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传统里，安居乐业是个很重要的观念，“安居”才能“乐业”。而对一些艺术家来说，“安居”却总是那么的难。
2009年，北京朝阳区将启动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用于土地的城市化发展。这条位于CBD与首都机场之间的区域，恰也是当代艺术区在北京最为密集的一个地段。一时间，包括草场地、费家村、黑桥、北皋、1号地等在内的艺术区将面临拆迁的危机。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60年，你只能在大局当中，寻找相对的安居的方式。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大工作室是必须的，群聚气氛是必须的，相对的安定也是必须的，于是，一部分艺术家选择奔赴宋庄。也有一部分艺术家，出于对生活方式的考虑，而把宋庄放在“实在不行再考虑”的位置上。
很多考虑搬去宋庄的人，都会首先问起宋庄的完全性和居住环境。这期封面故事，我们从被拆迁的艺术家一直访问到宋庄的核心。
一个直观的感受，相对带着火气的被拆迁的艺术家，居住在宋庄的艺术家心平气和很多。被搬迁的无奈，已经成了小堡村居民刘炜、岳敏君、方力钧他们十分遥远的记忆。在一年又一年中，看着宋庄的变化，宽阔的马路，新开了送货上门的颜料商店，画框商店，餐馆，不管外面如何闹腾，如何冷清，刘炜说他只要关起门来，就可以回到一片悠然自得的天地。尽管来宋庄的艺术爱好者越来越多，200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指标性艺术家迁入宋庄。但这次最大规模的艺术区拆迁，如果开始后，宋庄会迎来一个新的移民潮吗？
宋庄，给广大艺术爱好者和自由文化分子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对有的艺术工作者说，却不是他们的乐园……
“搬迁之路”通向宋庄吗？
生活在这个国家，你得时刻记得衡量一个集团的标准。作为一个艺术家，起码应该记得以下两条：土地不是私有制；国家不怎么重视艺术。不用问为什么，因为它不在这个标准里面。艺术家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按照规律，你就活下来了，不按规律，就是劣势了。
经济利益先于艺术
纳入朝阳区拆迁规划范围的艺术区，位于CBD和首都机场之间。叶永青对我们的记者说，“这片儿土地肯定是在不断增值的，不过是这几年的土地暂时想不到其他好的用途，暂时给艺术家用一用。”如今，政府有想法了，艺术家没办法了。
政府的价值准则是务实。重新规划CBD的后院儿，用于城市化和商业用途所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艺术家的存在可能给这块土地带来的利益；宋庄能够存在，也是因为艺术给这个村庄带来的利益，大于它按原来的农村发展模式可能带来的利益。
当艺术家在农民的宅基地上，盖（租）一所没有产权证的房子的时候，可能已经忘记了他把自己搁进了一个赌场。或者知道，比如有的艺术家想，只要能用个四五年就好，但没想到一年不到就要面临拆迁的命运。这个国家日新月异的事情多了，天天报纸上都上演荒诞剧真人秀，你说你压根儿没想到，是因为你根儿上抱了侥幸心理。赶上经济危机，雪上加霜。身经百战的张大力说：“承受不了你就回家，承受得了你就继续折腾。”
面对拆迁，陈文令说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团队：“团队的抗振荡能力要强。精神被击垮什么都垮了。只要团队在，人心不背离，困难都能克服。”真是有股抗战的劲头。越来越巨型的雕塑，决定他必须有一个大型的工作室，也就意味着他总要面对这样的居住形式和它带来的风险。下一个工作室，他想建在798附近，如何规避风险？——要么你进到核心里面去，要么离核心远点儿。
遇上拆迁，艺术家很难获得赔偿。《物权法》强调“保障被拆迁人的居住条件”，但有个前提——那是你合法的私人财产。一遇到“合法”二字，情况就复杂了，《物权法》变成了“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遇上拆迁，艺术家成了弱势群体，一般情况下，舆论保护弱势群体，尤其北京市民的文化价值观中还有一条“故居保护精神”。为什么林徽因和梁思成仅仅租住过6年如今已经破败不堪的小院儿，在被媒体曝光后，在强大的舆论导向下得以保存，而一个优秀艺术家精心设计，赖以生存的工作室被拆迁，却不会得到更多舆论的同情？其实，我也是不太理解的。
“艺术家这样占有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是不成比例的。”叶永青也说。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798早就不复存在。毕竟这个世界不是以这个单一的逻辑运行的。很难用一篇讲“艺术伟大，艺术家光荣”的文章来说服政府，看到一篇位于朝阳区将台的将府艺术区艺术家的上访信，今年夏天写的，也是因为遭遇拆迁问题。通篇都只在陈述艺术家何等重要，“受到媒体爱戴，社会大众敬仰”，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生存环境。而拆迁的事由是，将台乡敬老院的扩建。说真的，如果我是政府，真的很难同情你们。有的艺术家总爱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重要。他们忘记了，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该得到尊重的是人的价值，与艺术无关。
一个普通公民的诉求
早在去年，草场地的农民就把村里可以盖房子的地儿盖满了，等待着拆迁通知和补偿标准的下达。有一次，草场地的一个朋友参加了当地农民参与的会议。农民上来，直接就问：“你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当地农民观念和经济的局限，艺术区建筑是由投资商承包兴建的，房租都给二房东了，农民满心期待着被搬迁——可以得到买新房的补偿款，成分农转工，进入社会保障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一味维护艺术家不希望被搬迁的愿望。
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着双重规则。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表述宏大理念或者出世的文人趣味，而大多数中国人，一直遵循着更为实际的准则。艺术家自己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夹在这双重规则之间期间，肯定会相当纠结。
宋庄模式
宋庄的发展，因为占据了“天时，地理，人和”。
“地利”是说它远离城市，岳敏君说，“那头就接河北了，修路这不等于给人家修呢么，政府就不愿意搞。”而且到了这个距离，即便城镇化，它已经不是说城市商业生活延伸过来的概念，而是结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改造。
1995年，村支书崔大柏想不到，栗宪庭的到来，将彻底改变小堡村的命运。渐渐崔大柏从来找老栗的人身上感受到他的社会身份所具有的力量，他们释放出的信息让他看到了改变小堡村命运的机会。2000年，老栗正式住到了小堡，恰逢这时政策也宽松了，而宋庄书记胡介报和小堡村支书崔大柏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开明性——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在圆明园老栗并未产生这样的影响，而这一系列的巧合，使得宋庄形成民间和官方力量的联手制定宋庄的整体发展规划，最终导致它在2006年成为北京市首批文化创意产业经济区，这个来自政府的文化定位，进一步保证了它存在的安全系数。
看到老栗和崔大柏书记为李玉兰安居做的努力，就知道他们对宋庄的艺术未来有多看重。老栗这么多年，他的一个道德行为准则，并不是说一直站在艺术家的立场，而是一直站在弱者的一边。在他参与的新宋庄的建设中，他的规划更适合当代艺术家这个金字塔模式中，中下端的生长，新生代的生长，更适合村民的生长。如今宋庄登记在案的艺术家有4000多人，村干部雄心勃勃地给我们描绘未来发展的蓝图：“艺术一条街”，“艺术品超市”，“艺术衍生品工作室”，“艺术旅游”⋯⋯这所有的设计，无一不是同时考虑到当地农民的发展。它并不是所有艺术工作者期望得到的样子，但它给更广大的艺术爱好者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对拥抱城市生活的人来说，他们总会说，“实在不成再考虑”。宋庄的不便仍显而易见。几年前，空白空间就在宋庄美术馆的湖边弄了块地，但一直没有投入建设“我们就别给艺术家裹乱了。”空白空间负责人田源说，但实际考虑已蕴含在前述当中。
一个艺术区最终在农村地区生根发芽，这是从根上就很矛盾的事情，但现实是，你没有机会获得其它可能性。除了作为一张光鲜亮丽的文化牌的798，目前就只有宋庄，是有特定需求的艺术家们唯一能寻到的长期的安居所在。任何一个善意的出发点所吸引来的，肯定不全是你期望看到的。它没有完全照着老栗的理想发展。最早，只是要给被圆明园赶出的当代艺术家找个家园，“当代艺术家”——他至今仍在不断地强调。但这个因为他而滚起来的雪球，已经不是他能控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