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一场诗意的社会革命

玛格丽特 《在自由的门槛上》 布面油画 192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大地颠覆了法国的传统思想，战后盛行的存在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个人自由、责任的困境的关注。它助长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人在世界上是孤独的，现在又超然于一切信仰体系之外。尤其使那些沉浸在美好之中的青年一代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在西方精神的废墟上要求否定传统价值、破坏既有秩序。超现实主义运动便是这种文化反叛运动的重要部分。

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的直接母体产生于20世纪初的达达主义(Dadaism)。达达主义的原则是破坏。要打破一切过时的东西，不管它是政策、规划，还是墨守成规的生活态度(在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操控下，人成为资本运作的骡马，只知道艰难地驮负着资本主义庞大的机器帝国的运转，逐渐丧失了人性)。艺术成为一种净化的隐喻，艺术行为本身代表了被痛苦麻痹的意志的复苏。“超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法国现代派诗人吉约姆·阿波利奈尔发明的，并用来称呼他在1917年写的“荒诞”诗剧《蒂蕾丝娅的乳房》。《蒂蕾丝娅的乳房》一剧中，特雷兹的一声叫喊“你的乳房不能脱落吗?”，那乳房变成孩子们玩耍的气球。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人模仿行走创造的车轮并不像一条腿。因此，轮子就是脚的一种“超现实”。他以对“超自然主义”替代而创造的这一流派主张，主旨是探求超于现实之上的种种人生、自然、社会和精神现象的真实活动。该词似乎表达了布勒东及其追随者在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中非理性的，无意识的，超自然的精神自由追求。1919年超现实主义领袖安德烈·布勒东同菲利普·苏波合著了第一部“无意识书写”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磁场》，从此以后，这部作品就成为了超现实主义正式诞生的标志。诗歌从最广的意义来讲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束缚的创作表达形式，超现实主义者认为诗歌就是精神活动的具体形式，这也是超现实主义最根本的目标。狭义上看，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写作手法;广义上说，它是一种神秘、诗意的哲学态度，尽力寻求一种语言来表达无法言传之感。超现实主义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意识层面的对理性与秩序的反抗，更重要的这是一场隶属于先锋派的改革运动。

法国超现实主义研究中心成员 摄于1924年

布勒东的思想有三个来源：弗洛伊德、达达主义、共产主义。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给曾经当过心理医生的布勒东提供了一种科学基础;达达主义为布勒东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动力，一种在欧洲虚无主义的废墟上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需求;而共产主义则是布勒东认为的理想的政治形式，因为“共产主义是唯一允许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其存在的条件下获得成功的社会制度”。基于其思想来源及社会理想，超现实主义的革命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的，即改变生活、参与政治、精神革命。这三种理想相互穿插，贯穿超现实主义发展的始终。

改变生活

超现实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它继承了达达主义肢解现实的破坏力，以改变生活为战斗的号角，庞大的战争乌云下的个体是卑微而渺小的。当人们看到自己亲手创造的文明成果，被用来毁灭、打击自己时，这一切成为西方精神世界开始反思理性的契机。由进步的信仰所建立的一切生活准则也受到人们的普遍怀疑。那么人类的世界是被谁破坏的?恰恰是人自己。这正是对韦伯“去魅”(神灵的鬼魅)世界的逻辑反叛。科学杀死了树丛中的小精灵，布勒东曾经痛苦地呐喊：“在文明的掩护下，以进步为口实，人们已经将所有(不管是否有理)可以称之为迷信或幻想的东西，一律摒除于思想之外，并且禁绝了一切不合常规的探求真理之方式。”之所以禁止一切不符合现实体制的东西，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没有灵魂的工程师们制造出来的“铁笼”(韦伯语)中的奴隶，而布勒东等人要做的就是走出这个法理性的物化现实。
　　

达利 《窗边的少女》 105×74cm 纸本油画 1925年

超现实主义者发现了兰波、洛特雷阿蒙，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超现实主义者将艺术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超现实主义运动始终坚持视觉艺术和书面诗歌同样都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有效形式。他们从当下的生活状态出发，企图超越现实。对他们来说，艺术不再是停留在精神层次的乌托邦幻想，借以获得暂时的心灵安宁，艺术要更具有现实关怀，要有更多的革命性。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不再仅仅是生活，而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行为艺术。

1924年超现实主义的理论旗手安德烈·布勒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对超现实主义作了这样的定义：“超观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学自发现象，主张通过这种方法，口头地，书面地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表达思想的实实在在的活动。思想的照实记录，不得由理智进行任何监核，亦无任何美学或伦理学的考虑渗入。哲学背景：超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信仰超级观实;这种现实即迄今遭到忽视的某些联想的形式，同时也是信仰梦境的无穷威力和思想能够不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种种变幻。它趋于最终地摧毁一切其他的精神学结构，并取而代之，以解决人生的主要问题。”

恩斯特 《两个孩子受到夜莺的惊吓》 46×33cm 木板油画 1924年

宣言的主要焦点是自由自在的想象的性质和发现，即“思想的真正活动。”而诗歌便是这种真正自由的活动。正像布勒东在马克斯·恩斯特的一次画展的前言中所下的断语：他在我们探索的领域，运用非凡的能力触及两个相距遥远的现实，在拉近两者距离的过程中，他点亮了火花……他使我们失去参照，令我们困惑……他如同一位诗人，而诗人却又未必具有他的幻觉的智慧，与他相比，诗人与幻觉只维系着理性的关系。1布勒东在巴黎正式发动超现实主义运动以后，恩斯特画了一幅《两个孩子受到夜莺的惊吓》，这幅作品用鲜艳夺目的色彩制成，右面的房子和左边敞开的院门运用了浮雕要素，别开生面地对幻想加以强调，甚至那厚重的传统式画框，也在促成一种沉重的情调。超现实主义者试图表明：幻想的领域和神智清醒的领域具有同等重要的现实性，在他们看来，梦幻可以使人深入到人的自我当中去，因此，也就可以使人获得最高的认识。2
　　

贝尔梅尔 《优雅的机关枪》 78.5×34.5cm 木头/金属 1937年

1930年布勒东又发表了《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重申了运动的原则：反抗的绝对性、不顺从的彻底性和对规章制度的破坏性。此后运动进入新阶段。这次宣言也标志着超现实主义哲学方向发生了转变。之前运动内部侧重于精神内容，或布勒东所谓的“内在模式”。现在的重点是内在于王国与外部现实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的辨证关系。这一新方向对视觉生产产生了影响。

比如达利巧妙地将工作重点从内在幻想转移到了他所描绘的对于外部现实的“偏执狂的解读”上。他会把某一客体看成另一个客体的幻觉。因此达利的作品中，女人的头会变换成水罐、鸡蛋、狮子的头、男人的手臂和女性的躯干等等。他的著名作品《记忆的永恒》就十分令人费解。荒凉的海湾背景下，在一个时间似乎已经绝对停止的世界中，我们看到清晰的物体无序地散落在画面上。那些用金属、玻璃等坚硬物质制成的钟表在过久的时间中已经都疲惫不堪地松垮下来，给人以虚幻冷寂、怅然若失之感，令观众体验到对现实世界秩序的解脱的冲动，这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真正的魅力所在。达利认为，柔软的时钟是象征一种生物，它是放大了的达利本人的染色体DNA的分子。自地球出现生物以来，人类世纪相传，历经无数变化的遗传基因DNA是唯一的“记忆的永恒”。与此同时，在贾科梅蒂以及奥本的引领下，1930年前后超现实主义者当中出现了一次真正的对物的崇拜。因为人内心的现实图景被理性的认识所控制，艺术家要在外部世界中找到符合无意识要求的客体，以此彻底改造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间的联系。

玛格丽特 《卧室里的哲学家》 80×60cm 布面油画 1947年

通过拼贴、自动书写、集体创作实验等方式，超现实主义者不但发掘出个体的真实欲望，提出创作源泉、创作方法、创作目的等问题，打开了无意识领域的门扉，拓展了艺术表达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为艺术批判性地超越物质化的现实指明了方向。它的内容不仅限于文学，也涉及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认为超现实主义不仅是最新的现代艺术运动，而且其主要贡献是在视觉艺术中恢复了诗歌艺术，甚至涉及关于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生存条件等社会问题的思考。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呐喊，还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生活态度。

虽然超现实主义运动建立在对奇异事物的崇拜和对想象力的弘扬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应避免一种流行的误解，即认为一切怪诞艺术、风格主义和巴洛克艺术的杰作，都是它的前身。对于毫无内心冲动、仅仅是煞费苦心制作出来的幻想艺术，超现实主义是不给一席之地的。倘若我们追根究底回溯上去的话，超现实主义缘起于一种在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中衍生出来的关心另一世界隐性事物的艺术思想。这里所谓的“另一世界”，并不是彼岸的上帝之城，而是留在生活世界的此岸，反抗物化现实生活的艺术超拔物。在波德莱尔和兰波笔下，一种在虚伪的社会现实中坚韧不屈的反常人心态、一种超然于物欲横流的生活现实的另类艺术心境成为人生的真谛。

德尔沃 《夏》 110×120cm 布面油画 1938年

参与政治

从一开始，安德列·布勒东就把超现实主义指向“生活的主要问题”。超现实主义改变生活的态度中包含着清晰的先锋派信念，即社会和政治的激进主义必须与艺术创新相结合。这就是超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在一篇艺术家同科学家对话的文章里，圣西门赋予“先锋派”一词以现代文化的含义：“是我们，艺术家们，将充当你们的先锋。因为实际上艺术的力量最为直接迅捷：每当我们期望在人群里传播新思想时，我们就把它们铭刻在大理石上或印在画布上……我们以这种优先于一切的方式施展振聋发聩的成功影响，我们诉诸人类的想象和情感，因而总是要采取最活泼、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对艺术家来说，向他们所处的社会施加积极影响，发挥传教士一般的作用，并且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时代里冲锋陷阵、走在所有的知识大军的前列，那该是多么美妙的命运!这才是艺术家的职责与使命……”。3“每件事都留待去做，所有的方法肯定值得尝试，只为彻底根除家庭、国家、宗教观点。”布勒东在《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文字有力地激发了超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毫不妥协的天性。

超现实主义者与政治的联系始于1925年，当时他们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殖民战争。到1927年，他们的强烈抗议不仅针对法国右翼政府而且还针对总体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此他们还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尽管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动荡，但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急剧发展，随着法西斯力量的抬头，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无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影响—超现实主义的原则和价值在各种各样的新环境下吸引了左派和反法西斯主义的艺术家和作家。它常在其他国家达到了在法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1936年，布勒东旅行来到墨西哥以加强托洛斯基和壁画家迭戈·里维拉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这为超现实主义在拉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中，超现实主义运动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从实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来看，它们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欧洲政治史中所作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呢?

从一开始超现实主义就极具先见之明地对欧洲中心的设想提出质疑。首先，超现实主义在反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问题上有其政治意义。达达主义虽然出现的地点多种多样，但它却是高度西化的，而超现实主义则是一种国际主义的文化自由态度。1929年，超现实主义者在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杂志《变体》上发表了他们重新绘制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上根本没有美国和法国，而波利尼西亚、墨西哥和阿拉斯加却变得异常重要。在此我们可以了解超现实主义具有深刻的反殖民主义精神。

对于种族以及殖民问题的关注源于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关注，但这些个人化的运动以及非理性的思想与“强硬”的政治世界的联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超现实主义者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者，但布勒东不断呼吁团体要同心同德，也不断地按照政治集团的原则开除成员，故意把超现实主义变成一场运动。说到底，他是在调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布勒东相信男人的思想自由应该与社会革命相适应。

本杰明·佩雷特、曼·雷和安德烈·布勒东 摄于1935年

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精神解放可以单独进行，还是必须首先消灭资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运动内部开始分裂。《超现实主义革命》主编皮埃尔·纳维尔主张首先要投身革命，运动要为革命服务。布勒东则认为运动本身包含革命，运动要保持绝对自由，不接受任何外界、包括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监督。于是运动产生分化，从1924年1942年，他发表的三次超现实主义宣言，旨在澄清与提出超现实主义团体所面对的最新问题，或者说，重新面对绝对自由的可能。先锋派不仅是一种致力于介入日常社会生活领域的艺术运动。布勒东一方面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他这样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革命而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为彻底解放艺术而搞革命”。

1928年纳维尔离开了超现实主义团体。形势迫使超现实主义者在斗争面前作出抉择，原有的裂痕扩大了。超现实主义者先后离开超现实主义参加共产党或是去西班牙参加战斗。运动开创时期的骨干相继离去，几乎只剩下布勒东一个人还在坚持运动的宗旨。运动处于低潮，但它并没有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布勒东在美国和马塞尔·杜尚一起开展超现实主义的宣传活动。1946年他回到法国，继续创办杂志，多次举办国际超现实主义作品展览，虽然其影响波及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中美、南美地区、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和画家，参加超现实主义国际展览的达14国之多，但是超现实主义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在战争中缺席，远离了反抗行动。或许超现实主义以及布勒东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的献身运动的姿态以及号召力，在面对历史事实时已无力辩驳。

超现实主义参与政治的结果是似乎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轰轰烈烈。虽然超现实主义的艺术主张和政治追求之间频繁出现分歧和悖论。但却在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思潮中复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在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某一时期和这一运动联系密切，情境主义论者通过他继承了超现实主义的总体信念，深信日常生活（包括梦、性关系、与城市空间的谈判等）都属于应当发生革命的范畴。他们都以欲望至上为基础，这是超现实主义政治真正的起点。　　

巴尔蒂斯 《玩牌者》 130×163cm 布面油画 1950年

精神革命

从1918年到1924年，超现实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暴力的信徒，对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屑一顾。我们不应该把《超现实主义革命》和《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混为一谈。《超现实主义革命》第一期于1924年12月1日出版，《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1930年7月才问世。1924年的刊名说明超现实主义者是一场诗歌、精神或文化领域的革命的发动者，而1930年选用的刊名则为他们的行为烙上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印记。从理论上讲，第二个刊名为超现实主义者加上了革命战士的美名，但他们必须服从共产主义革命的需求。而事实上，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绝不会变成政治斗士，更不会听命于法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革命的经验在超现实主义的早期还只是一种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的虚无主义”，一种“贪婪的否定”和叛逆的体验。超现实主义革命是一场有关诗歌和想象力的实际的革命，与另一场政治革命格格不入。

超现实主义团体在巴黎 摄于1956年

超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在于反叛：一方面，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一场反抗性运动。其目标是否定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摆脱伦理和理性的束缚。诗歌赋予布勒东及他的超现实主义盟友们一种寻回失去的自由的途径，并通过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将其自身从传统的美学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超现实主义运动还是一场解放性运动。它是一种对幸福的向往，意图将正与反、灵与肉、现实与想象结合起来。布勒东想要表达出人类思想在夜间的那一面，在倦意中、疯狂中和半梦半醒中所表现出的那一面。他认为，要忠于潜意识，语言就应是自发的、下意识的。因此，记述梦境，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任凭想象的驰骋，将精神与潜意识相通，释放出真实的自我，便成了超现实主义者的主要活动之一。超现实主义并不是取消了艺术，而是把艺术普遍化，把诗的体验扩大到生活，使之变成为一种世俗的宗教，也就是体验真理的领域。超现实主义者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精神革命”，对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的理想、文化、道德产生怀疑。

作为一场运动，超现实主义确实一直持续到1966年布勒东的去世才结束，期间有时还有出现戏剧性的蓬勃发展。后期该运动的典型手法几近“媚俗”，它再也无法企及曾经达到过的高度。然而矛盾的是，它的影响遍布了整个世界，如果说它曾经和共产主义结盟，那么它的并置及迷惑技巧现在则变成了后期资本主义的基本宣传策略。

有人说，人类最伟大的发现并不是哥伦布的地理发现或者牛顿、爱因斯坦的物理发现，而是对于自己心灵的发现。物理和地理的发现是一次性的，而心灵的“发现”不仅存在于尼采或弗洛伊德的著述里，而且持续地存在于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以及整个现代主义艺术之中。每一件直接揭示心灵的真正艺术品，都是崭新的和动人的。超现实主义思想所提倡的拒绝与反抗的精神，照亮了人们追寻自由和解放的梦想。以布勒东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的文学创作思想，在文学批评、伦理道德、艺术、教育等领域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得超现实主义不再仅仅局限于一场文学运动，而已然成为绽放于20世纪法国思想领域中的一朵奇葩。当然，当我们面对令人不满的现状时，仅仅是拒绝、怀疑和反抗还远远不够，如何行之有效地去改变现实，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仍旧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

注释：

1.【法】杜布莱西斯著，老高放译，《超现实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74页 。

2.【德】瓦尔特·本雅明著，张旭东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

3.圣西门《有关文学、哲学和工业的观点》，载《美国历史评论》第73期，1967年12月号。转引自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5月第1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