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人工智能和共产主义

讲座伊始，冯先生谈到他近期思考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在西方败坏了，这一点已是共识。中国以其强劲的所谓“修正主义”（川普语），能否拯救资本主义，做它的末世弥赛亚？”

人工智能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大失业与军事化
 
AlphaGo完胜当今围棋第一人柯洁，让公众第一次真切地领教到AI的威力；而最近的基因编辑技术作用于人体的实验，亦让我们警醒并反思：伴随着基因工程和AI等技术革命，人类文明是否正面临着巨大的转折与严峻的考验？AI将会对现行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带来怎样的挑战？

冯先生说，现在一些专家学者对“AI”的认识，总会让他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话：“父亲啊，请宽赦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论者经常陷入一个误区：把AI当成自动化来理解，回避了它的严峻挑战。

在冯先生看来，AI会带来两大风险：一是大失业，二是军事化。

就失业问题，冯先生谈到：“AI带来的失业不是局部的，而是覆盖多个行业、比例较高的失业。更何况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临时工合同工化，这个局面几乎会波及一切领域，现在没有什么工作是机器取代不了的。无论是东莞制造业的’机器换人’，或建设中的上海洋山港的无人装卸，蓝领劳动被机器取代，而看似复杂的白领劳动也会被机器人作废。”

随着AI的发展，白领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工作经验，对于机器人，都可以转化为数据跟算法——都不难让老板或领导做出那个“经济理性人”的决定：机器换人。

“在座的各位同学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会是临时工、合同工；包括北大的老师也都在往合同工转，惶惶不可终日呢。”冯先生对在场的同学们说。

而AI军事化发展，无疑也是另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近于瘫痪而极端势力抬头的今天，尤其危险。

冯先生谈到，哈佛法学院国际人权诊所一直在争取为全自主武器颁布一个禁令，而包括伊隆·马斯克（Elon Musk）、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深脑共同创始人）在内、来自全球的 116 位AI专家已经向联合国致公开信，警告世人，“智能武器系统”的研发将打开“潘多拉魔盒”。

“现时，大规模杀伤武器，只有生化武器被国际条约有效遏制着”，冯先生解释说。1997年4月29日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旨在全球范围内尽早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及其相关设施。而从减少碳排放到禁止核武器，国际合作与国际公约的签订，并无成功案例。

显然，仅凭一纸决议或国际公约，管束不住AI资本。

与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核武器相比，为私人公司所掌控的AI一旦军事化，并卖出白菜价，显然是更为可怕的。如果继续无所作为，放任资本，AI势必为一小撮数据寡头所垄断，形成“租用主义”即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彻底知识产权化的统治，甚至法西斯暴政。

对此，冯先生提出了他深重的忧虑。

人工智能对法治的挑战：私法向公法演变，硬规则取代软规则
 
冯先生提到最近在美国，无人驾驶所出现的一次意外事故：一辆无人驾驶汽车撞死了过马路的行人。经过调查后发现，这辆车知道前方有人，但是经过一系列计算后还是决定继续前进、撞死行人，因为车内也有乘客，这是无人驾驶汽车经过复杂运算之后做出的最小损害的行为。

相比之下，“将来人类驾驶是无比危险、必须禁止的。无人驾驶会像全民医保、养老金那样，参加是公民／居民义务，因为它将从覆盖整个城市开始，推广开去。而只有国家的公权力，才能在全社会推行。”冯先生说到，全面智能化的社会，是公法社会而非“民法国家”，除了国家，没有人能够拥有掌握AI的权力。随之而来的，便是市场崇拜失效，“市场向计划靠拢，私法向公法演变”。

冯先生指出，智能时代，法律规则也在发生变化。

传统的西方式法治，立法执法都需要民众的认可或同意，就其效能而言，可称软规则。除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暴力，其余部分一般都有一个协商的过程，这就是民主程序。人们或者直接参与，或者通过代表，协商妥协，达成同意。这样，立法如果未经民主程序，就有合法性的存疑。

而AI的运行规则（即数码规则），如同物理规则，是硬性的。它并不要求人的内心认可，形成广泛的规则意识。因而也就没有我们现在建设新法治，那个老搞不好弄不完的“普法”。

那么如何归置AI呢？冯先生提出两种可能：一是AI公有制，二是彻底知识产权化的“租用主义”统治，甚至法西斯暴政。

人工智能和共产主义
 
冯先生谈到，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人类的这两种命运在20世纪曾有惨烈的决战和社会革命，都失败了；而在智能时代，这两种命运又相遇了。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建设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设新社会，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留给了列宁。但列宁去世早，论述也不多。革命领袖，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权威来思考研究应对这些问题的，只有毛泽东。但在当时，外面是军事围堵，里面又有路线分歧，加上低下的生产力条件，困难太大了。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包括惨痛的经验教训。所以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社会上阻力并不很大。主流的合理化解释便是：咱们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要停留'相当长一个时期'，那就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吧。”

冯先生说，共产主义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理想，传统悠久。中国古代也有朴素的乌托邦理想，大同社会人人平等。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古以色列的宗教理想。经书描绘的“新天新地”，不就是共产主义？耶稣运动光大了这一理想。历史上，农民起义多是宗教起义，西方跟中国是一样的。

马克思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黑格尔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提炼出三者的合理部分，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首先要有极其发达的生产力，乃至“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那么，大数据时代的到来，AI经济的兴起，人类是否第一次拥有了这一条件呢？

苏联数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坎托罗维奇曾提出，共产主义理想本质上是可行的，只是必须建立在强大的数据汇集和统计之上。他的故事被弗朗西斯•斯布福特（Francis Spufford）写成小说《红色的富裕（Red Plenty）》。而智能社会恰好具有了他所描述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技术条件。

“首先，当今社会，财富的源泉已经充分涌流，只不过不是公有的财富，而是私人的财富。第二，目前已经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宏观规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模式被称为’计划经济’，但实际上只能粗略地规划，提出一些经济目标。但在今天，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数据都有了，并且可以24小时追踪。”

冯先生以智利的阿连德政府为例，解释在智能时代宏观经济规划和数据追踪的可能性。

1970年9月，在智利六年一届的总统大选中，人民联盟候选人、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获胜。同年11月，以阿连德为总统的人民联盟政府（通称阿连德政府）宣告成立。阿连德组织了一个以左翼党派为主体的联合政府，政府中的一些重要部门，由人民联盟中两个主要左翼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别掌管。这一政府起用中央计算专家，企图把整个国民经济的数据放在一起计算。但美国策动了政变，阿连德被推翻，逝世了。那些数据也销毁了。

冯先生认为，市场向计划演进，AI收归公有，这不仅是技术条件成熟同竞争优势使然，如坎托罗维奇所设想的那样，而且也是人类唯一安全的、可持续的、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

如何建立和谐的人机关系
 
机器人愈发智能，人类变成宠物似乎是无法避免的。

冯先生让学生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那个星球一切都简化了，只剩下一项工作是那个文明所做的——下围棋，下围棋成为唯一的拥有道德伦理艺术价值的事情。而如果创造一台机器来下围棋，下得远超人类，我们将看到无比深奥美妙的棋艺，但那是机器完成的。这时问题来了：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做什么，追求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

“我们并不愿意做一个动物般的生命，我们愿意有追求、有理想、有意义、有痛苦。但在智能时代，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这是人类面临的终极威胁：生命的意义何在？也许，AI给我们提出的终极问题是：如果人类没有准备好，该不该继续？”

人机关系面临的考验是严峻的，那么人怎么样和机器和谐相处呢？

冯先生提到人机关系的经典表述：科幻文学巨擘阿西莫夫在小说《我，机器人》里的机器人三定律：

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
二、除非违背定律一，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三、除非违背定律一或定律二，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冯先生说，学界讨论阿西莫夫三定律，往往隐含一个前提：出发点还是把机器当做人类的仆人、工具。但AI的飞速进步意味着，机器不仅在智能上超越人类，在道德上也可能超越人类，它们具有理解人的道德智慧和感情的能力。

“既然我们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理想的人机关系，便是要以理想人格的道德标准来教育机器，与之携手。这样，将来机器超越人类的时候，它加入的是一个共产主义新人的社会。”

如果机器将以人为榜样，学习人的优秀品德，人机伦理就应当是崇高理想和历史任务的统一；即要求机器人像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仅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还要如《宣言》提出的，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要学好解放全人类的理论，“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加入勇敢者第二次废除私有制的社会运动。

唯有如此，人机关系才能避免陷入晚期资本主义的枷锁，建立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理想世界。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