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行为，为何艺术——杨志超的几件行为作品

《种草》行为现场

为何行为，为何艺术——杨志超的几件行为作品

文︱艾未未
 
出生于甘肃省嘉峪关的杨志超近些年来完成了若干行为艺术作品。《四环以内》—1999、《嘉峪关》—1999-2000、《烙》—2000、《种草》—2000、《藏》—2002、《吧》—2003等。这些作品的原始观念和完成方式充分地体现出杨志超个人清晰、完整和朴素的语言风格。作为一个艺术家，杨志超生活着、行为着，艺术在这里仅仅是存在方式的特殊记录。几乎杨志超的所有作品均直接而率真地与他的个人经验、生活环境难解难分。艺术的语言在这些作品中以思考和记录的方式再现。而这些思考和记录的过程又正是生活本身的内容。致使这系列作品在风格上排除了过于做作或含糊其词的可能性，同时带给观众以智慧的反讽和痛楚的震撼。这种“硬”性作品由于其直白和对抗性，使观者常常被迫于共同体验和强制性的感受之中。个体在这里又一次验证自己的存在时，成为众人的经验、感受的载体。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既是我们是个人的，同时是群体的，个人的经验即是人类的经验。当对一个人的身份有所质疑，人类的身份将不再有其尊严；当一个人无家可归，我们均流离失所。

杨志超：真相说出来是血淋淋的

库：库艺术（以下简称库）
杨：杨志超（以下简称杨）
采访人：习普

第一件行为作品
 
库：你的第一个作品还记得吗？

杨：1987年的《滚画布》，偶发艺术。正值五四青年节，在当地五泉山公园做一个纪念性活动。活动邀请了中青老年的艺术家，还有一些学生共同参加这个活动，想搞的热闹一点，结果这个热闹无形中演变成了一次行为活动。我们那会儿想创新、破坏性的寻找一种东西，正在寻求期，结果机会突然就来了。那个形式很有意思，画布有100米长，一人一块。拿个盘子弄点墨，写书法、画国画都行，可年轻人去了一看，很反感搞这么老的东西。我们一商量就给它滚了。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是偶发性的，还没缓过神来呢，画布就给卷起来了。

库：这件事破坏了现场，也把你自己给束缚住了，事件以后是怎么受处理的？

杨：公安局都介入了，说是搞破坏，牵扯很多人，所有参与者全叫到市局做了口供调查，最后备了案。

库：最后怎么定性的，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

杨：不清楚。

《种草》

种草

库：你最著名就是《种草》这个作品。它一方面给人很好的诗歌韵律感，另外一方面，你把草与人二者暴力又亲密的矛盾关系体现得隐晦而深刻，那么你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杨：关于种草之前的一些构思和实践，我已经有过不少了。也就是说这件种草的作品也不是突然就产生的，2000年之前我已经做了好几件作品了，其实你仔细分析都有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认识和判断。

库：我知道你之前做这个作品之前做过两个作品《精神病院》和《四环以内》。

杨：这主要跟我个人的认识有关。我出身在铁路系统的一个最边缘的地带，那里人的文化教育很低，大家都是些大老粗，在我们那个不大的环境中，发生了相当多的暴力事件。这也是我创做作品的一个动因。

库：我觉得你早期的这些经历至少给你对这个社会，已经设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在你的作品《种草》当中，草这种脆弱又顽强的生命物质，以一种亲密而诡异地方式跟人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是很暴力的。这种感觉又跟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很相似，这是我最喜欢这个作品的一点。暴力特别是在文明时代社会中，它往往是被谎言所遮盖的。比如说娱乐文化，会教给大家一种机制，让人主动回避、消费、淹没，甚至排斥暴力。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中出现了暴力，整个公众反映都是希望把这些暴力的信息给清洗掉，整个集体意识都是这样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没有改变过。

杨：其实这是我们的教育方式误导了大众，显现暴力就是一种揭伤疤行为，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揭示真相就是他们的职业。

库：对，所以说很多艺术家在显露暴力，或者显露这种隐藏在社会肌肤之下的不正常倾向，这使我马上就想到伪装，俄国大文豪别林斯基就说，当暴力去除伪装的时候，它才会真正的显现，这也是民众的一次次施虐和受虐的原因。当伪装没有被真正的解开，我们仍生活在谜团里，而这个谜团的中心点就是不断被设计的欲求本身。

杨：谎言其实更暴力，这里头就还是围绕着一个本质问题。因为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永远是谎言，掩盖了很多的真相。真相说出来是血淋淋的，不允许你再给它进行修饰了，当社会进步到现在，必须得有一个机制保证事实是可以如实呈现的。暴力我也反对，没有人不反对，那么为什么艺术家会采用这个方式呢？因为这种伤及身体疼痛的方式是唯一能触动人的方式了。暴力的手段也不是我们要选择的，而是这个环境提供给我们的，是整个机制里头存在的问题。

《中国圣经》

一个悲观主义者

库：传统文化我们一直在讲究人善，东方社会它是一个宗法社会，强调人的明智有灵，人的灵性区别于兽性。人不仅仅在于保存自我，也在成就他人，现在西方的精英社会，他们谈到最高的理念就是分享，像现在西方年轻的一些网络缔造者，比尔盖茨，扎克伯克等等都是提倡这个。现代人是跟网络互相绑定在一起的，现代人能够对整个社会机制有一个比以前更加完整的判断，我觉得是能够构成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我是持乐观态度的。

杨：我是悲观的，我是很坚定的悲观主义者，但是我的悲观不是消极，而是主动。

库：那么你悲观的主要来源，是不是和一些艺术家一样，是因为人的欲望？

杨：对，简单的说可以这么说，我们从历史上来看，是越看越悲观，越看越难受，这种历史的恶性循环使得灾难到一定程度定会重演，这个是很恐怖的。这种环境下我谈不上什么达则兼济天下，只能独善其身。

库：我觉得你的作品已经不再是独善其身，因为你的作品已经像病菌一样感染到我们了。

杨：那只能说很谢谢你的理解，我马上就到50岁的人了，那么作为一个50岁的人来说，通过这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再看现在社会的发展速度，再看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所有的这一切好像没有办法乐观起来。

库：应该说你一直在观察这种暴力，或者我把这个词汇转换一下是看到了整个社会的野蛮状态，或者说我们缺乏一个捕兽人，你觉得西方社会对社会野蛮的状况解决得好吗？

杨：至少目前还不错，历史上的确也有一些人文事例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譬如在民国时期有一些文人提出要用教育改造我们国民素质，胡适提出计划用一百年的时间。随着战争、新中国的成立，整个过程被中断。

库：所以我觉得传承非常重要！

杨：太重要了！我们现在很多艺术界争论的问题跟二、三十年代艺术启蒙争论的是同样的，提出的问题都一样。结局现在应该说略有不同，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全球化的背景。

库：那么再下一步的话你想做哪方面的工作？

杨：我现在这两年行为现场做的少，更多的是一些整理性的工作比较多。比方说《中国圣经》的整理工作。这里面全是百姓的日记。那时候是不能写一些隐私性的和政治相关的内容的。这上面90%以上都是大伙儿知道的。正验证了一个现象，这么多的人能在那个时候出现这么多共同的东西，是不是很荒诞?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这种高度统一，说明这个权利强大到了你根本无法设想的一种状态。像这类东西我是有兴趣的，这种整理可以使你更冷静。我以后的工作可能更喜欢跟人、历史有关，也跟我们当前生活有关。我还是喜欢尽可能挖掘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样更能看到一些闪光的东西。

库：你在通过整理这些东西修炼自己吗？

杨：那倒谈不上，其它学科解决不了的问题佛教都能解决，所以困惑从它那儿绝对能找到答案。但是具体东西你得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中去，我们社会对细节的填补太欠缺。我们需要知道真相是什么，这对后代，对整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我是非常爱国的人，我也是非常坚定的愿意为这个国家付出一切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关键在于他需要知道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库：对，他更应该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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