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徐坦关于《关键词“革命”研究》系列项目之一。因为时间的原因，徐坦完成了其中部分的内容。视频中我所说的“绝对意义”有很多等价词，比如自由、完美、乌托邦、绝对平等之类。对我来说这个词的背后指向的是那个没有冲突的世界，以保证形象（自恋的）不会因此破碎而产生焦虑。但这样一个想象的自我，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与徐坦的对话中我尝试什么都说，包括极为隐私的事情，现在想想是为了对抗被审视的焦虑。自救一直在尝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日常交往、创作、进行分析、发起各种社会实践等等。我逐步开始接受残缺的命运，反而获得了自由。在一点一滴的身体经验中，那个曾经困住我的、没有冲突的世界成为我行动的原因，为了一个个人、也是慈悲意义上（不是无知的爱）的乌托邦。
——满宇
绝对意义的放弃与肉身社会经验的确认
我从2017年开始对“一个人社会”策划人满宇进行了采访和研究，事实上我们长期一直在交往中，我开始准备对满宇进行跟踪采访早于这个项目的开始，因为我在被通知参加这个项目之前，就开始了项目《关键词“革命”研究》，而我一直认为对满宇研究是“革命”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我来讲，在最近十几年，进行以语言观察为主的社会性研究是我做艺术的主要内容，对满宇的研究也是基于以语言为主导进行的社会性的研究框架内的工作。
在这次的项目里，我计划持续性的与满宇进行对话，并且对对话记录做研究，到目前，已经和他进行了3次对话，其中两次在2017年夏天进行，另外一次是在2018年底进行，我计划还要和他进行新的对话，时间会超出“一个人的社会”展览实施的时间阶段，对于我来讲，一个展览不应该是一项研究工作的结束，而是这项工作的开始和对其延续的推动。
在这次展览中，我将呈现我和满宇2017年的对话，2017的冬季或许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当然只是我的看法），因为那个冬季他主导实施了深圳UABB罗湖分会场“工业站—临时艺术社区”的项目，这个持续了数月的实践项目，我想对他有相当的影响，这从后来2018年的对话里是可以看到的。那么2017年冬季以前与满宇的段话更能够看到他“与过去的关联”。
▲ 在深圳UABB罗湖分展场“工业站-临时艺术社区”现场，社区项目通过黑板报的形式向周围的居民预告，包括失物招领等信息。
▲ 各个实践小组不定期的将与这里相关的词语拓印在地上，每天通往地铁的天桥上，居民都能俯瞰到这些不断在增加的关键词。
满宇在他艺术工作(生涯)比较早的一段时间里，一度追索日常工作中的价值，和意义的确认，以及如何在艺术领域的工作中显现意义。
从对某个他人的经历、思考和行动的探测，常常潜在的使用了自己的经验，这也完全符合满宇的在2017年谈话中的想法，他着重的强调了个人在社会现场里的经验以及与他者的相互关系是“自我”显形的场域，就是当一个“个人”在社会中存活或者行动时，自我才真正的显现，他所说的自我，既不应该是仅仅着重于关注他者，也不应该是只着重于所谓孤立的自我，而是“自我”恰好是在社会现场的经验中显现的，而对社会现场经验的描述也绝不是所谓的“客观世界”，而是与描述者自身成长经历和经验紧密交错的。
关键词“革命”研究，第一期第13章：“绝对意义的放弃与肉身社会经验的确认”，第5节B
那么这也恰好说明了我作为对满宇以及他的经验状况进行探究和描述时，常常会出现以我自己的经验作为对照的情况。
满宇出生于教师家庭，而且一直在学校环境成长，当他真正开始面对一个“校外”的社会，是他大学毕业以后搬去北京，在北京开始了5-6年的打工生活，他感受到了“不自由”，和一种严酷的感觉，最主要的是妨碍他进入他认为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就是从事艺术创作。后来当他开始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的时候，大约从2007到2012年，他发现整个当代艺术环境是虚假的。大家（艺术家们）都是一样的，一种很重要的结构性的东西没有了，而他看到的是压抑、表演、和自身经验断裂的空洞。他尝试着加入年轻艺术家的行列，做一些时髦的东西，大约两年的时间，他觉得完全失去兴趣了，原因是缺乏“绝对意义”。他开始尝试社会性的项目，做了跟杨佳案、劳动教养法案、物权法有关的作品，虽然，他不满意这个时期他的创作，而我认为这依然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上面这段描述，体现了一个“学校生长的人”的一个很有趣，也很典型的意识变化的轨迹。什么是“绝对意义”？他解释，绝对意义首先必须有意义，而他在北京做艺术的时候，对当时的艺术圈里的所谓艺术极为失望，认为是无意义的，他今天依然这么想。但是，他对于打工生活不满，也是因为对“意义”追索的欲望，因为艺术才是通向这种“绝对意义”的路径，而打工生活则不是这种路径。
他开始进行创作，但是，如果他发现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话，又面临新的检测，就是这个意义必须是有可能被广泛接受的意义，似乎有一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味，这种被广泛接受的意义，才能够被称作“绝对”。
关键词“革命”研究，第一期第13章：“绝对意义的放弃与肉身社会经验的确认”，第9节
那么这必然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在现实社会里，这种“绝对意义”几乎不存在，所以給他带来焦虑，但是这里隐含着艺术和文化活动的标准，事实上从广泛接受来说“绝对意义”在我们的社会里是能找到的，只是说这些事物已经被文明覆盖了，艺术家必须发现新的“绝对意义”，重复已被覆盖的“绝对意义”却又有变成无意义的了，一旦谈及新的看法和意义，在社会认同上大多会有争议，绝对意义就又不存在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满宇谈到了“大的意义”的工作，他在那个时期，一直认为他应当从事有大的意义的事情，而不是琐碎的工作。换句社会上一种比较普遍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大事”，那么“绝对意义”除了普遍被接受以外，是否也包括了在工作中必须具有大的意义呢？
我作为也是“学校生长的人”，似乎对于他这种想法感到亲切，即使他和我都认为这种想法已经是过去的了，但是依然能够看到一种“过去的时期”生活经验。我也经历过类似的追究，但是那就是很早的时候了，在1972年，我读高一，当时有一种全社会的信念，即：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一万，我当时几乎一有空就打开毛主席语录，我寻找究竟为何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等于一万句话呢？当时我周围的同学或许持一种更为豁达的态度，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因为整天捧着红宝书，未免太“假积极”了，而我却陷入了焦虑和忧郁，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很听党的话的学生。之后不久，我生病休学，导致我很快回到了现实，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追逐，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于那种政治的执着，同时也改变了我对其它政治信念的态度。
或许这种放弃算是一种走向成熟，满宇在后来，由于对于绝对意义的焦虑，导致一种“准病态”的出现，一种抑郁症的状况持续了近两年，这是典型的转型期，如果情况往好的方向发展，就可能走向成熟。
关键词“革命”研究，第一期第13章：“绝对意义的放弃与肉身社会经验的确认”，第2节
当我处在相似的阶段时候，也曾求过医。
我之后也经历了和满宇相似的情况，我在十几到20多岁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在大学期间，如果当我的某种病态心理出现的时候，在内心会出现一种要求，就是对于指导我行动的规则或指令，提出一种绝对完整的要求，比如。如果我某天在美院课堂上画画，这么个举动，即使我已经有了99%的正当性的内心理由，但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微小的诘难，可能和其它那些已经被判为正当的理由相比，仅仅只占到“理由的总量”的1%，它依然可以马上阻止我的行动，使我在课堂上不得不放下笔，坐在那里不动。另外就是越是紧要关头，这种“1%”诘难越是有可能跳出来，使得自己十分惶恐，我对我自己说，这仅仅是1%的不能通过理由，我是否可以忽略这种诘难？但是有一种力量不依不挠，一次次在意识里的升起审查性的要求，我称之为“思想痉挛”，对于我来说，一个被我自己审查标准的全面通过的要求，也就是一种“绝对的”通过。所以满宇后来也强调，对于绝对意义的追逐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病态，而这种病态恰好和追逐“绝对……”相表里。
现在满宇已经基本放弃了对“绝对意义”的执着，这也是近年进入社会现场工作，加上研究和实践精神分析，从理念上改变了这种想法，他说，“我现在开始接受这个事实，而我以前是得让自己觉得非常有意义才去做，而现在我认为有意义，即使在别人眼里可能无意义，我也可以开始工作，总之我是不能承担虚无的人。”但凡发现一点意义，我们都可以开始着手工作，“意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的扩大。
我特别注意到，满宇在这个艰难时段的后期，开始了学习和研究精神分析，在我们谈话中，他多次引用精神分析中的母子二元关系的概念，我意识到，满宇认为，从对于绝对意义的追究，到后来放下这种追求，正好和人的成长过程中，与对母亲的意识的变化相关，如何从绝对的善和温暖的母亲的怀抱里，逐渐成长而离开这个怀抱，事实上描述了这样的过程。
以上的这种描述，是满宇在学习研究精神分析之后，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人从幼儿到成人成长过程的描述，但是作为注重对于社会现实进行实地研究的我，则会更多从人，如何在婴幼儿期就开始受到的，特别是侧重于价值判断的早期教育来描述。
▲精神分析的左翼运动，徐雅珺通过两天的时间，系统分享了精神分析上个世纪早期被遮蔽的社会实践的历史，精神分析与当代艺术实践讨论班，广州，2017
当一个人处在幼年，语言能力尚未成熟，也就是对于很多的语言含义，概念，尚不具备理解能力的时候，教育活动已经开始了，在人处于幼儿时期，和他或者她施行语言教育的效果很有限，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因为婴幼儿语言的接受能力有限，事实上这种有限一直都存在，一直延续到成长期的后期，就是说当语言理解沟通能力成熟的时候，人格也基本接近成熟了。而当语言接受教育能力很有限的时候，教育多半以行为或肢体语言以及创造一种语境的方式进行。
从我今年广安的调查中，我看到的一种情况，使我意识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农村的人们，如何对儿童进行传统价值教育，或者说灌输。比如在访问两位以当地信念进行治疗，以及操办婚丧活动的村民，即“端公”的家里时，我问他们如何让自己的下一代接受和传承他们的信仰和治疗能力，他们说不需要大量的言说，很重要的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让孩子们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一些事情，也就是说，语言要和这些行动共同施行。比如清明节祭祖，孩子们都要参加，烧香，跪拜等。在仪式中传递了价值。在这样的情境中，孩子感受到某种庄重和严肃性，意识到“祖宗”的意义，而仅仅使用语言是根本无法达到作用的。
▲广安市武胜县宝箴塞镇的附近村民在清明节祭祖／摄影：黄元攀
▲广安市武胜县宝箴塞镇村子里“端公”和孙子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的对孩子的教育，成人常常要有意强调地做某种行为，就是一种适当超过这个行动实用功能的行为，你也可以看作是略显夸张的行为，以传达給幼儿一种希望他们明白的意义。我称之为“仪式性的教育”。这种教育基于人的行为和用行为营造的气场。而这种情况在幼年教育中会反复出现。在学校环境中也时常出现。
当实施一种有效的婴幼儿教育的方式时，必须考虑到这种“仪式性教育”和语言教育相融合的做法。
刚才说了，作为不曾研习精神分析的我，并不认同“母子二元关系”的普遍性，我承认这种描述对于一部分人是有效的，但是在很多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母子关系的持续的稳定性不同。我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认为由于人类语言，和早期教育的普遍方式本身，容易带来对一些概念的绝对化认识，而且，特别是对孩子未来有较高期待的父母，常常施用强 化了意义的语言和概念，并且普遍和广泛使用，以这种强化性方式输入他们的愿望，他们并未考虑这些对于概念的强化，可能在未来带来的负面作用。
所有的这些强化性的语言及概念的教育后果，都需要接受者在成年以后慢慢的消解，所以我猜想，满宇的家庭，家族（特别是母亲方面的家族），可能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对他寄予很高的期待，以至形成“做大事”的强烈的意识。
如果孩子未曾受到类似的强化性的概念教育，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或许会对这种被强化了的概念性的欲求没有那么强烈。对于“绝对意义”即普遍接受的渴望，以及对有“大的意义”的工作、或者说“做大事”的欲望，在很多学校生长的人的生长过程中都会存在，但是有些人会比较快地渡过了这个时期，而像满宇这样执着，呈长时间胶着状的人却很少有。
（当谈到“绝对意义”时，我联想到在过去的关键词项目中，我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词的词义本身存在概念的纯度问题。在科学范围里，对于语词以及概念的要求是非常“纯”的，科学叙述不能容忍语言的含混。而在社会或人文环境里、在日常生活中，却不得不面对语词的概念的“纯度”问题，就是即使我们都同意或接受某个词的词典词义，但是对这个词的概念性的描叙却差距很大。举例，比如我们都知道“社会的”这个词的词典词义，但是每个人使用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距使得讨论问题的时候首先得对语词含义，需要有一种公约性的相互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经过相当长的生存、实践才能作出自己对词义的倾向和概念纯度的选择或确认，因为这种选择和确认和价值相关。）
我们退回到形成满宇人格更早的时期，比如中小学时期，他谈到过，在很早时期已经形成了从事艺术的选择了，认为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事业了。我问他，有什么具体经验，导致这种信念的形成，他说到两点，一是他从小因为画画的才能受到赞扬，二是由于学习画画，能使他从那个枯燥的社会生活规则下，得以逃逸，获得自由。
▲第一排左一是满宇，因为父母都是教师，他基本一直在学校这样一个半封闭的环境中长大
第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谈谈第二点，我们在对话中谈到，一个人如果不在社会现场中主动展开自己的行动而获得经验，那么他将是通过斩断同社会现场接触的链接触角，得以获得的解脱，得到所谓的自我或者自由。我想这是一种“逃逸”的自由（动物性自由的一种）。从这里，我们看到，在获得了由于逃逸带来的自由，满宇依然没有逃过后来直面社会现场时所面对的意义纠结，没有从这种纠结中自由出来。因为，在学校这个半封闭场景中所获得的自由，恰好和他说的，与没有在社会现场的经验中展开的自我相似，并非真正的自由，而当他经历了焦虑，真正投入到社会现场中，这是他真正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通向自由的路径。
今天看来，在2012-2014年两年的焦虑之后，真正的转折还有一点，在2006年，满宇已经开始做社会关注的作品，经过2012年－2014年的忧郁和困扰之后，又开始了一系列的直接面对社会现场的项目，比如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居民，以及深双UABB罗湖区分展场工业区-临时艺术社区项目等等。这两个阶段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在满宇描述中，2006以及之后两年，他所做过的关于杨佳案，物权法、劳动教养法案等作品，是在艺术范围内的思考和表达的背景下做的；而后来的项目，无论5+1，还是深双，这些项目在他心目中已经超越了仅仅在艺术系统内的思考，而是在真正社会现场范围中进行考虑了，也就是说，每一个思考，行动，不是以艺术的所谓行业标准和规范作为参照，而是考量这些计划和行动在社会现实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这么一个层面的考虑，这是真正的、和较为彻底的、直面似的社会现场经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改变。
但是话又要说过来，满宇提到，在5+1项目，结束的时候，他和自己同事谈到，我们所做的这个项目为什么不能是艺术呢？谁定的艺术标准？所以，回转的事情显现了，当我们全身心关注社会现场的时候，我们不再去在意艺术规范的时候——而谈到他的前一段创作方法是：他即使在谈社会，他依然是在使用艺术规范来改造从社会中所获的模本——而现在他却完全使用社会的各种行业的规范，远远超出艺术规范，比如伦理，社会心理，社会学的理念去做判断，和试图改造现实，但是结果呢，依然可能是一种艺术。这样的想法近年在中国新的艺术圈里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的涉及面“比艺术大”。而满宇也谈到大的意义，看来艺术在某种传统的角度来讲，尤其是一旦做艺术是为了艺术自身，以及为了艺术家的自我的时候，确实涉及面是比较小的。即使这些从事社会实践的艺术家认为“社会比艺术大”，要投入到更大的范围中去，忘掉艺术而工作，即使这样想，这些想法依然有可能符合一贯的艺术创造的规则，当你投入到一件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你全身心的投入，你可能创造了很纯粹的艺术，而当你按照艺术规则亦步亦趋的时候，可能恰恰远离了艺术本质。我想说，是否不在意艺术自身，全身心投入社会现场的艺术工作者，他们内心依然存在着回到艺术的潜在意愿（甚至有人说投机）？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必要去做这个方面的判断。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李一凡／二楼出版机构，北京，2014-2015
另外，从与满宇谈话中，我自己觉得很有同感的事情，就是对于自己肉身的社会生活体验的选择，是具有不同方向的，比如满宇谈到他对日常生活中，很多一般人常常关心的身体愿望，他毫无兴趣，比如到了旅游胜地，他却乐意呆在酒店里。那么，我们谈到面对社会现场的肉身具体是什么？包括了什么，我想肉身包括了我们生理心理意识的共同体，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说有同感呢？在过去不断有人问我，你是否对日常生活没有兴趣，甚至说，难道你对驾驶一部豪车这么爽的事情一点愿望都没有吗？我说是啊。但是，我实际上对于日常生活的某些内容是有兴趣的，我相信在日常生活中，我有兴趣的部分会比满宇多。但是这样的话，一旦走向社会现场，对于在社会实践中选择方向，会有影响吗？我想会的，我们大概会说，革命者都无心体验日常的消费生活和身体愿望的满足，这样看的话，满宇是更具有革命性的。
上面将是本项目的第一部分，在展览开始之后大约1个月，本项目将会提供第二部分，敬请关注。
在以上的文字已经写出来了之后，我和满宇通过微信继续做了一段时间的沟通，我获得了一些新的信息，这些新的信息给我带来很大的震动，甚至可以推翻前一段的工作。
在和他的微信沟通中，他给我一个更加明确的确认，“绝对意义”欲求的时期，是一个病态的阶段，在这个病态的时期，他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困境，对绝对意义的追求是他无法逃离的状态，这正如我对于1％的不能确认的焦虑，我并没有赞赏和享受这种执着的状态，而是困顿和焦虑于这种不能自拔的困境，事实上我想最后的解决，也并非找到任何一种答案，我想对于满宇来说，最后应该也没有找到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工作来做。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事实上具体焦虑的问题，可能是一种表象，真正驱动这种纠结状况的，是一种潜在的能量，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纠结的议题也能促进纠结的能量。也就是说，有某种能量使我们“想不通”，而“想不通”却会导致这种能量对我们的肆虐。
微信：2019年5月31日 凌晨00:46
徐坦： 我想到，你为何强调精分里面的“母子二元”，我看到一段以后，我发现这里的原因，但是毕竟我不能确定，有很多猜测
满宇：我这个也不太确定的啊，只是我尝试想解释自己的状况
徐坦：这个谈话里存在一个描述方面的缺失，就是满宇你很少提及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呢，是有意识回避？或是真正的内心形象的缺失？或许这是需要补充的。
真正的内心形象的缺失”——我的意思是，在下意识里她不能站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她没有你大舅重要?
满宇：我很少提及自己的母亲吗？在这几次的谈话里？但我处理这个事情，花了很长的时间
徐坦：所以，你的母亲，是一个家族
对，在我们谈话里，你几乎没有谈过你母亲，
而我这个工作，就是像你提出的那样做，我会用我和我母亲的关系，来谈你。
我要是和他人谈我家庭，我是绕不开我母亲的
而我理解的你，你的成长，需要和你整个母亲方面的大家庭的长期作战，所以，母子二元的母，是一个大母亲
满宇：我母亲的过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这个打击并非失去了亲人
而是我失去了处理我跟母亲关系的机会，她成为了一个不可触碰的东西，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死者为大，她成为了完美的人，我为此负罪了10年，每次我在我妈的坟前说：不要保佑我，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个被丢弃的垃圾。
徐坦：在谈话中你没有谈及你母亲去世，是什么时候的事？
满宇：在我大二的时候，她突然过世的，1996年
▲满宇在UABB罗湖分展场“工业站-临时艺术社区”布展现场，火车车厢临时办公室
徐坦：那么我们谈话太失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虚过去了。或许，我对你前面谈话的分析可能得全面推翻。
（徐坦：这次的调查和调查后的分析研究过程中发生的情况，对我产生一个相当大的冲击，就是当我快要结束全部文本分析，发现满宇很少提及他母亲，当时我在外地通过微信和他继续沟通，他让我知道他母亲已经逝去23年了，并且告诉我这件事对于他来说，长达十年不能放下......
我意识到相同的文本，如果关键性的经验的点被遮蔽了，对于这个文本的阅读和分析，得出的论点会是什么呢？那么，这些关键性的“点”的发现，可能使得观察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去观看整个问题，使这个文本有可能解读成为一个不同的文本，这应该是社会调研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也是个社会性认知中的一个很重要问题）
展讯：一个人的社会
时间：2019年6月23日-7月22日
开馆时间：周三至周日 13：00-20：00
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海傍路4号 新造当代艺术中心
艺术家：
宁静+余秋呈 刘铁民+陈巧真 满宇+徐坦
李珂+徐然 姚鹤立 山河+徐琳瑜
梁广年+喻旭东 刘超+刘伟伟
石炳煌+谢剑波 李莉君+东启 唐昌旺+唐浩多
出品人：蓝海骐
项目发起人：李一凡、徐雅珺、刘洋、满宇
策展人：满宇
策展助理：翁欣欣
展览执行：李乐
热带病艺术研究所 由李一凡、蓝海骐、喻旭东和满宇共同发起。
艺术研究所首先立足于中国南方的现实场域，这不仅仅因为珠三角的特殊地理位置，处在热带与亚热带的交汇处，更因为珠三角做为最早进入改革开放的地区，在几十年极速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现象，这些现象在未被具体的理解和行动时，仍处在未知中。但我们也深知言说之悖论，它既是发现，也是遮蔽。因此需要行动者的不断返回，始终让身体保持在场。热带病作为异质的隐喻，不仅意指在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不适，同时我们也将它理解为制度化认知之外的现场。我们期待通过直面自身的处境，以一种创造性的感知方式，力图在真实的遭遇中形成思考，并尝试做出改变。我们相信知识是从现实的语境中生长，并且与每一个个体相关。由于广东与东南亚之间悠久的渊源，相似的发展处境与可以互为参考的实践经验，我们也将力图与东南亚实践者产生广泛的合作与链接，来尝试一种自下而上的“南南合作”，让无名的大多数联合起来，以回应结构性的原因所造成的不对等的流动与个体之间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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