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一家博物馆如何为一座城市带来新生？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Bilbao）落成后的20多年间，其引发的“古根海姆效应”仍如神话般流传于业界，无数出自明星建筑师的新馆拔地而起试图复制神话，却无一能出其右。而在当下全球文化艺术机构共同的至暗时刻，再度探寻这一文化奇迹的秘密恰逢其时。
01
兴盛于衰败
驱车穿过内尔维翁河面上的La Salve公路大桥，一件巨大的红色“H”高耸其间，突兀而扎眼，与它背后“张牙舞爪”的金属建筑一脉相承。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门口，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的《红色拱门》（Red Arcs）©2022 Lizzie Shepherd Photography
每一所文化艺术机构都需要通过藏品定位自身的文化坐标，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也不例外。这件红色“H”是艺术家丹尼尔·布伦在博物馆成立十周年之际受其委托创作的《红色拱门》，而面前这座惊世骇俗的“怪物”就是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Frank O. Gehry）为之设计的建筑。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路易斯·布尔乔亚的“大蜘蛛”立于桥边，杰夫·昆斯十米高的《小狗》在另一侧“乖巧”地蹲坐，一切都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庞大展现着这座博物馆的勃勃雄心。
▲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Maman》，青铜、大理石和不锈钢，927×891×1023cm，1999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杰夫·昆斯（Jeff Koons）《小狗》（Puppy），不锈钢、土壤和植物，1240×1240×820cm，1992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回到上世纪80年代，毕尔巴鄂正处于衰退期——叛乱持续数年；造船业与钢铁业正在没落；失业率高达25%；环境污染、交通堵塞……1989年，西班牙巴斯克分裂主义组织ETA在该市用汽车炸弹谋杀了三名警察，折断了市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座老化的港口和工业中心在崩盘的边缘苟延残喘。与此同时，所罗门·R·古根海姆基金会正在勾画其欧洲蓝图。
▲毕尔巴鄂的1980年（左）与2018年（右）
1991年，巴斯克政府向基金会提议在毕尔巴鄂的港口区建立一座博物馆，并愿意投入全资经费进行建设。对于一座岌岌可危的城市，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注。彼时，未曾有人敢设想这里将会孕育古根海姆版图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一百五十个五彩玛丽莲》（One Hundred and Fifty Multicolored Marilyns），布面亚克力和丝网印刷，201×1055cm，1979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大卫·霍克尼：更广阔的视野”（David Hockney: Una Visión Más Amplia）展览现场，2012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20世纪中叶前，欧美美术馆建筑多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其特点是前墙、长廊和高耸的圆形大厅，庄严、低调，避免喧宾夺主。而古根海姆从一开始就未将建筑视为艺术品的容器，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纽约博物馆建筑已然展露其野心。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Noam Galai/Getty Images
在赖特去世20年后，年近70岁的普利兹克奖得主弗兰克·盖里成为不二人选。他设计的博物馆像一头布满金属鳞片的水边巨兽，使人们回想起这个国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光辉时代，巨大的体量使其得以容纳常规艺术机构无法承载的大型作品，例如理查德·塞拉的《时间问题》——馆中尺寸最大的永久性藏品，由七件钢板雕塑组成，总重1034吨，博物馆慷慨地为其提供了长达130米的展厅空间。
▲建筑师弗兰克·盖里
▲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时间问题》（The Matter of Time），耐候钢，尺寸可变，1994-2005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在采访中聊及馆藏对于大型作品的“偏爱”，毕尔巴鄂古根海姆馆长胡安·伊格纳西奥·维达特（Juan Ignacio Vidarte）向《时尚芭莎》记者阐释了其对空间尺度与艺术品关系的理解：“博物馆的建筑不应定义其中展出的作品。如果这是一座由长宽高为六米的展览空间组成的博物馆，它对某些类型的艺术很友好，但有限的尺度将限制展示的艺术类型——好比理查德·塞拉的雕塑。而毕尔巴鄂古根海姆恰恰拥有空间尺度上的丰富性，所以我们希望利用环境为参观者提供多种类型的艺术。”
02
坚守于危机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在一片质疑声中落成，此后取得的成绩却让冷言者纷纷噤声——落成首年便迎来了130万名访客，仅6年便将2.3亿美元的项目启动资金悉数收回，并为该地区带来1.75亿美元的收入、创造了4.5万个就业机会。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将其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独立报》称之为“一项惊人的建筑壮举”……无数头衔接踵而至。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以一所博物馆“挽救”了一座奄奄一息的城市，清晰地展示了文化艺术对城市的影响力。哈佛设计院提出了以其命名的“古根海姆效应”（指以文化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如今已成为全球众多院校的研究课题。而在成立后的第24年，它同全球所有文化艺术机构一样，正面临着一次全新危机。
▲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旅程：十年后》（El Viaje: Diez Años Después），布面丙烯，175.3×523.5×4.7cm，1961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驳船》（Barcaza），布面油画和丝印油墨，208×980.5×5.2cm，1962-1963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在采访中，维达特馆长向《时尚芭莎》记者介绍了该馆2020年的运营情况：“去年约有30万名访客，比通常120万-130万的人数下降了73%。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自2020年3月中旬以来，博物馆关闭了近三个月。尽管在六月再次开放，但西班牙和毕尔巴鄂都有进出限制，而以往我们70%-80%的访客都来自西班牙外。”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展览现场，2008-2009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突发危机前的灵活应对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近一年多时间内成为文化艺术机构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裁员成为几乎所有机构的不得已之举， 即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等大型机构也未能幸免。而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则在疫情初期制定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核心原则——不裁员、不违约。
▲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无题》（Untitled），布面油画，299.5×442.5cm，1952-1953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微笑》（Sonrisas），布面油画，243.8×182.9cm，1993-1994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通常而言，突发危机对一所机构的冲击程度取决于其经济模式。以私人捐赠为生的博物馆往往受影响较小，但相对自主权也受限；依托门票收入的机构受影响较大，但拥有更好的灵活性。
▲威廉·德·库宁《博尔盖塞别墅》（Villa Borghese），布面油画，206.5×181.4×8.2cm，1960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维达特馆长将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模式称为“混合平衡模式”，平衡了三类主要资金来源——公共补贴的运营预算、来自游客支付门票及购物等产生的利润，以及来自约2.2万名会员的私人支持和120多家企业支持，三类资金各占约三分之一。面对疫情，来自参观者的资金显而易见地缺失。“赤字问题就是滚雪球，一旦出现便无法遏制，唯一方法是灵活地减少预算避免触及红线。”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摩西和埃及人》（Moisés Y Los Egipcios），布面压克力和油画棒，185.9×137×4cm，1982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那不勒斯人》（El Hombre De Nápoles），木板、压克力和拼贴，124×246.7×3.5cm，1982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因此，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即刻重新调整了博物馆的计划和预算：减少了约30%支出、推迟部分展览并延长部分展览时间。例如，当博物馆在2020年3月闭馆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的展览刚刚开幕，在艺术家和多方支持下，该展览开放了近一年，而通常会在夏季前结束的展览则持续了整个夏季。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在现实中生活”（OLAFUR ELIASSON: IN REAL LIFE）展览现场，2020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通过上述调整，博物馆在未产生赤字、未裁员的情况下度过了这一年。疫苗接种在欧洲开始加速普及，2021年被视为过渡年。博物馆对于这一年也制定了清晰的计划——就访客而言，目前的数据约在常规数字的30%-40%，年中预计为55%，而第四季度则预计升至75%。在闭馆取消访问、推迟投资、重新编排展览计划的同时，博物馆掷地有声地履行着与其他文化机构的承诺，并保护着自己的员工。“这样，我们才会被视为值得信赖的盟友与项目合作伙伴。”馆长如是说。
▲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LA GRAN ANTROPOMETRÍA AZUL (ANT 105)》，布面颜料和合成树脂，287.8×430×4cm，1960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我们生来就是一个有着明确社会责任的博物馆，除了努力成为国际知名博物馆外，肩负着帮助社区在非常时刻实现转型的使命。”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片衰败之中，在帮助城市转型方面取得了成功，而这份责任感已然成为其贯穿至今的核心理念。
03
不羁于地理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大部分参观者来自海外，却是该市迄今为止访问量最大的博物馆。这样的观众构成使其在历史早期就明确：“我们的观众非常复杂，兼具国际化与本土化，因而必须提供与多样化受众相匹配的体验。”馆长介绍道，工作人员在博物馆中都有一个口头禅：“我们不被地理所定义。”这句话也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其理念。
▲蔡国强《狼撞墙》，99只狼复制品和玻璃墙，2006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尽管身处毕尔巴鄂，藏品却呈现出国际化面貌，例如采访当时正在进行的展览“咆哮的20年代”，回顾了当下到一个世纪前的艺术，涵盖绘画、雕塑、时尚、摄影和音乐等形式。与此同时，影像空间正在展出本土艺术家兼电影制作人亚历克斯·雷诺兹（Alex Reynolds）的影像作品。
▲亚历克斯·雷诺兹影像作品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而2021年10月迎来与巴黎蓬皮杜中心合作的“女性抽象”展览，展示女性艺术家从20世纪早期开始在抽象演变中的作用。现代与古典、广泛与专注、国际与本土，皆同时呈现于此。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抽象中的女性”（WOMEN IN ABSTRACTION）展览现场，2021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如今，古根海姆在全球已打造数家分馆，在这样一张宏大网络中，一系列机构的独特性构成其与众不同之处。在美国纽约，赖特的白色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以节制的空间提供螺旋上升的观展体验。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内部 ©Getty Images/Bertrand Gardel
意大利威尼斯的佩吉·古根海姆收藏则是以大运河为背景的一颗耀眼明珠，展示着这位女士果敢一生的成就。随后是毕尔巴鄂在欧洲西端冉冉升起。“这就像一种迭代，毕尔巴鄂如同一个年轻的家庭成员，更大胆、拥有更多可能性。”
▲意大利威尼斯的佩吉·古根海姆收藏（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同时，三家机构也有着密切联系，展览可以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实现全球巡展，例如2021年5月在毕尔巴鄂结束的康定斯基展览将前往纽约。藏品也在馆间灵活流动，展览“咆哮的20年代”中的一件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雕塑便是来自威尼斯的收藏。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咆哮的20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展览现场，2021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空中鸟》（Bird in Space），抛光黄铜，高151.7cm，1932-1940年
2022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迎来其成立25周年。为此，馆方正在进行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展览——聚焦于机动、汽车发展史和艺术之间的联系，探讨其对环境、设计、建筑以及城市运作方式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影响；此外亦将首次展示所有永久性藏品；而在2023年，馆方还将迎来一场毕加索（Pablo Picasso）大展。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运动，汽车，艺术，建筑”（MOTION. AUTOS, ART, ARCHITECTURE）展览现场，2022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乔安娜·瓦斯科塞洛斯：我是你的镜子”（Joana Vasconcelos: I’m Your Mirror）展览现场，2018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面对成立24年来最重大的危机，博物馆再次展现出其雄心——“人们会想再次来到博物馆，去不同地方体验不同文化的冲动、需要和兴奋将会一直存在，而且在长久压抑后会比以往更强。所以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保持我们的雄心壮志，不要让这场危机击垮我们的雄心。”
太阳照常升起，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于晨光下熠熠生辉。萨克斯曲悠扬而起，迎接着远道而来的游人。
独家专访Q&A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
维达特馆长
BAZAAR：你如何看待艺术、时装、建筑这些不同创作形式之间的异同?
维达特馆长：我认为人类的创造力工作肯定有表达领域的区分。艺术、建筑和时尚 之间的区别在于艺术更自由，因为它不必履行任何功能，而建筑和时尚虽具有和艺术不相上下的重要性，但肩负更多功能。我相信这三个领域间有高度互动，也坚信跨学科艺术的巨大创造力。
BAZAAR：在博物馆的展览中，是否呈现过时尚与艺术等跨界美学?
维达特馆长：正在进行的“咆哮的20年代”展览中，你可以看到即使在一个世纪前，不同艺术表达方式之间便已产生了清晰的联系。我相信这种联系对于所有领域的创作者而言，都会使他们变得更加丰富并走得更远。
注：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2021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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