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廖雯说，栗宪庭是个“烂好人”。在宋庄，但凡有解决不了的事，老栗就得去管。老栗也觉得自己像居委会主任，因为不懂拒绝，越来越分身乏术。但他依旧四处奔走，做市场、办学校、忙活电影基金的事……老栗说，这几年，他明显感觉出自己的老。
了解宋庄有一个好方法——在栗宪庭家的客厅坐上两天。
2009年8月的一天，老栗摊开笔墨纸砚，写了几笔，不满意，又重新铺纸。村里一个小他13岁的艺术家过世了，朋友请他写挽联，还没写完，门铃响了，一个中学教师带了几幅油画请他点评。看画的当口，两个棕色头发的洋妞悄悄进来，她们是放了假在附近实习的外籍学生。
接着又进来个宋庄美术馆的员工，向他请教9月即将开幕的宋庄艺术节事宜。窗外雷声滚滚，暴雨即将倾盆，大家都站着看地上的画，互相之间不认识，也不交谈，都在等老栗说话。
“这一看就是画照片，人脸的结构分好几块，每一块都有作用，这个你都没有表现出来，还要再练练。”中学老师留了老栗的电话，千恩万谢地卷起地上的画离开，暴雨已经开始噼啪击打着老栗家庭院里的青石板。晚上7点，老栗还得去栗宪庭电影基金的短期培训班讲中国美术史。
栗宪庭今年60岁了，搬到宋庄将近10年，女儿小扣子已长成个眉眼秀气的小学生。他依旧过着他的乡绅生活，只是不再对艺术做更多评论。宋庄不是“桃花源”，却是他的根据地，老栗希望“这几年能把这里的生态做活”。
群落！群落！
栗宪庭的第一个文集名为《重要的不是艺术》，这是他20岁遇到的问题，那时老栗还是小栗，刚到《美术》杂志工作。“我选择的画所有老编辑都反对，我就想为什么一张画会有这么大的冲突？可画的好坏并不仅仅是作品本身决定的，怎么判断？我一直在讲的艺术价值标准才是重要的。”
“中国就是松一下紧一下，再松一下再紧一下。80年代初宽松，83年清除精神污染，85年到89年都特别好，然后89年又收一下，到90年代中期又好了。每次紧张之后的松动，就比前一次松动更宽松，艺术观念就会有更多的突破。”30多年来，老栗经历了中国艺术的起伏，眼看着当代艺术突然一飞冲天，抓都抓不住。“中国艺术家应该反省。”老栗说，当代艺术与中国的真实生存环境有些脱节，价格标准完全是西方的，导致他现在“不关心艺术”。
不策展、不公开谈艺术，老栗看着轻松了，其实更忙，他形容自己现在的状态“像没头苍蝇一样，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大致是想这几年把宋庄的整个生态给它做活，因为艺术家聚集到这儿，这是个社会问题”。
艺术院校拼命扩招，即使这些毕业生就剩一小半搞艺术，也是一个吓人的数字。外国的自由艺术家有艺术基金赞助，中国没有这样的机构。“很多大城市都有艺术家聚集区。聚集区的艺术家怎么生活？怎么创作？这个生态是我关心的，我希望做一个比较良好的艺术创作生态，从2004年开始就都在做这方面的事。”这几年，老栗坚持每年有两次宋庄艺术家田野调查的展览，有时候他做，有时候邀请其他人做。不完全是社会学范畴，在老栗眼里这个工作的意义更大，涉及到艺术家聚集区的生态、创作情况、艺术家的生活乃至年龄结构等，为艺术批评、社会学、文化创意产业等提供资讯。
“这次参与宋庄艺术节，我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服务性质的艺术委员会，打破策展人机制，把策展的权利下放给各地的艺术家群落。艺术节的名字是‘群落！群落！’，试图探讨艺术家集群由流浪转为落地生根的状态。从这届艺术节开始，我们将力图使宋庄艺术节逐渐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艺术家集群的节日。”
低端市场和民间学校
宋庄大门口有一些摆摊卖画的，都是住在村里、目前没什么钱的艺术家。老栗有一次问他们卖多少钱。“500块。”“这个价钱你们能接受吗？”画家说可以。老栗觉得这个模式很好：“就要这样的心态，艺术家把自己当手艺人，不要一开口就是十几万。当然作品一定是自己的创作，不是大芬村那样的临摹品。”
在宋庄，除了能花30万买一块地、自己建工作室的艺术家，还有大批生活都有困难的艺术家，老栗希望能做一个低端市场，号召艺术家几千块钱卖一张画。“现在老百姓的艺术欣赏趣味还是几十年前的，这个问题挺大的。很多人攻击我，说把艺术廉价卖出去，说我搞商业。”老栗无奈地告诉《新周刊》，“这是个机制问题，西方通过博物馆让大众随时看到艺术的变化，中国没有这种联系机制。我想探讨一种商业途径，因为商业途径在中国首先是民间途径，靠民间力量建立艺术新情况和大众之间的关系。当代艺术拍卖上千万，但其实这种高价位的商业炒作跟中国的艺术市场没有关系。当年张晓刚就是几百美金、几千美金把画卖出去的，最后炒这么高，那是西方市场运作的结果，张晓刚自己也没拿多少钱，只是出了名。我不回避市场，就是要在中国建一个低端市场，逐渐造就中国艺术市场的金字塔，如果能从金字塔的底座慢慢炒到高点的话，那这个市场就是稳定的，也是当代艺术家和中国的社会大众相联系的。建立中国艺术市场金字塔的过程，就是一个价值标准的重建过程，是一个艺术家和大众之间相互教育、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我准备在这儿弄个艺术的低端市场，但有个门槛，你得是创作的，不能是模仿的。”
老栗说，这几年，他明显感觉出自己的老，虽然他依旧四处奔走，布置画展的时候还亲自去搬画。除了开发低端市场，老栗还想办学校。搬到宋庄以后，有3年的时间他都在“拉扯”民间学校——北京美术学院。名字是老栗起的，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的批文都下来了，老栗把投资方和宋庄镇的镇支书崔大柏找到家里，说要做教育，想特批一块地，崔大柏很痛快就答应了，立刻找了地，请投资方去看，没想到左等右等，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中国的教育质量问题非常大，现在很奇怪，所谓当代艺术家其实都是自学的，都是自我教育的结果。”老栗想，如果做一个学校，他肯定从基本的理念上做一些修改，课程设置上也要做一些修改，要多元化，有各种各样的媒介和艺术模式。“我想把它分开两层，一层就是基本的技术，不能像过去只有素描，还有电子知识，比如新媒体的、各种各样的软件，还有熟悉各种的工艺。三年级以后就进入创作，在创作当中解决具体的艺术问题。”老栗的这个艺术教育设想，用4年就可以完成，相当于普通本科专业。
“可这太困难了。”老栗叹了口气，对艺术学校的畅想也只能就此搁置。投资方的消失是因为资金链断裂，有很多人想投钱，对方不愿意。后来老栗又找来崔大柏，和镇上其他官员谈起这个事，说想自己干，先把培训弄起来。栗宪庭电影基金除了每年举办纪录片影展和独立电影节、收藏一些中外独立电影之外，现在开始尝试做培训，由基金的艺术总监朱日坤全权操办。
“烂好人”老栗
老栗是宋庄艺术区的发起人，可他没法控制这个地方，也不想去控制。他只是设想，会有各种各样艺术门类的人进来。“我和政府合作，只是参谋和建议性质的，我不拿钱，也没有任何职位和组织上的关系和权力，更没出卖原则，就这样还是很多人攻击我。”
老栗不喜欢担任何头衔，“有了头衔就做不了事情，你就是一个组织里的了。”老栗呵呵笑着，当时镇上成立艺术促进会，让他去当会长，他觉得做会长就会变质，就变成为一个组织里的角色，他还是一个个体，一个自由人，“我在里面算一个委员，从来没过问任何事，成立的时候我提过九个字‘群众性、非盈利、服务性’。”
妻子廖雯说，老栗是个“烂好人”，从不会主动制约任何人，只是被动地解决问题。每天来找老栗的人都有各种问题，一次半夜3点，有人砰砰敲门，老栗跑去开，是个喝醉了的艺术家，一进门就说肚子饿，老栗说：“行吧，我给你煮碗面。”
找老栗看画的就更多了，水平参差不齐，“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时间弄得很零碎。”人多的时候，院子里有三四十个学生等着让他看的。“啊呀，艺术家之间打架、村民欺负艺术家呀什么的什么都管，那天还有个西安的老艺术家，快60岁了，村民欺负他，跑我这儿来，都快哭了，我就去找村里领导解决，说不能欺负老艺术家啊。最后就说看在栗老师面子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盖房的时候房基地，我占你几公分、你占我几公分，这种事情吵起来找村里，村里不管，来我这儿吵，我说你们都闭嘴，都先各自往后退一步。”
村里人，从艺术家到农民，大家都很听老栗的，他觉得，大概还是自己年纪大了，说话还能有点威信，其实他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有什么事情半天解决不了，他就得去管，总想着：“人家找你了，我不管怎么办啊。”
说他有个“教父”的称谓，他又不乐意，“这都是外国人写出来的，这种东西让别人看了好像就是一方霸主，我听了挺不舒服的。好早之前，至少有10年，我在一个地方讲座，一群小孩看到我就说‘哎，黑社会老大’，（笑）还有很多现在把自由艺术家比作梁山，好像艺术家是一群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但我觉得艺术家就是坚持独立意志和个人表达自由的自由人，你自己的艺术才是你的目的。”
老栗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居委会主任，因为不懂拒绝和推脱，他越来越分身乏术。有时候搞展览选画，他觉得不合适的，选掉一张，就弄得艺术家很生气，把所有的画拿走，还当众骂他。“这种事儿很多。”老栗笑着说，即使如此，他从来不会对艺术家发脾气。老栗信佛家的觉悟和奉献，苦恼时尽量想开：“我基本上是一个只言片语的儒家。对社会很忧虑，在街上看到一个不好的房子会很生气，会骂街。（笑）另外我经常会有避世的思想，只能经常想出世之心，入世之为吧。”
来源：《新周刊》第17期
作者：胡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