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先生”肖像照。“政先生”是综合了“政纯办”五位艺术家的眼睛、眉毛、嘴巴的虚拟人物。
政先生长得和大多数普通中国男人一样，没有任何显著的特征，在人群中就立即面目不清。政先生照片上的表情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看不到任何情绪，那是当我们在办理敲章之类的手续时，玻璃窗的另一边的常见的行政表情。他齐整的衬衫领口和没有企图的眼神，仿佛是个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公务员。
政治纯形式办公室（以下简称“政纯办”）究竟是个什么办公室？他们究竟是做什么的？他们做了什么？——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政纯办”，从成立开始的每一次展览上，总有疑惑的观众和反复质疑的评论家提出这些问题。
政治纯形式办公室是一个艺术小组，洪浩、萧昱、宋冬、刘建华、冷林是小组的成员。他们定期聚在一起，聊天，吃饭，并把这些过程记录下来，成为了“政纯办”的创作。
上一次“政纯办”在上海的展览是 2007 年，那一次展览“政纯办”还办了个公共论坛。留在大家记忆中的是当时激烈的评论，有批评家质疑 “政纯办”的“没有目的，只有回忆”，没有“建设性”，没有“意义”，就是一群艺术家在一起的吃喝玩乐。
四年过去了，“政纯办”再次举办展览，这一次的展览呈现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新认识。
和“政纯办”的对话是有趣的经验，这种聊天的方式仿佛融入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生活，谁对某个话题有兴趣就多说一些，最后总能达成共识。每个人都强调：“这观点，这主意是我们一起想到的，不是某个人单独想出来的。”对个体差异性蓄意地忽略或许正是“政纯办”的特色。
这一次与“政纯办”对谈，他们的思路似乎比上一次更清晰。对于“‘政纯办’究竟是做什么”之类的问题，开始有具体的有内容的回答。这是否是一种悖论？当一个宣称追求纯形式的组织真的开始有了可供评论家咀嚼的内容，那是否还是纯形式呢？
“政纯办”的集体主义纯形式美学
“政纯办”最想表达但是最少被讨论的正是他们的集体主义美学。他们是一群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人，经历过一个宣扬集体主义的年代。据他们所说，其实他们个人并没有受到过时代的伤害。倒是在这个宣扬大写的“我”和个人的时代，他们发现集体主义在历史中衰落了，成为了纯形式。这成为了“政纯办”的出发点。
但是如何在这样一个“个体至上”的时代表达集体主义呢？不可能高唱集体主义好，那会被人嘲笑，甚至怀疑动机；如何不矫情地表达对集体主义的好感和怀念，是“政纯办”的难题。他们必须避开历史的沟壑，跳开容易引发主义之争的陷阱，绕开有具体指向的符号，于是“纯形式”成为了他们的切入口。一切都是纯形式，就算某些活动具有政治的影子，也是褪去了政治内容之后所剩下的形式。
他们尽力营造集体主义的氛围：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坐火车，一起住旅馆，一起去一些和集体主义相关的地方。在他们的连环画上，充满着集体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真诚到看不出任何反讽的意味——他们快乐地、真诚地享受着物质丰富的集体主义生活。
按照“政纯办”的说法，在集体主义生活中，“我”与“我们”的连接使得人更完整，这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纯形式的“集体主义美学”的核心：一群有彼此认同的人共同生活是有可能的。
“政纯办”作为一个艺术实践的时间周期会很长，因为实践的对象是整个生活，而且是常态下的生活。不情境化、不戏剧化、平淡得就像是日常生活。这种将日常生活进行集体主义美学化的企图，以及从容享受并展示这种集体主义生活的态度，是“政纯办”和整个崇尚个人的时代精神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可能在“政纯办”小组成员们某些吃喝玩乐的时刻，他们也许会突然反问自己：“我们是在创作么？哦对，我们是在过着集体主义的生活。”
“政纯办”的图书馆，追求纯形式，纯视觉，与政治毫无关系的蓝色弥漫在空间里。
Artworld：“政纯办”这个组合和其他的艺术小组有什么区别？
政纯办：大部分的小组借助于一种集体的、小组的力量来成名。我们五个个体分别走了很多年，然后我们突然有一天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去成名，很多时候是一种“深化”。其他小组可能有成立也有结束，我们小组的这种方式可能成立以后就一直存在了。我们也没有具体的目的，但它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完整性。我们特别留恋于小组这样的方式。很久没见，大家就希望在一起聊一聊、聚一下、沟通一下。
Artworld：也就是说，只要你们五个人在一起，不论做什么都是“政纯办”的活动？
政纯办：我们选择一部分我们有意识的共同生活。我们对于这种形式更感兴趣。
Artworld：你们五个人在一起，有很多的时候是在吃喝玩乐。那你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比如你们的家人，他们加入你
们的创作吗？
政纯办：这是我们五个人的实践，不是家里人的实践。从1949 年到文革结束，中国人花了 30 年的时间来共同生活，这种集体生活的经验是别的国家所不能体会的，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回避它没有意义，它就如同胎记一样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我们要问的是，它有没有美学价值，有没有作为艺术的价值，而不是社会的价值。这种社会的价值已经论证过了，但是美学的价值还没有认真地去讨论。
Artworld：现在想到60年代、70年代，现在有很多艺术家会批判这些年代，可你们就还挺喜欢那个时候的那种集体生活。
政纯办：他们是把它符号化，而我们是把它变成一种美学。因为我们都是 60 年代的，尤其是文革前后出生的，我们五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背景：从出生到少年这一段正好是文革时期。当时价值观更多的是集体的价值观，而不是现在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所经历的那段里边有价值的成分去把它提炼出来，把它美学化。
Ar tworld：为什么集体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可以美学化的呢？
政纯办： 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其实是那个社会形态里很重要的一个印迹。“政纯办”的很多艺术活动是在做一个全新的实践，实践一种“我们”可能存在的方式。更多的时候，强调“我们”的同时是在讨论社会。我们这个小组之所以用这种组织形式存在，实际上本身就在用这个结构来说明一个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包括生活方式，比如吃饭、聊天，等等。
Artworld：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说“我们”？比如说，我跟你们一起出去吃饭，我们说“我们”，是不是你说的这个“我们”？如何认定你们所追求的“我们”？
政纯办：“我们”的认定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我们“政纯办”小组就是一个实践，我们实践一个“我们”的自我感受。生活会跟“我们”有一个互动或者说是体验。
Artworld：你们五个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是在追求一个“我们”，就是在你们整个宣言当中在讨论的一个事情。“我”跟“我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政纯办：我们在做的时候，这个行为、这个方式其实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我”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是生于 60 年代，对集体的这种记忆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它甚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记忆。跟 50 年代的人不一样，跟 70年代的人也不一样，那个时候的集体记忆，或者说那个时候的一种年少的青春的流露，我觉得是那个时代的特点。这种肯定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一种烙印，它肯定是一直存在的。那我们今天在一起来谈论这个记忆的时候，我们会更多地思考它。我们长期习惯了批判地来看待它，但是批判也有一个问题——它看待事物只是一面，如果大家都去批判，那就等于是走向了批判的反面。我们希望看待一个事物，不是为了肯定它，或者否定它，而是让我们绕到它的正面来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很多的研究是属于正面来看的，但是习惯批判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很可笑。可我们觉得这是一种补充，让它呈现出更完整的面貌。
Artworld：60 年代给你们到底怎样的美好回忆呢？
政纯办：60 年代的人有一个特点：没有直接参与最极端的政治行为。那个年代我们正好属于小学阶段，整个社会都不管我
们的，父母都工作，我们既不是打人的，也不是被打的，什么都沾不上，社会也顾不上我们，就感觉所有人都把我们这帮小孩给忘记了。我们的童年都是被放养的。在学校里，没人管理，特自由。我们这代人钻了个空子，比现在的小孩都更加拥有童年。那个时候虽然物质上确实匮乏，但是精神上是很自由的，你能够在游戏和玩耍的过程中成长起来，而你的感性经验在童年时期没有受到时代的伤害。
Artworld：那你们怎么看待过去的集体生活与政治的残酷性呢？
政纯办：我们实际上不涉及这个，不是说完全不讨论，而是说它不是我们讨论的内容。我们只想正面地提供一些东西来作
为贡献，或者说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我们身上所具有的。完全忘掉它，第一不可能，第二作为形态来讲有点可惜。那种社会形态对于社会的伤害，或者残酷性，它已经被证实过了，不需要我们再来多提。这种批判已经太多太多了。我们想要表达的是我们小时候的幸福和自由，它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系统的缝隙里面所产生的一种呼吸到的新鲜空气。那么，这种东西一直带到现在，我们是用以前的记忆、感受，然后作为艺术家对艺术状态的一种梳理，希望重新呈现出一种新的东西出来。
Artworld：所以你们去了首钢？那和集体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政纯办：小时候，首钢是很重要的。那一天是我们小组成立的第二天，那天吃饭时我们大家越聊越轻松、越聊就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越近、越聊就越觉得大家的想法都很有意思。那时候，我们还没说好以后要在一起，要走到像今天这样的地步，当时想的只是先把那个项目给做好。当天晚上聊的时候，就说起了南街村，它是一个社会主义村，有点像小型的朝鲜或者说是一个“政治盆景”。后来，大家又说到了首钢。南街村是农村，首钢是工厂。我们小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常常会突然通知，今天下午学工，或者今天下午学农，不上课了。我们当时都很开心，经常可以不上课，太过瘾了。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自然而然就想到了首钢。当时首钢正好在谈搬迁，因为关乎北京污染，规定在2008年奥运会前要搬走。我们自然地想到了它跟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有些关系，觉得首钢在潜意识层面上也有我们成长的痕迹在里面。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我们那“一面墙”的创意就是通过首钢的考察之后的晚上在饭桌上提出来的。我们是集体创作。既然是集体，那就要有集体的方式——集体生活、集体创作，或者集体的出游，必须先要有集体的生活，才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作品。
Artworld：“图书馆”是为了这次展出而做的吗？
政纯办：不是，那是我们在 08 年的。“图书馆”的墙壁还有书的封面都是蓝的，蓝色的话是我们最早的作品里用的颜色，我们就把那个蓝色保存下来，作为“政纯办”的一个标志。
Artworld：在我印象之中，关于政治的颜色，或者以政治命名的颜色，基本都是红色、白色和黑色，怎么会想到以蓝色来命名？选择一个看似和政治毫不沾边的颜色呢？
政纯办：对，我刚才就说，它起源于我们最早的作品，它是一面墙，墙里面是水，它就是这样的蓝色。那我们就觉得慢慢把这个蓝延续下来。当时也没想得那么复杂，只是从视觉上、从形式上觉得这样不错。我们叫“政治纯形式办公室”，其实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艺术家其实就是个“纯形式”。
Artworld：当时是怎么想到要用斧头来凿空一个墙面的？
政纯办：其实，在讨论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讨论过很多种可能。因为它当时是叫“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的一个展览，邀请我们小组参加，我们想过好几个方案，最后觉得这个方案比较合适。斧头的形式感也特别强，是它能让人联想到很多东西。无产阶级这个概念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因素，可以串联在一起。可能在形式感上，在内容上，在表现力度上，这样会比较好。
Artworld：你们怎么理解政治、形式和内容这三者的关系呢？
政纯办：政治可以说很大，它不光是那种体制的才叫政治，生活中都有政治，人和人的关系里也都有政治。政治生活本身是组成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Artworld：政治可能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吗？
政纯办：我们叫政治纯形式，“纯形式”这三个字本身已经包含了我们对于政治的态度。你可以说是躲闪，因为关于政治的讨论太多了，包括作品和概念，像改革开放最早的王广义的政治波普艺术，或者 80 年代美术馆的展览很多也都跟政治息息相
关。虽然形式上不是政治的，但是它贴得比较近。我们叫做“政治纯形式办公室”，其实就像太极一样，你打的拳、你走的梅花桩都暗指了中间有一个核心，但是你没碰，而别人看了也都知道。实际上，它是一种回避。我们政治谈的太多了，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除了政治之外，我们全民的美学研究还是中断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想问，对于视觉就是以政治的名义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往下走。对于形式本体的研究，现在有些人可能比较时髦，把西方过去的或者现在的东西重新挪用过来，再赋予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因为每代人对视觉形式上有着不同的需求。我们所想的就是：我们中国能贡献什么东西，在现有的资源下我们能贡献什么东西？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实践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们在视觉经验里，我们贡献了什么？如果这个东西太具有政治性的话，它的形式感就可能会被损失掉了。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也有很多比较成功的作品，但你把它拿出来直接用，它背负的负担太重；如果这样，形式上的研究势必就会被牺牲掉。实际上，我们就是抽离掉一个具体的政治实践，只把它变成形式。
用斧头凿穿这面墙，人们看到了今天和未来。
“政纯办”的创作和状态
Artworld：在这个集体生活中你们是怎么一起工作的，能不能模拟一下。
政纯办：有时候是一种激发——互相的激发。一种激发、一种兴奋，忽然就有了那么一种状态，我们都在找状态，然后每人都特别兴奋，有时候就产生作品。有很多想法是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下，它有那种激发。可能最终是有一个人突然一下、灵光一闪，说出了一句话，但它的前提是我们在一起磨合。以前也有人质疑我们，说我们五个人都那么有个性，艺术方向都比较明确了，那我们怎么展示我们的个性呢？个人的个性在里面又怎么样去协调？怎么样能够把个性在里面施展出来？但实际上，我们讨论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想法，一旦碰到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会放弃。就是五个人里面也许有一个人在质疑一个东西的时候，其他人也没有办法去说服这个人，我们会暂时放弃它，我们可以不进行下去。我们会找到另外一种可能性。落实到某次讨论的时候、落实到我们具体作品的时候，其实在里面都可以感受到每一个人自己的影子。所谓的这种“影子”，它不是个人化的，它是通过集体的一个聚合以后产生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来自于——你对一些事物、对作品、对艺术、包括对美学的一个重新认识，一种重新提高。所以，也会回到你一旦脱离这个集体，我们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可能会跟这个是有一些关联的。但这种关联它不是一种直线型的，它可能是一个曲线型的，或者是迂回的这样一种感觉。
Artworld：现在听下来，“政纯办”好像是你们五个人的一个学习小组加生活小组，是这样的吗？
政纯办：有点这个意思，但不是长期的、不是整天在一起，是阶段性的。它也不是一种真正的组织，设有严格的组织关系，我们是一个比较自由、松散的关系，又是一种相互需要的状态。它并不意味着把我们所做的给界定成一个任务了，我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应该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政纯办”在 2005 年 7 月 16 日成立到现在，只要成立以后它就存在下去，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由、空间感非常大的组织。
Artworld：那么，别人可以加入“政纯办”吗？
政纯办：现在就五个人，因为五个人实际上是微观的共性实践，它不是无限放大的，它是控制在一定的范畴以内。微观共性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也会用很多时候在一起进行集体创作。还有很多人对我们开玩笑说，我们需要“相互取暖”。我们都有一种特别乐观，特别集体的意识。
Artworld：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这个连环画，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案？这是一个最终方案，而集体创作肯定会在过程中
有几个方案，然后再被否定到只剩一个。
政纯办：这就是突然间的一个想法。大家在一起聊天就是在培养一个环境，用现在最时髦的话来说，叫语境。就好比一锅
汤，这锅汤不论是酸辣汤，还是鸡蛋汤，它一定要有一些温度，必须要有原料，然后会出现一个特殊的味道。突然到最后，放了几粒花椒，这个汤就成了。但是不能说这个花椒起的作用最大。我们在一起就像炖汤一样，它的味道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到最后是偏酸一点，还是偏甜一点，它在这个系统里自己会成长。有时候，我们觉得当作品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艺术家也可以控制它，但它会像一个生物一样自己生长。这是艺术最有魅力的地方。画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我们都是系统里培养出来的，我挪用那个来讲这种感受，但还不是完全一样——比如有时候画画，当它还是一块白布，画家一般好控制它；但是，画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管着你，有些颜色你就不能多用了。或者，当你画一个比较淡的调子，你肯定不能再用重色了。一旦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绘画就会和你有一种相互的关系，它就像一个动物那样，有自己的四肢，它会感觉。有时候，“政纯办”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动物，它自己就有感觉，我们可以与它相伴，但不能控制它。
Artworld：回到刚才所说的社会主义形式的研究的问题上，到目前为止，我的理解是，中国过去进行的是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实践；而“政纯办”现在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形式。在当代艺术中，如何实践或者说再创造一个集体的精神世界呢？你们又是如何研究过去的社会主义式的纯形式的东西呢？
政纯办：我们觉得在整个实践过程中，不是试图给出答案的，我们只是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是不愿意回答这个问
题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不想给答案，我们只是营造这样一个形式，然后这个东西你说是酸辣汤也行，说是鸡蛋汤也行。如果你要觉得好吃，那你就尝一下；或者对你有用，你就用一下。我觉得，对于艺术，我们一开始没有那么大野心。整个小组今天能说出这些乱七八糟的，也是一个过程当中想到什么说什么的。这是实话。一开始我们要都把它想明白了，这事也就没什么劲了。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实践，就在于我们是在过程中不断地去认识它、一步一步地去完善我们自己的认识。将来的作品我们能够做成什么样，我们现在也不敢说。
Artworld：在实践的过程中，特别让你们感觉到快乐的是什么？
政纯办：快乐就是在一起，在一起就是最快乐的。或者说，在一起出作品的想法，大家讨论的时候，还是挺快乐的。就是那种被激发的亢奋的状态，这种感觉是最快乐的。还有就是扯淡的时候，胡说八道的时候最快乐。这句话我刚才忘了说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解释，不代表我们一开始刚成立时候的解释。开句玩笑说，现在也是胡说八道，也很快乐。
“政纯办”吃喝玩乐或者说艺术实践时产生的各种发票（局部）
“在一起就是最快乐的”，这是“政纯办”朴素的纲领、信条、目标和所有实践内容。
在采访和讨论的时候，相比 2007 年，如今“政纯办”的小组成员们已经找到了一套自我解释的词汇和体系：“我”和“我们”的新
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可能为世界所提供的独一无二的视觉形式；集体主义新美学；“微观共性”之于个人的意义…… 如果再开一次论坛，“政纯办”必然能滔滔不绝。
“政纯办”将五人的集体生活画成了画册 ／《政治纯形式》，布上油彩，2007（右上）
当“政纯办”不涉及任何内容，也不做任何内容上的解释时，纯形式是一种迂回，是一种漂亮而且行之有效的策略。用来解释的这套语词还是留给评论家吧。其实“政纯办”的小组成员们并不想解释清楚自己，用纯视觉的形式去表达集体主义的幸福感，沉溺在这种幸福感中，才是让艺术家最快乐的事。
刘旭俊／蔡俊／录音整理 政纯办／沪申画廊／图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