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李燎：劳动

↑《劳动摄影》，摄影：梁荣 ©️李燎

受访：李燎

采访及编辑：陈颖

去年3月，李燎终于可以正视老婆已经辞职开始创业的这个事实。“既然这样，”他说，“我应该去做一个事情。”于是，他应聘了美团外卖的专送工作，工作目标，是为家里赚取一个月的房贷。

为了还上这一个月的杠杆债，李燎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体力劳动，并且努力把自己活成了送外卖的样子。六个月结束后，李燎像是做了一场关于打工的梦，他回到美术馆，要将梦境分泌出来，重塑似是而非的真实。

李燎的最新个展以“老婆去创业了”为题，作为“深圳当代艺术家系列”最新一期展览，今天在坪山美术馆开幕。美术馆的一楼展厅，此刻正被一条由不同马路形态拼接而成的环形马路所包围，李燎将再一次骑着电驴在“路”上行走，沿途所见，无论是用路障组装的风车，还是大理石路墩组装的经轮，甚至是悬挂着晴天娃娃的铁丝网，都是这一场劳动的物证。而这一刻的李燎，看起来像极了堂吉诃德。

展览开幕前，打边炉与李燎进行了一次访谈。采访当天见到李燎，真人明显已经比拍摄于打工时期的照片瘦了，肤色也变白了许多，他还在戒碳水化合物，努力让自己“瘦回原样”。

以社会系统作为工作室，是李燎新的工作方法，难得之处，在于他真正地深入到了“敌人”的现场，以肉身去体验“另一种”生活。正因为取材过于现实，采访当中，时不时都需要从对话中抽离出来，想一想我们正在聊的是生活，还是艺术，李燎富有张力地混淆了这一切。而我们的难题在于，在真正的真实面前，语言太难以尽兴。

辞职

“老婆去创业了”这个项目，原初并不是为了展览，我在生活里确实碰到了事情。我老婆一直说要辞职去创业，而我劝了她将近两年，劝她不要离职。我的收入已经是有一天没一天了，而且在疫情的环境中，辞职确实不是很好的选择，创业还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后来，劝不动了，既然两年的探讨都无法改变她的决心，我就开始支持她辞职。我们非常喜欢相互探讨，人生也好，随便聊一些话题也好，都会聊得很透彻。更多的是我想明白了，人不能太自私，不能因为我要做艺术，我的家庭和我的另一半都得维持住稳定的收入，我们都有做自己事情的权利，然后一起承担风险。

但是，当离职的时刻真的到来，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慌，我们都开始闲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所有的生活事项都在不断地支出和投入。记得当时借着武汉“废船”空间的驻留邀请，我出去“躲”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我见识到了一种夸张的驻留方式，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在校学生，聚在一起放映、玩乐队，闲着、呆着，睡觉也没有床，我像回到了年轻时的乌托邦时代。那帮小孩，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和生命一无所知，也没有恐惧，撒着欢玩。我何不更放开、更洒脱？后来，我老婆也去了武汉，吃饭的时候，我和她说了这个方案，名字都定好了，就叫“老婆去创业了”，而我应该去做一个事情。当时的情形，还挺感动的。

公器私用

“老婆”是一个原因，就像生活和生命里很多事情的启动，都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我喜欢把事情混淆起来。就像她爸爸最初不同意我俩在一起，我就把她爸爸和我吵架的录音，通过美术馆混了几万块钱来交给他，以此来证明艺术还是能赚点钱。在作品里，他们都不能称为“元素”，而是主因，是我所处的真实背景。

我不喜欢空想，也不喜欢创造，我只是想换个角度看生活，艺术就是这个角度。实际上，既然艺术已经发生了，它必定也是这个世界中的现实。我在《我是正义的》里，去找仇人复仇，我打了他，而每一次展出这件作品，我都认为是成功复仇了一次，直至将他推到了大场面，这个时候，如何界定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说是生活，我说的是艺术，如果你说是艺术，它其实就是生活里的一次报复，是某种欲望的释放，释放的方式就是艺术。这件作品就是明显的一次“公器私用”，最后这件作品去到了蓬皮杜，虽然我并不认为去到蓬皮杜就怎么样，但这件作品特别需要。

拨弄

“岳父”这个因素，在《艺术是真空的》到了第三部的时候，就已经把他拿下了，他已经接受并喜欢我了。我假装找了法兰克福的MMK美术馆，伪造了一个纪录片拍摄，委托我当导演，其实是我和美术馆的勾结，写了一封信到我岳父的镇上，说德国的美术馆要拍摄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采访他，我们在洪湖上泛舟，还安排了无人机航拍。我请了一个美术史博士，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一起聊，我拿着大炮似的摄像机拍，每次拍摄都故意凑近他的脸。他特别骄傲，向村民介绍我说，这是我女婿、导演、艺术家。

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对话到底怎么达成和解，一定要勾起人们那种真实、可爱又可恶的本性，挺可爱的，我又喜欢去拨弄这些事情。就比方说，我就认为你其实认为钱和名重要，但是人们都不会承认，但是它真实存在，有趣地去拨弄，就是一个挺文化的事情。

创业

我的家庭最初的配比，是她去上班，我做艺术。我的老婆是一家服装公司的总监，而我相当于创业了，不成的概率大于成的概率。创业和赌博差不多，而这两者也和做艺术差不多，都是投入、投入、再投入，没有什么收益。创业还可能有收益，但实际上，我老婆创业这么久，和打工时的收益也差不多，还要自己去承担风险，之前，这些风险都是她的老板承担了。

爹味

虽然我老婆不愿意承认，但我在家庭里的分工，早已是家庭煮夫。因为我更闲，也不是家庭的经济来源，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带小孩和做饭，所以，我的饭越做越好，小孩的教育也管得不错。当她一定要辞职，我突然发现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但目前而言，就算她去创业，我也还是传统地认为，她在家庭里，依然还是站在了男性的角色位置上，而我站在了偏女性的位置上。我认为做艺术就应该要像厨房里的家庭主妇，不用考虑生计，也不靠艺术维生。我知道女权主义者肯定会反对，按照他们的说法，我肯定是很“爹味”的人，但其实我又是特别“真女权”的人。我认为不要过于提示优待，反倒是一种真正的平视，而不需要特别把哪一方供起来，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在心里真正地面对这个事情。我平时可以表现得很“爹味”，但同时我是一个很懂道理的人，我很知道分寸在哪里。比如我在家里和老婆、女儿的沟通方式，我妈就看不过去，我说为什么看不过去，这个家里面是她在赚钱，她就是我大爷。道理明白了，性格上还保持着我喜欢的男性特征，纯正如地里耕田的老农，这是比较舒服的状态。

私下说一句，要是我老婆以后不给我零花钱了，我就去送外卖，我现在有了生活技能，骨头都变硬了。

↑《瘦身计划》，行为、文字记录、彩色照片，2011年

收入

在强大的压力下，我应对的方法，就是去打一份体力劳动的工，用赚到的钱去还一个月的房贷。我家一个月的房贷是25,700元，而我的打工生涯收入如下：前两个月由于是菜鸟状态，平均才得到4000元左右的工资，第三个月6000元，第四个月7000元，第五个月8000元，到了第六个月，我知道已经够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多做了一个月，以纯划水的状态，最后得到了3000元。最后，扣除了饭钱和电动车成本，打了六个月的工，终于还上一个月的房贷。

通过杠杆买的房，却用没有杠杆的方式去还杠杆的债，不得不说，在当下社会，这种“不聪明”的方式得出来的结论是夸张的，虽然我喜欢这种愚笨。

时间

以六个月的劳动对应一个月的房贷，时间上的戏剧性冲突，不是我故意造出来的，我原来也以为三个月就能完成。我从菜鸟，到进入“中正班”（中午-晚上班），再到进入精英班（早班或晚班），不同的阶段都有可能决定着项目的时长。实际上，不从事外卖行业，如果我有能力的话，从事金融，时间就能缩得更短。这是时间和代价的问题。

我想要努力地快点从这件事里面挣脱出来，但同时，我又希望时间能稍微长一点，这件作品的美学，是需要付出时间代价的，如果一个月就把事情搞定了，作品就没有了张力。如果我真的很想快点赚到两万多元，把脸不要了，去和某某说请把我的作品收了吧，那不是更快？但是没有必要。现实越困难，反而越有戏剧性。两个月能搞定的事情需要六个月，也证明了我的无能，带着书生的酸苦，竞争不赢真正的劳动者。

骗局

系统搭建者的骗局，是隐性的，但却是全人类的事情。资本越扩张，越需要人提供更高的生产力，时间就会变得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人越来越不得休闲。当人们都需要遵守契约，一步一步地，时间需要更为明确，在末端，当我在送外卖的时候，居然要明确到30秒，30秒之内到还是差了30秒，是否要扣绩效，系统的指示都非常明确。

底薪

底薪是跑出来的，400单才能到达拿底薪的资格，而低于400单，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下个月不用来了。实际上，平均下来一天的基本要求是14单，中午就能达标，一天送30单都只属于中位数成绩。就我所在的工作站，如果一个外卖员从早到晚不停歇，一个月最高能拿到一万六千元。我还算是勤快的，但真的熬不赢他们。

大神

大神级别的骑手，经验比你好太多，但经验不占主因。为了能跑更多的单，我后来调到了早班精英组，从早上开始到下午晚高峰之前，我能把自己的成绩保持在站内前五名，甚至在那个时间段里一度超过那位大神。但从晚高峰往宵夜时段，我就慢慢落后下来，因为我已经没有精力和心力去抢更多的单。晚高峰时，系统自动会派给我们4个单，大神接了四个单后，还去大群里面抢别人不要的单，这时，他一趟至少比别人多两单。他可能面临的风险是这两个单会超时，他只需要核算一下所有的单加起来是否可以承担超时的扣费。我熬到晚上10点就已经极限了，他们还处于兴奋期，早上比你早1个小时，晚上还比你至少多3个小时。

我刚开始进组时，特别想进步，就去向他讨教经验，他很热心，教了我很多，但他的眼神从来不和我对视，像隔了一层灰。为了套近乎，我想请他喝酒，他说他不喝酒，我也没见他休息过。我看不出他的年纪，有可能比我小很多。我当时的师傅问我多大，我说1982年的，他诧异了半天，感觉有点伤感，说他比我小四五岁，但我看着比他小一轮。

我有体验，对骑手来说，风吹日晒是不夸张的，特别经历了暴晒和暴雨，皮肤的褶皱会起得很快。我进去才一段时间，明显感觉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时候，艺术圈有开幕式，我非要去的时候，骑着电驴就去了，停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看到我，很诧异，说你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黑！

劳动阶层

如果你仔细观察，送快递的劳动阶层比送外卖的还要高一点，人说两句话，就能感觉到差别。最能对接的是保安和外卖员，这两个同阶层的角色最容易起冲突，相互都瞧不起。通常相互为难的都是同阶层的人，我遇到过太多这种情况。有时，我跟随显示的地点到达小区，只是不知道从哪个门进，保安就把我拦住，问他该从哪里进，他不说话，再问，只挥手一句“走走走”。有一次，我遇到大暴雨，到了岗亭那里，保安直接把我拦下来，很不耐烦地赶我走，我很无助，问我应该从哪里进，“走走走”“干嘛这样，你告诉我从哪里进不就行了？”“就不告诉你。”“下这么大雨，大家都不容易，你干嘛要这样？”我很生气，我还是带着一点知识分子气，一般不容易吵起来，但这一次差点就要动手了。我没骂他，只是在雨中咆哮：“谁愿意上这班，下这么大雨！”他站起来一下，又坐下来，知道我快要崩溃了，最后，还是指示我离开。

暴雨

我们最怕的就是遇上狂风暴雨。我和我老婆做过实验，她认为的小雨，在我们骑车的时候，就是大雨，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不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大雨也许还能供以欣赏，但对于骑手而言，无非就两种状态，要不就是置身其中，要不就是躲在天桥底下。穿雨衣也闷热得难受，深圳这种鬼天气，雨下一下，又停，雨衣一脱，又下。而且，下雨时的订单会暴增，都送不过来，拎着东西在雨里面跑来跑去。

也许每个时代的底层劳动者，都在劳动和生活中直面过来自自然的原始压力，这也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即使是在科技进步、温饱情况变得更好的今天。在我看来，越偏底层的劳动者，越有某种韧性，不是忍，而是习惯。我的感受是，刚进来越是什么都不懂的“萌新”，越会让自己更惨，因为不知道怎么招呼这些事情。掌握了经验、技术和业务能力，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一看天要下雨，就开始准备穿雨衣，有经验的工友，一看天就能判断这是一种什么雨，会下多久。他们一定能锻炼出这样的经验来，而我们这种菜鸟到后来才发现他是对的。这种“对”，就是从适应困苦当中来的。难道他能辞掉这份工作，去坐办公室吗？他没办法的，只能通过肉身和经验，更好地解决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人民的魅力，我不想夸赞，但是它确实在应对困苦过程中，产生了独有的经验，经验本身就是魅力。

劳动

《劳动》是“主作品”，这里面包含了我的生产力工具——电驴车、我的工资条、我家的房贷信息和房产证，构成了一个证据链逻辑。《劳动》和《消费》两个作品像是一个镜像，刚好跨越十年，既形成了对应的镜像关系，也彼此交叠。

这个展览里所有的物质都只是一种辅佐，单独的一件作品并不重要，但又一定要存在，它们相互构成一种氛围，让《劳动》这件作品冷静下去。所以，整个展厅会被环形马路所包围，沥青路、人行道、水泥路、大理石路、停车场地面，都尽量按照我所经历过的那些路面拼接起来，我搞这么大动作，修这么大的风车，都是为了《劳动》里的证据得以成立。

马路

我对马路的感觉就像床一样了，大部分时候我都在各种路面上奔波，所以我才想着把马路提炼出来。我更想表现有坡道的马路，爬上两米高的斜坡再下来，每次都有种畅快感，在坡上互相遇见，还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感觉。我最喜欢骑沥青路面，特别黑、特别平，骑着特别舒服。骑得最多的是小方格子砖路面，在上面骑过，格子砖还跳来跳去的，因为砖都是松的。马路和电驴一样，对我来说都是生产工具，还有一种亲切感。

大风车

在马路上，最常见的就是路障。有一次，快下班的时候感觉特别累，骑车在路上，感觉路障也动了起来，我越骑越快，路障就像风车一样，跑动得越来越快。我一直喜欢堂吉诃德的传说，一个疯掉的勇士要与大风车决战，浪漫而且幽默，隐喻了很多层面，不只是艺术。

拍云

这次展览的作品，大概率都源自去年送外卖的经历，唯有“赞美云”这个系列，从疫情前就开始创作了，虽然当时并没有目的。我这个人，很多时候都处于比较闲的状态，喜欢看天空。我经常说，我的工作室就在711便利店，每天坐在那里只负责看天。特别在深圳这种地方，有时间看天空，本身也是幽默，也算反讽，毕竟全市就我一个人感觉无聊。但深圳的云，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看的，我决定看到好看的云就拍摄下来，赞美几句，不知不觉已经拍了好几百个视频，我还会继续拍下去。

自从有了送外卖这个想法，我以为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到路面上去拍云，结果，那段时间拍云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少，几乎没拍了。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忙于处理手上繁杂的工作，顾着看路面、盯手机、躲车、避行人，偶尔坐下来休息，也是点着根烟刷手机，再没有抬头看云的心思。在展厅里，我会将过往拍的云做成视频装置，并且溅它一身泥。

女儿情，借过

每天骑着车上工的路上，我都会哼一个调调，那调调是小时候我爸经常吹的口哨。我后来一查，那曲子叫《女儿情》。我每天上班的路上就唱，到了集合地点就停了。我经常到北环边上的科兴科技园送餐，如果偶尔不幸遇上晚高峰，那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一条很窄的路上，挤满了人，我只能骑着车一味喊“借过”，有时喊也没有用，水泄不通。

两个场景似乎没有逻辑关系，但后来发现，我当时都是一个大疆Action戴头上，一个大疆Pocket挂胸前，拍摄车头的前方。一个很松弛，骑得很畅快；一个被堵塞，停在那里喊无奈。组合起来就舒服了。

空间

我的视角需要不时抽离出来，这个状态就像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里说的，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单一的，是由多重面向并置和多种空间叠加而成，空间在这里并不是物理概念，是生活的规则和秩序。那段时间，我白天处在所谓底层人民的世界，晚上回到我要还房贷的所谓高档小区里。日常里，这两个空间似乎是交叠不起来的，我的穿插，就像书里说到的一个例子，齐格蒙特有一次去到一个国家，从机场到地方正常需要花1小时40分钟，后来为了赶路，司机带他穿过了一个贫民窟，全程节省了20分钟。实际上，他穿插了两个平时彼此隔绝的空间。就像我特别喜欢坐地铁，提倡所有的朋友都去坐地铁。其实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不坐地铁了，最多的反馈是人太多，宁愿自己开车或打车，这就是两个自觉或不自觉被隔绝的空间，在中文词汇里，“将心比心”比较接近这个理论。

我在作品里考虑过这个空间问题，如果我设法避免进入我所在的高档小区，比如另外租一个房子，这当中不对的地方在于，这种所谓的纯粹性追求，会破坏“劳动-房贷”的逻辑性，租房子是多余的。往极致里说，这件作品不可能达到我们认为的真实，就像我其实有很多别的方法去赚这笔钱，但是我还是去做了这件愚蠢的事情。

我喜欢这种笨拙和愚蠢，不太喜欢轻巧和聪明。如果我用聪明的方法，比如多做点讲座，多卖点作品，合作一点事情，也是可以解决房贷问题的，它们就像芝麻对西瓜一样简单，形成不了作品，只能解决我一时的生活现状。那是纯粹的现实，而我喜欢把现实拉到艺术里，也喜欢把艺术拉到现实里，但我不喜欢将艺术变成纯粹的形式。

真实

我不喜欢苦情，劳动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快乐的事情。策展人时不时来和我沟通，问我方案进行得如何，在那个过程里，我都有点忘了方案这件事，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去旅游，在一些场景里，我并不愿意拿出手机来拍，总觉得掏出手机的那一刻，就已经破坏了在场的真实性。所以策展人一来问方案，我总觉得他在打扰我。

这种真实性，也许是我对“工作室”这种新的工作方法的总结。我最开始尝试在711便利店想方案，实际上，怎么想都是空想，如果要和自己的生活环境相关，我是不是应该把工作室变得更虚拟。整个打工的过程虽然产生了一些作品，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工作方式，它就是虚拟的工作室本身。在美团打工送单的过程，所有的思考都不能说是主动的，这时的艺术，已经是一种气息。

其实，我永远没办法把自己真正地当作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我知道这是他们的生计，他们要一直待在这种环境里，而我知道我总有一天是会离开的，我能尽到的最大努力，就是把时间尽量拉长一点，人尽量努力一点，不知不觉，我的肉身也经历了真实。我没有和他们提及过我的目的，辞职的时候，站长挽留我，说疫情马上来了，马上封城了，是一个躺着捡钱的机会。他想不通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辞职，而且居然还为了“艺术”。搞社会调查，应该是他们对这个行为和目的所能理解的极限。

我不是社会学研究者，我想让自己变成我认为中的他们，包括从体型、神态和关注点上成为真实的“他们”，再来观察我自己，而非抽出一个样本来。只不过，我经常会把自己抽离出来，去理解这件事，我也在克制自己过于发散。

我老婆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去送一下外卖，你看你现在脾气多好。我们的确经常挨骂，而不还口。有一次我请假要去打疫苗，在车上，我老婆听到站长打电话来骂我，语言很难听，她差点要骂回去，被我拦下来，她很诧异，我居然能做到这个份上。要达到真实，就不应该是旁观者，应该正式地切入进去，越辛苦，就越畅快，越被压迫，就越觉得有所收获，越忘记我的目的，就越会觉得这是一件我该经历的事情。

语言

底层劳动者的语言通常粗暴而直接，特别是底层的管理者，好像会故意倾向于粗暴和辱骂的方式，还有，他们在规则上极度地细致。可能他们接触到太多的人，粗暴对他们是有效的，管理上极度细致到把人当成没有思考能力的白痴才是有效的。

语言有时候确实表现出来了阶层感，不只是说话的语言，也可能是在快手、抖音里看到的一些拍摄语言。经过修饰的语言，来自于教育后的共识，语言的措辞不一样，说话的方式也就能一下就看得出来说话者所处的阶层。如果说语言带来某种优越感，是来自阶层固化的结果，礼仪和趣味也一样，这是天然的，如果一直不被打破，就会走向城府状态，再也不能说“妈的”了。时不时还是应该去刺一下这个气球，稍微给它放一下气，不是消灭它，实质上，语言带来的空间区隔，正在成为某些商品的本身。

自卑

趣味来源于一种天然的自卑，自卑是很有趣的东西，为什么要自卑？因为格格不入，型号配不上。然而，正是因为型号配不上所产生的多余和挤压，才是我认为的有趣。我可以回避自卑，努力依附城市的趣味，但又因为我的倔强和选择，我不回避，故意把问题放大，把挤压的空间加大，让它变成了超越现实的现实。如果我回避，我会觉得我很不争气。

城市的趣味，就像语言上的区别，比如我从老家来，平时可能都把生殖器挂在嘴上，到这里来，你开始鄙视我，我收敛，但同时我还会嘲笑你，吐你一脸。毕竟我要继续待在这里，如何找到平衡？我学习你，同时你也要被我弄一下。

我们不能被自卑打败，但同时也要承认自己的自卑。城镇的位置特别尴尬，不完全是农村，人都没种过地，而镇上正在模仿着城市，什么都有，你以为镇上就是城市，瞧不起乡下人，但当你来到城市，才发现自己农民也不是，城里人也不是。这种拧巴里，其实有一种空间，它不用像农村的土根，又可以不被城市中某种国际化的审美趣味所规制，与城市性拉开距离，这里的空间就变成了复杂性。向往城市的同时又在反思，又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中国当代艺术的表现力，很多都来自于郊区和城镇。

肉身

当工作室背景是整个社会系统，我提炼的方法，首先是把范围缩小。如果对象是整个社会，其实待着家里就够了，以往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我们从社会中、从新闻里去找一个敌人，找到巧妙的方法去应对它、反抗它，而又不触碰红线。越到后面，反抗的对象过于具体并不是好事。如果说我关注的是资本本身，以及背后的国际关系、生产力关系，我的方法首先是缩小范围，把肉身放置进去，以肉身的体验来讨论关系，讨论空间叠加之后产生的心态，讨论事物在正常的维度里，突然掉在另外一个维度里，会如何改变，这种荒诞和人、和它的背景构成什么关系。如果不缩小，它面临的问题是二元化的，而我现在想把事情做得更复杂，但在表达上变得更简单。我把范围缩小到美团，因为这是很明确的体力劳动，下一次，我可能每天去山姆会员店门口坐着，或者进去里面逛。

体力劳动

画廊、美术馆，在我看来都是虚假的行业，像是戏台，对我而言没有真实感。我认为的劳动，是剔除了脑力劳动后的极端化体力劳动，这种劳动纯度更高。去工地搬砖可能会更纯，但这个时代最方便的选择是送外卖。现在我所能听到的，都宁愿选择送外卖，而不愿意选择进工厂打螺丝。但是，对比了送外卖和进工厂两种劳动，我发现还是进工厂舒服，送外卖比在工厂劳动累不是一点半点。工厂车间都有空调，无非就是乏味，外卖的忙，眼睛是看不到其他东西的，只能盯着手机和路面，记着订单有多少。更多人选择外卖，是因为工资幅度跳跃性很高，只要你愿意干，工资还是可以媲美很多白领，在时间和空间上还更自由，它似乎提供了更开阔自由的空间，让人看上去像自由主义者一样。

实际上，这个时代的工人，技术的有效性已经不同往时。在生产力低下的过去，工人的技能是有用处的，熟练的工种不容易被取缔，还有可能获得职称。现在的工人，培训三天就可以上岗，我在富士康里，看到每天1500人进来，1300人离开，对工厂而言都无所谓，只要再上一个机械臂，工厂就更不怕人员的流动。这种流动，就像他们不行就去送外卖，送外卖太累就去当保安，受气受够了，还可以到工地上赚钱。只是后者更危险，更辛苦。

杠杆

原始劳动力和杠杆社会之间的鸿沟是无法愈合的。城市的解决方案，是让年轻人来消耗，到一定的时候回老家盖房子，这应该算是好事，起码现在老家的房子都修得挺好的，虽然人们都还是愿意留在城市里。

实际上，这个展览，本身也是另外一套杠杆。我以愚蠢的方式做了《劳动》这件愚蠢的作品，那么，如果我按照一年房贷的价格将它卖掉，是不是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杠杆的操作？如果将它定义为艺术品，肯定是可销售的状态。杠杆是不可能以兢兢业业的劳动去对应的，既然是杠杆，它就要借力。我愚蠢地去打工，看似没借力，如果我借艺术这个支点，把它通过美术馆放大，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益，再来还所谓的房贷，我是否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愚蠢？我只能清醒地说，一定程度上，我也是系统的搭建者。

电驴

我长时间骑电驴之后，有一次需要开车出去办事，坐在车上，我感叹道：“还可以吹空调！”刚开始骑电驴的时候特别开心，因为感觉离地更近了，更空旷，时间一长，尤其经历了日晒雨淋，观感就变了。

电驴是城市里面的毛细血管，它能去好多地方，又不用担心停车问题。虽然有危险，也不享受，但我现在有时候还是喜欢骑电驴，它太方便了，多数时候，通勤可以通过电驴解决——通勤和享受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电驴的危险系数并不高，真正遇到危险的，还是外卖行业的人，并且是系统导致的。我试过好几次，单与单之间的距离太远，预估的时间不够，这时，肾上腺素就会突然爆出来，已经看不到红绿灯，只要前方没车，我就冲过去。大部分时候闯红灯的，他手里一定是有单的，这是最容易出事情的时候，这是来自系统的压迫。

很多城市在建设的时候，并没有为非机动车预留位置，当需求突如其来，城市的架构已经稳定了，但它又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工具，这种突发需求侵占了城市道路的使用习惯，在一开始甚至处于相当野蛮的状态。管理者是溜不过生态的，生态要形成的时候，只能去疏导和适应。深圳已经在改变了，我看到的是一些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相对变窄，挪出非机动车道的位置。城市不断地在与人调适。

我有几次迫不得已把电驴骑到了机动车道上，也被罚过好几次，一次50元，对我们来说还是挺重的，打工的时候，我特别节约钱，为了想办法吃得又便宜又饱，我跟着工友们去吃特别油腻的快餐，十三块钱就能吃饱，当时胖了一大截。

餐饮

外卖行业已经完全颠覆了餐饮业，很多时候，不是店主找外卖员来送餐，而是外卖行业开了很多店，餐饮店这时已经成为了淘宝上的店铺。大部分的餐饮，基本上就变成城中村里有一个小门面，没有堂食，来的都是外卖员，只做午高峰和晚高峰，其余时候关门。餐饮往后发展，就是工厂里面出来的半成品越来越多。这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求人们更快速投入到生产。有的店为了迎合外卖模式，专门设计了餐厨动线，餐饮商业生态的设计很生猛，尤其在深圳。

毋庸置疑，他们对于时代的敏感性和想象力比艺术家强多了，艺术家的智商不适合创业，艺术家只是敏感，出不了解决方案，艺术家也脆弱，在前端站不稳，还是应该稍微与现实隔离一下，因为不在行，对这个世界没有那么懂。

小区

有时候，从路的北边到南边，穿过小区很快捷就过去了，围墙导致了无止尽的绕。大部分时候，小区的围墙讨论的都不是安全问题，而是在表达领土意识，将小区变成了区隔的空间，用以区别阶层，不希望外人进来，在电梯里，也不希望和送外卖的人坐一个电梯，我实在没有办法共情这种事情。

邻居

原来都说，多认识一个邻居是好事情，远亲不如近邻，时不时可以帮忙一下。现在却是不用互相帮忙的时代了，美团点个外卖就解决了。就算同住一个小区，同住一层，也不会成为邻居。要真因为有需要去找邻居，你也会觉得欠了邻居一个情，而你的邻居，不一定介意你的打扰，倒是可能会担心你尴尬。这种担心，居然变成了一个事情。如果给邻居送个礼物，想要建立关系，他可能会理解，但他会尴尬，因为已经没有这套系统，这套系统也没办法靠一个个体来形成习惯，可能要靠将来的某个APP来解决。

网络

外卖行业，是网络生活的外延，相当于触角，通过虚拟达到了真实。现在的人过得更加孤绝，更不愿意和人打交道，所以需要越来越多的服务，最后可能连外卖员都会见不到。实际上疫情以后，已经形成一个习惯，外卖直接搁门口，连人都不见了。网络的，尽都网络了。

时代

从岳父作为因素开始，到《瘦身计划》《成为更好的人》，再到《劳动者》，是我在不同阶段，对外部的反应和思考。《劳动者》所记录的我身材上的变化，就像变色龙一样对当下环境产生了应激反应，形成了保护色。在《瘦身计划》里，我用十年前的生活费，在武汉同一个地方生活一个月，身体自然就瘦了。现在回想起来，《做更好的人》那个时代，似乎是最好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是蒸蒸日上的状态，为了让自己更好地匹配资本的链条，努力工作、创业、健身、学英语，宁愿去欧洲旅游，也不情愿去黄山旅游，生活和前景充满了无限可能。当下的《劳动者》，真是机缘巧合，中产阶级居然去送外卖了，这不无意中隐喻了某种时代关系，“哦呵，你得靠这个了！”

构思这个作品的时候，在潜意识里，我的确认为现在不是创业的好时机，已经不是《做更好的人》的年代了，虽然只隔了两年，周围所有人的心境都变了。就像我老婆现在给另外的公司供货，但那些公司极有可能垮掉。现在两个月就能垮一个公司，起来很快的公司垮得也很快，人不再像从前，将一个事情慢慢地做起来。

↑《做更好的人》， 行为、单频录像（彩色、有声），189’45”，2018-2019年

中产阶级

人们回到了求生的本能上，所有的事情都在放大。房价不涨，而且处于阴跌的状态，想脱手不可能，还要继续往里面填房贷，相当于是在亏钱。中产阶级反而是最苦，中产阶级最容易上套，也是最容易被抛弃的。从前我认为中产阶级是比较有优越感的阶层，甚至产生了一些规制和形式感，我带着讽刺感地去学习它，调侃它，但中产都要去送外卖了。

作品直接反映出时代，因为直接取材于时代，工作方法就是把自己放在时代里面，这也是我喜欢的一个地方，不会过时，也不会超出时代的想象，整个链条，什么时候有幸能全部弄出来，实际上它和历史一样，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劳动者》，行为、彩色照片，2022年

亚克力

送外卖的过程，本身就在观察深圳。我2010年来到深圳，从最开始的生产，到产业升级，它确实按着自有的逻辑在发展，置身其中感觉不到，回过头来，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人们从前很务实地提高生产力，后来发现要提高消费，就只冲着消费端去使劲，以至于从崇尚生产转向崇尚消费和金融。产业升级之前，深圳就像亚克力一样实用，很扎实，坏掉了，再压一块直接就能替代，永远都处于实用的状态。现在越来越像玻璃、铝合金不锈钢的样子，在材料上升了级，却更偏形式。

分泌物

事件在美术馆的再现，就像是一场分泌，而且分泌出了一个不太相关的事情，虽然元素看似来自现实，实际上，更像是做了一场打工的梦，醒了之后，把梦里面的东西去做一做，看能不能跟梦境接得上。所谓的采集，就是视角。不是别人看不到，就像空间与空间的区隔已经存在了，视角就是空间的穿插，通过艺术，我把这件事情穿插到另一个空间，然后抓回来再放到美术馆的位置里。我的选择，都是在当下我确实看到了它们，它们在路面上就已经很美，直接拿过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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