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以来，本人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到许有艺术天赋的精神病人，但四年多时间过去了，至今仍没有—个精神病人可以独立自由的创作，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限制严重阻碍了他们展示自己的艺术天赋，到底有哪些具体“干预” 和“限制”呢？本人对此进行了如下的归纳和概述：
1、 精神病院的干预和限制。我国现行精神病院的治疗理念执行的仍是落后的生物医学模式（与后生物医学理念差距甚远），他们将精神病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等精神表现强行引入到生物医学模式中进行分析解释，其结果制定出来的治疗方案自然是离不开化学、物理治疗，如药物、电休克，甚至是脑外科手术。我国众多医院将原有的“精神病医院”改成“脑科医院”就是在这种生物医学模式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如此—来，吃药就成了治疗精神病人的最主要手段，至于吃多少剂量，主要依据还是判断他们是否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至于精神病人服用大量药物后是什么感受，以及是否丧失了基本劳动能力等就显得十分次要了。也正是因为在这种生物医学模式思想的指导下，忽视社会、文化因素在精神病人精神康复中的作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即使有少数医院也尝试使用“艺术治疗”，那也只是一种娱乐和审美教育而已。据我了解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中的自由活动空间随着近些年入院病人数量的逐渐增多却出现不断萎缩，全国著名的南京脑科医院（原南京精神病防治医院）近些年也因为空间的拥挤而干脆去消了原有的文娱治疗空间，由此可见为精神病人提供—个安静独立的画室有多么奢望。本人于2006年在精神病院内发现的十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精神病人，除一人出院和一人死亡外，其它九人都无法继续创作，为此，我们做了大量努力，也都无济于事。
2、公众的偏见与歧视。由于社分过分渲染精神病人的危害，从而使得公众对精神病人形成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大家普遍认为精神病人的脑子是有病和残缺的，他们的—切行为都是不可控制的。由此而使得大家无端地疏远和排斥他们，囚禁他们，用药物让他们保持安静就成了一种最经济有效的措施。对此本人不断重申人的非理性对自然、人和社会的伤害远不如理性，之所以大家对理性的伤害缺乏认知，是因为理性的侵害更隐蔽也更善于伪装。非理性则不同，它不会隐藏，更不会伪装，—切都是敞开透明和明摆着的。对于这种敞开透明的精神大多数人没有勇气去正视，更没有勇气去追求（现实中已成为一种禁忌），所能做的似乎只能是限制、排斥、污辱，直至将它妖魔化为止。可怕的是这一切“限制”、“ 禁忌”、“ 排斥”、“ 污辱”和“妖魔化”又都是以“爱护”、“关心”、“人道”、“治疗”等正义的名义进行的，或者说，这一切都不是有意识，而只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表现。
3、家庭的压力。在强大的社会面前，精神病人家属终日诚惶诚恐，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严格执行生物医学的理念，同时也不得不努力让精神病人无条件地服从社会的意志，为此，他们总是采用最严厉的方式去严格要求他们的亲人，如必须准时吃药、睡觉，不得兴奋、激动、胡思乱想等等，由此导致精神病人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本人与很多热爱艺术的精神病人家属沟通过，他们很难接受与医学有任何冲突的观念，也更不相信没有接受过任何艺术教育的精神病人会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们最担心的是艺术创作会让他们家的病人情绪激动和失控。本人曾让多位家属放手让他们家的病人画画，但这一简单的要求却很难得到满足，他们必须时刻监视，对于他们看不懂的图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干预，他们认为看不懂和不能理解—定就是胡思乱想和有害的。必须要像现实中的形象，以及能够理解是中国公众对艺术的认知水平，而“要像”和“能理解”的本质其实就是必须现实（社会）和理性。这对于擅长沉浸在非理性世界里的精神病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应对的挑战。而完整的人性怎么能割舍非理性而独立存在呢，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人们不能用囚禁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的神志健全。”
4、精神病人自身的障碍。本人发现有艺术天赋的精神病人（都有过住院的经历）都存在着一种特殊心理，即凡是不被社会认同的一切表现都有可能会带来惩罚，为了避免惩罚，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压抑那些属于自己心灵深处的真实欲望和想法，有的干脆将自己封闭在自己房间内不许任何人进入，以此来换取有限的生存空间。在他们的作品中，时常会出现向二个方向发展的现象，即在内心和现实中来来回回。对此我问过他们，他们的解释是回到内心很快活幸福，但同时又感到畏惧，因为他们担心那样极有可能会被视为是“发病”。为此，我与他们做过深入的交谈，他们都说“回去的时候会感到非常安静”，他们的解释我是认同的，因为我看到他们画画时是那般地专注与投入。相比之下，正常的艺术家又有几个能真正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呢。我问那些精神病人，那种“安静”真的危险吗？他们说不清，那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在我看来他们这种畏惧其实是畏惧脱离现实（丧失生存空间）和现实的惩罚。其实，大家很容易在今天的艺术治疗理论中找到关于通过艺术让潜意识自然流露是如何有益于人身心健康的论述，但任何理论都是不能替代现实的。
本人希望以上四点概述能促使大家共同关注中国精神病人艺术的创作生态。其实，我们帮助他们改善艺术创作的生态同样也是对我们自身创作生态的改善，尤其借助于他们的艺术帮助我们找回真实的自我，以及与自然世界重新建立起联系，正如凡高所说“一些人尽管疯了或是病了，但还是喜爱自然，这些人就是画家”。所以我称这种帮助为“互助”，即我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也会得到他们的帮助。再看这种“互助”的现实意义，如眼下大家都在埋怨艺术界有多么浮躁、世俗，又何等地缺失灵魂等等。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似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令无数艺术家、批评家们感到困惑。对于原生的精神病人艺术，中国艺术界都非常陌生，不久前，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方力钧竟声称“凡高的艺术表现很低级”
这又是何等的愚昧和无知。本人并不主张艺术西方化，甚至认为，只有本土化中国当代艺术才具有其现实的意义，但如果西方的某些药方能有助于医治我们的某些顽症，我们又为什么要拒绝呢？曾对马蒂斯等艺术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弗拉芒克就曾明确表示“我爱凡高胜于爱我的父亲!”克利也说过“要改革艺术，就必须严肃地看待精神病人的作品。”诸如此类的观点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比比皆是。也许有人会质疑今日时代与他们那个时代的差距，但本文想说的是，我们今天的艺术是否离自然和我们心灵又太远了呢？弗拉芒克、马蒂斯、克利、杜布菲的时代恰恰是艺术家们追求人性解放的年代，况且，我们又不曾经历过那样的年代，即使有，也都是半途而废。面对今天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自然不能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精神病人艺术身上，但他们的艺术如果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线光明，我们又为何不能去尝试和努力呢？
（附二位南京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纸上作品）
2011-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