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栗宪庭
编者按：2000年4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工作室，一个引人关注的展览在这里举行。这个名为《对伤害的迷恋》的展览，是由独立策划人栗宪庭在去年10月份开始策划的。有孙原、彭禹、琴嘎、朱昱、张涵子、肖昱、大张六位艺术家参展。他们使用了人体标本和动物的尸体作为创作媒材。这个展览与邱志杰策划的《后感性：异形与妄想》一样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个展览在当下艺术界有哗众取宠之嫌。有人评价这个展览是对“人文”的一次拼杀。针对这些问题，美术同盟对栗宪庭进行了独家采访。
栗：这个展览从去年夏季开始在一起讨论。其实是在1998年的《后感性》展览之前，他们就要找我一起商量，因为那时我手头正在做《酚苯乙烯》和《艳俗》的展览，没有顾得上，后来他们参加了吴美纯和邱志杰策划的《后感性》。《后感性》之后，我和他们几个人连续谈过几次，当时就写了几篇文字在国外发表。之后我参与到他们这几个人之中，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作品涉及了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可以说他们的作品突破了一些禁区。这个展览原想在去年秋天做，但由于时局紧张，我又去了美国，所以迟迟没有做。到今年3月份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就开始筹划这件事情。
说这个展览提示了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些作品使用了人的人体标本这种材料，它涉及了道德问题。而这个与道德有关的问题的背后是与死亡的文化有关。它揭示了一个问题：死人是不是人？这里我们想到90年代英国一批年轻艺术家如丹铭·赫斯塔的一个作品，他和人体标本一起生活了好多天，他叙述他的感觉，说他开始觉得很恐怖，后来就觉得人体标本就是个东西。这个心理的转变过程给当代艺术一个最大的提示就是，在人死亡以后，留下的人体标本就和别的东西一样，它就是个物体。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人，我们给死人太多文化上的界定，包括中国古代人的厚葬风，人赋予了人体标本以文化上的东西。如果人体标本被当成一个东西，它最大的好处是人给予它文化上的含义被消解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东西，死人已不是人了。我们从丹铭·赫斯塔的行为到中国这种直接使用了人体标本这个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它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实验，它确实把艺术的材料拓展了，又突破了一个禁区。这种人的材料只是一个人体标本，它和别的物体一样。就象鸭子、羊、牛、猪这些东西，活着的时候是鸭子、羊、牛、猪，它们被宰杀之后是食品，我们吃烤鸭时，烤鸭便是食品的概念。那么，艺术家现在使用人体标本，在艺术作品里就是材料的概念。
其实，丹铭·赫斯塔曾经有一个作品的想法，他准备劈人，劈他奶奶，而且据说他奶奶已经同意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但他一直没有做。在西方，这种法律可能更严格，他们那里更严峻的是宗教的力量，大约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信教，是一个禁区。在中国，没有一个法律规定能否使用这种东西，这就给实验艺术留下一些空子；而且中国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社会，所以丹铭·赫斯塔迟迟没有做这个作品，这个作品让中国人做了。
另一个理由是，人体标本能够为科学所利用，为什么不能提供给艺术利用？即使是科学利用人体标本也曾经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8世纪遇到了问题，也引起很大的争论，但后来就成为正常的事情了。今天我们艺术家使用了人体标本，成为事实，我想它还是可以试验，可以讨论，如果它能够为艺术所用，能成为一个艺术作品的话，它作为一个材料，在某种意义上和科学上的应用是平等的。
《对伤害的迷恋》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 孙原偶然开玩笑说的一句话，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很好，而且达到共识，我就用了这句话作题目。昨天另外一个展览，也就是《疼》这个展览，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东西。那就是艺术家实际上给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是难以用别的语言表达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去感受他们提示的那种感觉，所提示的感觉应该是所有敏感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生存环境中。这种感觉就是一种狠劲，一种恨的情绪，一种心疼的感觉，狠、恨与心疼源于一些敏感的中国人实际上正处于一种心理崩溃的感觉中。我所以参与这个展览，我来做策划人，也是因为这个展览能表达我内心里的某种感觉。我觉得他们使用人体标本就觉得很解恨，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要发生什么，而且感觉到，这种腐烂，这种包括嘎子作品里的那一种浑身长着的东西，都有一种预感，这个社会存在的一种很恐惧的东西，一种让人受不了的气氛，造成我们要表达内心的积郁、恐慌、无奈、愤懑、无聊，它撞击我们的心灵而使我们疼痛难耐，只有通过这种极端的材料把它表达出来。每个人的作品当然是不一样的。大张的作品，正如尹吉男说的，他的东西不太一样，是一种人文的、浪漫的东西。他对这个世界很绝望，而且在92年以后，他一直在作贱自己，一直在放弃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生命——而对于大张来说已经变为臭皮囊一样的东西， 这带有人文感。但是说其他艺术家是对人文的破坏，不一定合适，实际上我觉得只是一种不同的方式。以极端的方式表达心疼的感觉，自有未泯灭的人文感觉在，麻木才是人文感觉的真正泯灭。
萧昱的作品其实也有一种浪漫的情绪，包括他最早的作品《luan》，以及《jiu》、《wu》，这三个作品放在一块，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作品呈现给我们的，都比较浪漫，很有一点诗意。但实际上作品背后隐藏的东西是一种恐惧感，是一种大家都容易联想到的，比如克隆，高科技的发达以及愈加人为化的趋势等等。在《疼》那个展览中，萧昱原来使用的是沙子，由于客观条件，没有实现。我建议使用干裂的泥巴。科学在发展，人类在对自然疯狂的掠夺、破坏，尤其在中国，这种破坏完全是疯狂的，这使我们对未来有一种恐惧感。萧昱的作品《jiu》中有几句话，他给作品中的老鼠起名叫未来的主人，它最小，繁殖最快，生存能力最强。这些我们人类在实验室培养的东西——象征着人造自然，第二手现实的东西，逐渐会成为未来的主人，是艺术家表达人类这种对自然不断破坏的一种恐惧感。
朱昱躺在床上，割自己身体上的皮时，他说他当时有一种极端无聊的感觉。他最后把自己身上的那块鲜活的皮肤缝到猪肉上，等于让人真实的感到，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充斥着一种类似把有生命的皮植在猪肉上的那种无聊，以及对这种无法逃避的无聊的恐慌和疼痛。琴嘎以前也做过长满烂疮的人体雕塑，但雕塑，或者画一张长满烂疮病人的画，不会有那么大的刺激，那么强烈。他在人的人体标本上做出爱滋病或者病毒的感觉，使作品提醒的强度大了，强刺激是一种提醒的方式。这个世界实际上发生的东西，远远比作品要强烈得多，但通过各种媒体我们好象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一样，人太容易健忘人类自身的丑恶，或者说人类极善于粉饰自己的丑恶，看看我们生活的环境，到处都是虚假的、花里唬哨的、漂亮的、艳俗的东西，但是，这个社会有些东西却非常肮脏，非常腐烂，我觉得这个社会有些局部已经腐烂得无法挽救。包括张涵子的猪头，他用压路机把猪头压扁，当然一定要把“猪头”压扁，“再踏上一万只脚，让它永远不得翻身”，对于艺术，这种狠劲当然只是一种情绪。孙原和彭禹的作品，在语言上最狠，博伊斯的油脂是温情的，孙原和彭禹用人的人体标本的脂肪炼成人油，把温情的东西换成绝望的狠，然后，静穆得象古典宗教绘画的情调那样用人油喂一个死孩子，或者把自己的血输给人体标本。在这种狠中蕴含着彻底的无奈和疼痛的感觉，并且平静地面对这种无奈和疼痛，所谓《对伤害的迷恋》，即是这种一定要诉说的内心的疼痛、恐慌、无奈和心理的崩溃感。而且，对被伤害了的灵魂的诉说，一定也会伤害久已麻木了的心肝。
当然，从自己身上挖皮，炼人油，用压路机压猪头，把老鼠缝在一起，把死孩子的头和兔子、鸟的标本的部件缝在一起，都体现在语言上的暴力化的倾向。其实这也是一个国际性倾向，丹铭·赫斯特给人欣赏劈开的牛和猪，马克·奎因给人看用自己的血凝固成的自己的雕像，穆娜·哈通用医用内视摄像机，拍自己的心脏和胃的活动给人看，弗兰克·B当着观众刺伤自己，让观众欣赏流血，欣赏自己因失血过多而昏厥……，艺术家是怎么了？疯了吗？如果留意一下如今的电视、报纸等媒体，就会有一个答案，这些媒体每天都充斥着战争、凶杀、强奸、车祸、自然灾害……，人们在自觉不自觉中通过媒体习惯和消费着暴力。所以不是艺术家疯了，是这个世界疯了，或者与其说，当代人类在欣赏暴力，不如说当代人类开始习惯真实地面对人类的另一面――丑恶、暴力和自己每天都在制造灾难的本性，欣赏美是人的本能，欣赏丑也是人的本能，只是过去的艺术太善于扮演粉饰的角色了，这是人善于粉饰自己丑恶的本能决定的，不是艺术家决定的。怪不得象《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电影有那么多的票房。人们在《拯救大兵瑞恩》中可以欣赏血肉横飞的场面，而之所以人们喜欢《泰坦尼克号》，并非因为它是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已拍过好多电影，象我以前看过的《冰海沉船》，可以说，这个故事很熟悉，很俗套。这次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实际上是这次的沉船拍得很刺激和残酷，而不是一个温柔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以一个极端残暴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表面上落了俗套，实际上并没有落俗套。是俗套的爱情反衬了真实的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