇敌，从此以后，楚、赵皆惧怕并跪伏于秦了，秦终成帝业，这是白起的功劳。他的一生攻取的城池有七十余处。功已成矣，秦昭王寻找借口赐剑死于杜邮。
吴起为楚悼王变法，削减大臣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罢勉无能之人，减冗官，杜私门，禁止无业散民，奖励从事耕战的人，南收杨越，北并陈、蔡，既破连横又破合从之计，使得游说人士无话可讲，禁朋党，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在国家权力交换之际而终被诛射而死，并杀吴氏宗亲七十余家。
大夫文种为越王深谋远略，使越国免除了会稽之危。他为了国家的生存宁可自己冒着死亡的危险，自己受辱而引以为荣，开垦荒地作邑，开辟田地种植谷物，率四方之士，尽所有人的力量辅助越王勾践，终于报了夫差灭国之仇，擒强吴，令越成霸业。然而，功已成矣，有人谗言种作乱，勾践即赐剑杀死了文种。
此上四子，有两人商鞅和吴起，死于国家权力交换之时，即死于继承权力的君主之手，这两人都是改革家。另两人白起和文种，一为谋士，一为武将，都死于旧君主之手。
蔡泽在举了上面四个例子后说：此四人，功业已成却不知道离去，终至灾祸临头。这就叫做“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返”，意思是，只知道忠诚守信，但不知道弯曲；只知道往前，而不知道返回。
蔡泽继续说：今天你为秦相，总是在国王左右谋划，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国家的事情，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徒，使六国不得合从，修筑千里栈道，通于蜀汉，天下皆畏秦，你的功太大了。现在正是秦分功论赏之时，如果你现在不退，那么商鞅、白起、吴起、大夫种的结局在等着你。我听说：“以水为镜的人能知道自己的面貌，以前人为镜的能知道自己的吉凶”。《尚书》上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四子之祸，你要居于哪一种？你何不于此时归还相印，让贤人担当此职，你退而隐居山川，必定长为应侯（范睢被封为应侯），世世称孤，并且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的美誉，又享有乔松之高寿。假如你不能自离，疑而不决，必有四子之祸！
范睢听从了蔡泽的劝告，称病以归相印，终老一生。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情呢？从本质上说是由中央集权所决定的。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是也。即使臣子没有篡权的想法，但君主还是视你为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的潜在敌人，因此不惜嫁祸于你，并使你蒙受不白之冤。可以说，只要存在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这样的事就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