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负责人找到“新刻度小组”。
“那是我最绝望的时候。”当时是小组成员之一的王鲁炎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说。
▲ “新刻度小组”成员 左起：陈少平、顾德新、王鲁炎
“新刻度小组”于1988年由王鲁炎、顾德新与陈少平三人共同成立。他们主张用数学的方法取消艺术家的个性。这不仅与当时以张扬个性和非理性为主导的中国本土艺术潮流相反，同时也是对整个以西方为核心的艺术发展史的挑战。
西方的当代艺术史是一部不断打碎和重建的历史，但是有一个存在并没有被挑战过——艺术家的个性。从文艺复兴开始强调人的价值，西方文化中越来越重视个性的价值，当代艺术中艺术家的个性更是被放在首位。
“新刻度小组”取消个性的主张并不仅是停留在宣言的层面。小组成员们用了7年的时间，用数学以及合作的方式将个性取消。
▲ 工作中的“新刻度小组”
他们选择使用数学的方法是出于观念的需要。因为如果要取消艺术表达的个性，就不能使用能够负载个性化价值或者情感表达价值的艺术语言，比如色彩、线条、解构以及构图等，这些语言都无法避免的会传递出艺术家的个性或是情感。
他们发现只有数学的数量关系是最纯粹的，不负载任何人文热情与情感表达。
除了数学，通过合作来制定规则并执行是“新刻度小组”消除个性的另一个方法。
由个体制定的规则从一开始就是个性化的产物。由合作制定出来的规则会使用更为复杂的被小组成员严格地执行。
当年“新刻度小组”在跟策展人谈论他们的艺术观念和方法时，有的策展人会非常频繁地看手表，甚至打哈欠。
“我们对这样的反应非常兴奋，你可以通过专业人士厌恶的表情，来判断你在背离他们固有观点的道路上走了多远。”
▲ 董冰峰整理的“新刻度小组”工作文件：解释过程叙述、测量规则、部分测量符号、解析说明、测量模型、解析模型
在成立后的7年间，“新刻度小组”创作的作品是五本书，每本书中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规则各不相同。慢慢地，他们参加的展览越来越多，机会也越来越多，展览的级别也越来越高。
1991年，“新刻度小组”作品《解析1》参加了费大为在日本福冈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家展——（非常口）”；1993年《新刻度小组作品2》参加了香港艺术中心举办的“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1979-1989）”；1995年，《新刻度小组作品3》参与了新柏林艺术协会（NBK）举办的展览“约克尔与'新刻度小组'的对话”，之后《新刻度小组作品4》出现在了德国埃尔富特举办的“构形展2”上，同年，《新刻度小组作品5》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圣达莫尼卡现代艺术中心参展“来自中心之国 中国当代艺术15年”。
▲《解析1》中的部分内容，图片来自费大为的微博
作品受到认可，新刻度小组的成员们感到开心，但是也非常沮丧。
“我们想在既有价值判断之外进行思考和创作，想做人们无法判断的艺术。”
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开始越来越受到正统艺术体系的认可，这让小组成员们开始质疑他们自身的超前性。另一方面，在历经7年完成了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艺术观念与方法后，他们本身也已经开始讨论小组继续存在的理由。
最终，古根海姆美术馆的上门到访，把他们推向了必须做出决定的十字路口。
▲《新刻度小组作品3》
他们请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在房间里等候，小组成员则来到了另一个房间，组织决定是否解散小组。
然而对于是否解散小组成员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人认为继续延续和推广“新刻度小组”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也有人认为，机会并不能成为小组继续存在的理由，即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此前提到的规则机制在这时发挥了作用：在必须做出决定意见又不统一的情况下，小组实施多数人原则。
结果两票否定一票，小组强制解散。
他们走出房间，对等候着的美术馆工作人员宣布：对不起，小组没有了。
与小组解散相伴的，他们还销毁了成立7年来的所有手稿，“新刻度小组”就此告别了他们的时代。
▲ 费大为关于“新刻度小组” 的微博
这样的“谢幕”多少令人惋惜。所有推动艺术史发展的艺术家或者艺术家群体，都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没有真正拒绝进入艺术体系，即使他们最初反对这个体系中的一切甚至体系本身。
“新刻度小组”则坚定地用消解自身的存在贯彻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没有选择打破权威，从而成为一个新的将要面临后来者挑战的权威，他们选择了以解散的方式“在场”。
“新刻度小组”用他们极端理性的方式在艺术史上留下了极浪漫的一笔。
这样的“在场”方式在概念上与操作上都是几乎无法被超越的，但它又并不是常规意义的在场，既可以说是在场，也可以说是缺席。直至今天，这样的悖论困境，包括始终保持质疑与自我质疑的价值观，依然对小组成员中唯一还在活跃创作的状态王鲁炎有着至关重要意义。
▲ “新刻度小组” 成员与德国艺术家巩特尔·约克尔
图片资料致谢王鲁炎、北京公社以及费大为先生、董冰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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