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问、学科，都是研究一种特殊的对象的，因而也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历史学研究是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作为对象，当然有它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除了这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外，还有各种层次以及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大体讲有以下几种：1、最基本的方法：搜集与考订材料的方法，即考据。2、历史比较法。3、统计方法。4、计量方法。5、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一、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方法
古往今来的历史学著作，凡足以名家的，都有其共同点，即：具有丰富的内容，这种丰富的内容一是材料多，二是材料的准确。因而搜集更多的材料，以及对使用材料的考订，成为历史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观点分歧甚大的情况下，只能求同存异，评论史学著作的优劣得失，不能不集中在材料的多少以及对材料的使用方面。这样，历史学的考据方法不能不成为古今中外共同承认的一个基本方法。
一提到考据，人们总是不自觉地认为考据之学来自于清代的乾嘉学派，或清代考据学。其实自从有了历史学，也就存在对史料的搜集和考订的问题。孟夫子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注：《孟子·尽心下》。)对《书》的材料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唯其如此，所以史学家们首先注意的就是这个问题。
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极为重视这个问题。他不仅充分利用他能够见到的任何材料，而且他还想尽办法扩大他的材料来源——这个办法就是调查访问方法。
人们常说，司马迁曾经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川，因而开阔了他的神思，形成了他峭拔雄健的文风。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司马迁之遍游名山大川，是在有意识地从事调查访问，一面亲自观察游历所在以及社会的各个侧面，一面从遗老口中和历史遗迹中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的访查。他调查访问来的材料，有的是传说，如《五帝本纪》：“至长老 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有的是 战国末年秦汉以来的真实情况，以及帝王将相、引车卖浆之流的各种动态。司马迁还曾 访查过知名人物的冢墓、居里，国君贵族们的故城宫室，到过孔子讲学的地方，李冰父 子治理岷江的离堆，登上蒙恬兴修的长城、秦汉古战场等等。司马迁的调查访问，教导 人们不能单纯满足文献记载，而要从对社会广泛接触中获得更多活的知识材料。
对材料真伪准确与否，司马迁是否也很关心?当然注意。他对各类文献材料中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是“不敢言”的，亦不加使用。他提出了一个考订材料的标准，就是“考信于六艺”(注：《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六艺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只有这上面有记载，才算可靠。这个标准是否恰当是另一问题，但考订材料之要有标准却无疑是对的。而且，以这些较为古老的文献作考信的标准，也不能说毫无价值。司马迁的许多调查访问，就是对文献材料的一个订正。如《魏 公子列传》中：“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注：《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司 马迁到大梁，亲自访问夷门，亦即侯生居住的地方，才知道就是大梁的东门。这就是对 材料考订。司马迁见过张良的画像，在人们的想像中，张良用大铁椎刺秦王，一定是个 魁梧的伟人，可是司马迁记录张良状貌却“如妇人好女”(注：《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太史公曰”。)。这虽是细微末节，却使整个张良的形象活跃起来。总之，司马迁既开辟了广事搜集史料的路径，又认真考核使用的材料，以其生花之笔，写出了《史记》这部千古名著!
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同样是既注意材料的搜集，又注意材料的考订。他将搜集来的史料，以年系月，以月系日，将材料分别列于年月日当中，按时间先后将材料排列 起来。先作长编，然后又对所使用的材料，考核其异同，作了《通鉴考异》。考异就是 对材料真伪的辨别，对材料的分析。这种辨别和分析，是史家必具的一个基本功。史学 著作成就高低，同这个基本功是分不开的。
史家这种对史料的辨析，到明末清初形成为考据学，乾嘉尤为兴盛，因而有乾嘉考据 学之称。考据学开始是对经学的章句训释，从明末陈第开始的。陈第著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对古今音变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毛诗古音考·自序》 中指出：
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以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 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执(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 而不入。(注：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四库全书本，第239册第407页。)
接着他指出：“毋”古读作“米”，“马”读作“姥”，“京”读作“疆”，“福”读作“ｂī@①”之类，等等，“难以殚举”。陈第考订古音的方法有二：一曰本证，即以本书的例证来证明这一字音的音读；二曰旁证，即以《诗经》以外的古籍中的音读作为旁证。而这种考订方法是后来考据学广泛使用的。
经过顾炎武、阎若璩等，形成考据学的吴、皖两大派，吴派以惠栋为首，皖派以戴震为首，戴震成就为当时之最，此外还有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考据学大盛。清考据学讲章句训诂之学，恢复了汉儒治经的方法，而否定宋代义理之学，因而在经学发展史上形成汉学、宋学、清考据之学的发展历程，大体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了解清考据学源流，可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考据学的主要内容和成就，在于音韵，因而清代音韵学成就甚高。前面说王引之认为训诂的中心在于字音而不在文字，所以清人对古音韵分析至为细密，到清末章太炎弟子黄季刚(侃)而告终结。
在乾嘉考据学昌盛时期，一些学者以考据学的方法去对史籍进行考订，形成为史学上的三大考据学家。如果排队，大体上是：
(1)王鸣盛(1722～1797)著有《十七史商榷》等，此书100卷，也包含《旧唐书》、《旧五代史》，因而可改为“十九史商榷”。所谓商榷，“商度而扬榷”，“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取其中典制事迹，铨解蒙滞，审核踌驳，而加商榷。(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2)赵翼(1727～1814)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前者36卷，实际上是廿四史，因当时未以《旧唐书》、《旧五代史》为正史，故称廿二史。是书对正史中纪传志表“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凡看到的即为之指摘出来。对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见附著之”(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陈援庵先生认为，是书“先考史法，次论史事”(注：《陈垣题记》，《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王树民先生曾为之校注，可以说是该书的功臣，今流行之本即此本。
(3)钱大昕(1728～1804)，著有《廿二史考异》100卷(不含《旧五代史》、《明史》)、《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等，是清代考据学家中最有成就者。他考据重点是：文字、义例、舆地、职官，富有特色。对赵翼甚为推崇，称之为“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注：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陈援庵最佩服钱大昕，以钱为自己学习的楷模榜样。
对清代考据学，后人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因为考据方法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的组成部分，应当读他们的书，核对他们是正于原书的地方，由此来掌握他们的考据方法。但应当认识到，这种考据方法，只是点，不是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从个别的细微之处窥探史学，而不能从这种方法中取得对史学的系统知识和对史学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只是由于这种考据方法，重视实实在在的考究，从个别、小地方下手，因而吸引人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很大，乾嘉之学要继承，要发扬，但绝不能倒退到乾嘉考据之学的老路上去。
西方与中国乾嘉考据之学有相通之处的，是普鲁士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 886)学派，这一学派对我国近代史学影响甚大，应予研究。
中国古代史学讲考据，强调信史之可贵。欧洲以及其他各国史学家亦莫不如此。德国普鲁士学派亦即历史语言学派，就是由重视考据，重视信史而驰誉于世界的。该学派的重要创始者兰克Ranke L.V.(1795～1886)，在1824年发表的《罗马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 历史》(或译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附录了《近代历史作者评议》一文，曾对意 大利历史学家古伊齐阿底尼(1485～1540)的《意大利史》作了评论。在此之前，古伊齐 享有盛名，人们或将其誉为希腊的修昔底德斯和罗马的塔西陀。而兰克却“批评古伊齐 阿底尼的书，证明原书大半皆无批评的抄自他书。书中所举重要事迹，多与真像不符。 条约与文书，皆意为去取，演说与辞令，半由臆造，记事不可尽信。同时主张，搜罗案 牍、报告、古物与亲见亲闻的史料，加公告、日记、书札等，引用‘原手史料’(primary quelle)，以说明当日历史经过的真相。所以兰克在《罗马民族与日尔曼民族 的历史》序言中说，世人皆以为历史的职务，在鉴既往，明当代，以测将来。本书并无 此等奢望，所要说的，只是往事曾经如何而已，……兰克的主张，简单说，即是赤裸裸 的记述往事；不加任何藻饰。详细研究各个史事，不知道的存疑，切戒加以臆造，与杂 以浮辞，再由各个史事的联贯中，了解他们间相互的关系。……”(注：姚从吾：《历 史方法论》，《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一集，第13-14页，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71年 版。)兰克与乔治·尼博尔(1776～1831)创立了“语言文字的批评方法”，瑞士费特尔( 1876～1928)在所著《现代史学的历史》一书中，曾称誉尼博尔对史学的贡献：“从前 的学者，拘守旧闻，不知搜求材料，征引古书，也常说明出处；但他们志在夸示博学， 拉古人替自己圆谎，并不注意批评选择的工夫。志在欣赏文辞的优美，情节的新奇，并 不问记事是否可信与可信的程度。语言批评派的史学家，受近代科学的指示，完全不是 如此。他们对史料，不但不杂宗教、种族与文学的偏见；并且对史料常持寻源、怀疑与 批评的态度。第一，要问材料的来源如何?即是史料本身是否是原手的史料?第二，要问 所用材料是否掺杂有后人的意见?曾否被人修改?第三，原手史料不存，方许用最早的副 料(转手的史料)，但副料不能代替原料。第四，原料与副料价值的判断，依时间、地域 、亲见或传闻为主；不偏重文辞的是否优美与形式的是否完备。第五，要注意记载人记 载事实的动机与态度。尼博尔即是这一派的开创人。”(注：转引自《姚从吾先生全集 》第一集《历史方法论》，第10页。)从历史语言批评学派主张来看，要广事搜集材料 ，重视原手材料，对材料进行审查，注意其真实性，其方法同样是考据的方法，同乾嘉 考据学派是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