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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民主” ——何云昌访谈

2011-01-30 13:12:43 来源: 今日艺术网 作者:李旭辉

库艺术(以下简称库):您最近做的行为艺术叫“一米民主”,对外叫“与虎谋皮”,那么您是怎样去评价这件作品的?
何云昌(以下简称何):《一米民主》设想很简单:假借民主的方式在我身上开一道长1米,深0。5CM至1CM的伤口,似乎在这件事情上实现了民主。体验式手法,那样残酷一些,具有类似真实历史的客观性。我把朋友们邀约过来,请他们无记名投票决定是否在我身上开那道伤口。结果以12票支持,1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所以就在我身上开一了条一米长的伤口,它貌似以民主的方式来进行,但如果没通过那就再进行一次吧(笑)。我以前做过一些作品,比如说试图去和一百人摔跤,把一条河分成两半,十吨水重新流淌五公里,这都是一种愿望,是我个人徒劳的努力,但在某种层面上我达到了为所欲为的自由程度。这次的“一米民主”从表层看好像是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它以民主的方式达成,像你说的指向性多,潜在地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民主道路还很漫长,万里长征刚开始。这国家是死了千万人才建立起来,仅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军民死伤3500多万,如果从北伐战争算起来已经死了上亿人,很多事情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而且必然有代价。库:行为艺术在当代艺术里的处境一直是被边缘化的,展览、收藏、印刷媒介都有这种现象存在,我们杂志其实是非常希望把当代艺术更多元化地呈现出来。行为艺术没有语言去言说使得很多人看不懂,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接收到任何词汇信息,就是理性信息。另一方面是它的内在结构是非理性的,也就是中国民众本身受的教育没有把自己的知识结构打通,或者说没有一个理性的结构去接收这些信息,这导致了在解读作品时会产生很多问题。你同意我这个看法吗?
何:确实引导是一方面,中国的艺术教育其实到了初中毕业之后就中断了,人们的知识结构分离得很细化。行为不是新的艺术样式,西方已经存在快一百年了,也有理性结构。我从90年代开始做,到现在快15年了,我个人更偏好这种方式,觉得它更适合我。库:网上有很多对您作品的议论,您看到过没有?
何:网络近似现代艺术的宗旨,什么鸟,兽,神,妖,小人,美女都有,无所谓。我做行为非常排斥表演,设定相应的强度是实施这件作品的需要,我本人不喜欢暴力。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我觉得有必要做这个作品,做得血腥点正常,因为现实社会本身也很残酷。在这个国家谈民主肯定很奢侈,甚至我们谈论艺术也很奢侈,因为我们缺少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缺少拥有很多东西的资格,大家出于功利的目的,不择手段可以做一些自以为得意的事儿,可能很多事情从一开始就错了。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国家需要构造一个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公平环境,这才能真正地长治久安。如果国家缺少公平的体制,那么整个社会可能每天都会发生更多不幸的事。如果说《一米民主》血腥暴力,那可能涉及到真实现状。
库:其实就像您说的,国家需要使制度和结构更合理,但任何结构的变化肯定要牵动很多人的利益。
何:这个民族不缺乏聪明智慧,而是缺乏勇气和公心,如林则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而避趋”者少。通常是有好处大家上,围着策展人转,谁都会,但是很多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去面对,承担。也不只艺术家或者艺术需要去面对,只要是个人就得面对。我的孩子才一岁半,希望这个国度的后代生活在更为公平民主的环境里。库:那么您对身体是怎样理解的?
何:我用身体做表达的媒介,特别排斥表演,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为之奋斗和付出,如果在乎,必要的付出没什么不可以,还不到抛头颅洒热血的程度。身体在你设定的强度中会有一种自然的呈现,不需要那么做作地表演,这也行为艺术有别于电影、戏剧、音乐等反复排演艺术门类。每一作品都有新的呈现,如果一件作品反复地实施,它就失之于表演,每件作品只值得付出一次。
库:您是从开始一直在做行为,还是从架上慢慢走向行为的?
何:大学学了四年油画, 1994年我开始尝试做行为用体验方式来做行为特别伤身体,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村到现在,留下的人也不多了,年纪大就不做了,一些个中好手去尝试别的形式,我还能扛几年。
库: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行为艺术中有一个很长远的神话机制,例如像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悲剧也是?
何:我也喜欢在作品中动用各种资源。竹林七贤比较有代表性,他们有意无意地抗争当时的社会,有自己的人格立场和政治诉求。后来行为艺术发展起来时,它成了一种艺术方式,特别在西方它和绘画没什么差别。中国的社会环境还有很多问题,选择行为的方式能利用的资源也比较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还是有很多做行为的艺术家。
库:行为艺术有很多种,最早最著名的行为艺术是耶稣上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全世界最经典的行为艺术。
何:如果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从古到今有所行动都是行为作品,差别在于后来的行为艺术家是有意识地选择和设定,以及有很强的个人表述愿望,所以我们不能说耶稣上架是行为作品,它是人的一种活动,不是所有人的活动都可以归结到行为作品当中。
库:不过当一个行为艺术有某种象征意义或寓意时,比如说耶稣复活,它作为一种形象出现,我们再用行为艺术的形式或是戏剧的形式表现,它就变成行为艺术。

  何:艺术本身是没有限制的,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利用,所有的手法都可以借用。我的做法比较朴素,是反技术的,用我的身体去承受和呈现。
库:另外做行为艺术,立场也是非常重要,我发现您的作品比较偏重于普通民众的感受。
何:一个人如果没有立场,那就是行尸走肉。我做了这么多年能够呈现什么?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所能承受的,比较内敛而又强悍的生命属性。韩战为什么胜利?就是因为中国人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存在五千年也是有原因的,这个民族的特性承受了很多苦难,舍生取义由来已久。一件作品一个指向,或者某一段时间有一种指向,早先我比较关注弱势群体,个人意志、自由我都去尝试和呈现。就是说一个作品有它的企图、预先的设定,作品实施后,别人怎么解读它就指向那里,作品自有生命,不可改变的形体结构只有立场。库:我也看到一个好的变化,现在很多的行为艺术慢慢地可以在大型的艺术机构里展现。
何:这是一种好现象,值得欣慰。也有一些好的变化有的愿望到死那天也实现不了。我个人有一种认定,在这种不良环境下一个人很成功是耻辱的,这么黑暗与不公平的环境,它的文化会是干净的吗?艺术会是干净的吗?教育会是干净的吗?所有的领域都有问题,其实每一次成功都可以说是耻辱,所以我个人注定一生失败。
库:您好像抱着比较消极的心态。
何:不是消极,是一种透彻,我对待生活、工作还是很积极、乐观,但是你必须要有洞穿现实的能力。
库:对,这个能力从哪儿来呢?
何:我从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身在其中自然就会知道这些实际情况,就会多想。因为缺少一个好的大环境,这导致每一个领域都是混乱、不公平的,这个环境还有待于进步和改善。当然,这种情况更多地取决于政界,但你作为一个活着的人就要面对、思考它,你有什么设想可以告诉大家,让大家更多地了解和知道这个民族优秀吗?
库:就像您说的,我们需要让很多人去了解,我们杂志也是希望让很多人慢慢地去了解当代艺术到底在做些什么。
何:每个人的努力都有价值,像我刚才说的成功是一种耻辱只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还是要努力,我个人舍得付出是因为人活着还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在乎和为之奉献、为之奋斗,即便环境再差,你努力了,总不白活一场,这有一点像共产党宣言。(笑)
库:现在国内的环境会慢慢好起来。
何:对,今天较之于10年、20年前是有很大的变化和进步。中国的民主可能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推进体制改革。政府愿意为天下人谋福利,也许我们的进步很大了,改变很多,但还根本不够,或者没有朝着最好的格局去努力。现在的竞争很激烈,经济改革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体制改革才是国家可持续长远发展的前提和根本。政府也在倡导体制改革,政界不乏精明强捍而是需要怀抱天下百姓,志向宏伟的政治家。现行体制也是洋为中用,窃以为与其变态急求GDP,四处抗议、严打、抗灾、抢险、亲民,不如开百代风范,深化体制改革,建立适宜中国的真正的民主、公平、自由的国家体系,以谋真正的长治久安,造福后世及世界。如是,虽万死,吾辈往矣!
库:最近艾未未在国外做了一个一亿陶瓷瓜子展,您是怎么看这个展览的?
何:老艾还能工作生活也是社会进步了,哈哈!他做什么我都觉得挺好,这个作品我个人的理解是一种后社会主义资本的特征,官方的说法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件作品由人的生命力铸就,动用一千六百号人工作三年,这个作品在任何国家都不大可能实施,而在中国可以,因为它需要训练有素的高级技工来实施,它浓缩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客观性。好的艺术作品就是这样,它能够最准确地呈现当代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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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

2017-10-22 16:25:32 来源: ARTFORUM中文网 作者:Daniel Birnbaum

文/丹尼尔·伯恩鲍姆 Daniel Birnbaum
译/杜可柯

三思: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
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

瑞典策展人/批评家丹尼尔·伯恩鲍姆策划过200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制造世界”(Fare Mondi//Making Worlds//Bantin Duniyan////Weltenmachen//Construire des Mondes//Fazer Mundos . . .),从当年双年展的主题和作品选择可以看出,他反对艺术家/策展人做“肤浅”的政治表态,强调艺术的具体性、幻想/前瞻性,以及体验,这在他的这篇第十四届文献展评论文中多有体现,包括他对战后抽象以及观念艺术在今日之回响孜孜不倦的挖掘。

▲ 帕维尔·菲洛诺夫,《春之公式》,1922–23,布面油画,39 3/8 × 39 3/8". 新美术馆,卡塞尔

地狱里全是好意图,但天堂里都是好事迹:这一据说出自法国中世纪一位修道院院长之口的至理名言也应该被当代策展人铭记于心。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题目取得诚心实意:向雅典学习,策展团队又发表了那么多意图良好的进步言论,以及对如今新殖民、男权、异性恋霸权的世界秩序的谴责,所以看这场展览有时让人感觉像是去受一场五年一次的永久惩罚也不足为奇。好消息是:这届文献展并不是一场一成不变的虔诚练习,而是一个囊括了多重提案的综合体。其中不仅包括广播和电视节目、出版物、表演和教育性质的研讨会,还有散落于卡塞尔和雅典两地各个展场的不同单个或团体艺术作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只双头章鱼,其中有些触角伸向了比较恶心的方向,另一些则指向了美与奇迹。然而,只有愿意用功而且鞋子穿对的观众才会得到充分回报。这场展览不适合懒人。



第一次看感觉令人兴奋的作品在十年,二十年后再看往往就没那么带劲了。难道这就是我们可以从雅典学到的东西?

假设你坐火车到了卡塞尔,然后做了一个理所当然而且毫不费力的选择:打车去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Fridericianum),往年你在那里看到过极为精彩的作品,其中有些甚至可能改变了你对当代艺术的理解。这一次,你将因为自己的懒惰而受到严重惩罚。你在这些庄严宏伟的展厅内看到的实在难以有其他解释,只能被认定为属于那个你我都不想看的类型:一场忠实的收藏展。展出作品来自希腊如今已经停止运转的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EMST):有点儿意思的希腊观念主义加上加里·希尔(Gary Hill), 约瑟夫·科苏斯(Joseph Kosuth),和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等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作品。这些都是僵尸艺术的完美例证,已经没人在乎它们,包括展览的策展人——可怜的比尔·维奥拉在这到底是干嘛的,滔滔不绝的文献展团队没有解释半个字——布展用的也是最标准的机构布展方式。如果说除了用希腊艺术品填满德国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空间这一象征性姿态以外,展览还有其他观点表达的话,那也是策展人无意间透露出来的:第一次看感觉令人兴奋的作品在十年,二十年后再看往往就没那么带劲了。难道这就是我们可以从雅典学到的东西吗?

实际上,艺术总监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说,应该学习的教训就是:没什么好学的。有了这么一条有用的指导意见,观众大可以离开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去其他路线转转。路上有不少惊喜,比如我在寻找其中一个展场时偶然路过的一间玻璃橱窗房。半透明的画布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画面上弯曲的红色和浅蓝色纹样浸满了阳光。这些用火山物质、泥土和颜料绘制的有机形状仿佛散发着某种生命力。我意识到,这批作品肯定跟我之前在雅典一个公园户外看到的悬挂于简单木结构上的那些迷人画作一样,出自同一个我此前没有听说过的艺术家之手。这位现居危地马拉的雍容的色彩家薇薇安·苏特(Vivian Suter)——她和她母亲/画家伊丽莎白·怀尔德(Elisabeth Wild)也出现在了卡塞尔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罗瑟林德·纳沙什比(Rosalind Nashashibi)充满感染力和亲密氛围的影片《薇薇安的花园》(2017)中——真的是一大发现。她的作品,我认为,代表了此次文献展在实现其初衷的努力中最富同理心的时刻。这些不事张扬却充满喜悦的绘画据说处理的是艺术家及其母亲工作与生活的前咖啡种植园里极端的气象条件,但是在它们最好的时候,从中引导出来的不仅有制作者的精神能量,还有气候当中蕴含的宇宙之力。我投射得太过了吗?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些放置在朴素的日常生活场景里的画作以其自身编织出了一张体验之网,让作品与观众的主体性在其中有机地互相结合到一起,同时也融入到日常生活丰富的肌理当中。我相信,这称得上是此次文献展乌托邦愿景的一次实现,由大众汽车赞助。

▲ 薇薇安·苏特,《尼西罗斯(薇薇安的床)》,2016–17,综合材料. 展览现场,Kurt-Schumacher-Strasse,卡塞尔. 摄影:Fred Dott

在这场政治上充满说服力、但美学上有时火力不够的,有关移民、殖民主义、经济不平等的大展里,你时不时可以发现另一场展览的蛛丝马迹。这场半隐半现的“秀中秀”关注的是那些旨在探索纺织物、声音实验以及记谱系统中某种图解式美学的艺术作品,那些努力捕捉也许可称其为“幻想”(visionary)的过程中飘忽不定的联觉机制的创作实践。在新美术馆(Neue Galerie)楼上,从俄国哲学家/画家帕维尔·菲洛诺夫(Pavel Filonov)绚丽的画布《宇宙(宇宙公式)》(1918–19)和《春之公式》(1922–23)到微分音音乐作曲家米哈伊尔·马秋申(Mikhail Matyushin)为未来主义戏剧《战胜太阳》(1913)所做乐谱那一段展览非常具有启发性,而连接两者的长走廊里,除了古典大理石雕像群以外,还有来自匈牙利萨满-诗人卡塔林·拉迪克(Katalin Ladik)1960年代末-1970年代的拼贴作品和声乐曲。所有这些作品都标示着某种内在或想象的世界,必须被放到一个狂喜恍惚的语境,而不是理性框架下来理解。不幸的是,这些精神性的图示作品大部分都被放在了玻璃展柜里,这种展示文献材料的传统手法束缚了艺术家们任性横溢的能量,让我不禁希望,策展团队在作品呈现上如果能像他们在整体展览结构设计上一样富有实验性就好了。

▲ 彼奥特·乌兰斯基,《真实纳粹》,2017,C-prints、文字板. 展览现场,新美术馆,卡塞尔,摄影:Nils Klinger.

策展团队最大胆的决定——将展览放到两个不同国家来做——的确催生了不少“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这种感觉如此熟悉”的时刻,这些呼应和似曾相识的效果是整个展览中最迷人的部分之一。比如,在卡塞尔偶遇苏特画作时的那种颤栗,由于唤醒了几天前在雅典看到她的作品时留下的印象,而被加倍放大。我也很开心能两次碰到智利艺术家塞西莉亚·维纳(Cecilia Vicuña)的作品。她悬挂于雅典EMST和卡塞尔文献展展厅(Documenta Halle)的巨型红色羊毛绳索代表着前哥伦比亚时代古印加人的打结绳,也许是某种结绳记事的书写系统留下的遗迹。这些被放大到纪念碑尺寸的羊毛绳索是这场偏重文献材料的展览里为数不多的视觉效果强烈的作品之一。维雅·塞尔敏斯(Vija Celmins)对夜空的微妙刻画,格塔·布拉特苏(Geta Brătescu)富有魅力的素描、录像和拼贴作品、斯坦利·惠特尼(Stanley Whitney)色彩缤纷的抽象画——这些动人作品的反复出现让我产生了某种隐约但入迷的不安感,认知与记忆在不断的重逢中形成了令人惊讶的融合。就惠特尼的作品而言,我很高兴能两次看到它们,也很喜欢在EMST的展览里,它们被放在了特雷西·罗斯(Tracey Rose)的红色柱子(《Tower #1 Caryatid #1: Made for Hoerikwaggo》,2017)旁边。这对组合引发了某种奇特的单色效应连锁反应,将观众带入相邻展厅,那里,西诺维·佩尔森(Synnøve Persen)解构的萨米族旗帜出乎意料地令人联想到埃尔斯沃斯·凯利(Ellsworth Kelly)的抽象画。另一组引人注目的重复是R·H·奎特曼(R. H. Quaytman)难以捉摸却非常抓人的作品,尽管她在卡塞尔新美术馆展出的几幅绘画本身就已经足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绘画源于艺术家对保罗·克利(Paul Klee)《新天使》中著名形象的考察,众所周知,该形象曾经被瓦尔特·本雅明解读为“历史的天使”,而奎特曼通过研究发现,保罗·克利的原作居然装裱在一幅马丁·路德肖像上面。艺术家法医取证式的调查为贯穿于整个展览的德国-犹太主题贡献了又一重叙事。该主题——尤其是在新美术馆的那部分展览——对德国人罪恶感的阐述让人感觉几乎已经没有任何赎罪的可能性,更别说救赎的希望了。这里没有任何乐观或热情的理由。

▲ 玛丽亚·埃希霍恩,《从犹太人财产非法获得的书籍》(局部),2017. 摄影:Mathias Völzke.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VG Bild-Kunst, Bonn

 

不过,这一沉重的单元却是整个展览里最强的部分之一,将德国-希腊主线放到了历史材料里,让我们回想起两个世纪之前出现的文化地理图景。1800年左右,古希腊牢牢地抓住了整整一代德国思想家与诗人的想象,这种对希腊世界的浪漫主义向往在西方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身上得到了传承,包括黑格尔和拿着纳粹党员证的马丁·海德格尔。在新美术馆对这一谱系的呈现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史学家约翰·亚奥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希腊美崇拜的创造者——斜躺在他的理想乡中;还看到曾经在传说中的1940年代初国家社会主义展览上展过的一幅媚俗的万神庙油画。美术馆一楼,彼奥特·乌兰斯基(Piotr Uklański)(你听说过的所有波兰艺术家都在这届文献展里)对他之前著名的装置作品《纳粹》(The Nazis)进行了一次令人不寒而栗的更新,1998年首展的“纳粹”系列由扮演第三帝国官员的演员剧照组成,而2017年的这件新作《真实纳粹》(Real Nazis)则汇集了大量真正的纳粹军人以及/或者党员的肖像照片,比如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以及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一张出自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之手的阿诺德·博德(Arnold Bode,文献展创始人)肖像挂在博德本人去希腊旅行时画的素描附近。同在一个展区的还有古尔利特家族几位成员的纸上和油画作品,这个特殊的家族因其臭名昭著的家族长——纳粹艺术商希尔德布兰特·古尔利特(Hildebrand Gurlitt)而为世人周知,希尔德布兰特在二战期间靠犹太家庭的没收财产聚敛了一大批现代主义艺术杰作。希姆奇克原本希望把古尔利特窃取的收藏放到本届文献展上展示,最终未能如愿。但是,对反犹太主义及罪恶感的这一考古学考察在一件有关纳粹劫掠物品的野心之作处达到了高潮。除了放满从犹太家庭窃取的书籍的大书架,玛丽亚·埃希霍恩(Maria Eichhorn)的这件作品还包括成立专门关注劫掠作品返还的新的研究机构等多种要素,堪称此次文献展的白眉之一。它的力量并不来自于什么空洞的概括,也不像部分其他作品那样,试图发表某种泛泛的道德宣言,比如玛尔塔•米努辛(Marta Minujín)在弗里德里希广场上荒诞的禁书万神庙。埃希霍恩的工作方法建立在与之完全相反的基础上:具体性。

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正在德国卡塞尔进行,展览将持续到9月17日。

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是斯德哥尔摩现代美术馆馆长,也是《Artforum》杂志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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