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这一概念从1994年由西方引入至今，业已成为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可以说，我们在探索适应中国内地媒介环境的本土化媒介教育[2]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内地的媒介教育无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教育实践层面，仍然存在着偏差与不足，亟需我们去弥补。本文就以媒介生态学的理论范式为指导，探讨当下新旧媒介技术交替动荡的传播生态下，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理论应该给予的若干转变，希望能为减少和弥补这些不足做出有益的尝试。
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媒介生态学
中国内地已有的媒介教育理论主要是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内地实际进行本土化的改良。在理论基础上也是以传统经验学派的功能理论和西欧批判学派的控制理论为理论构架的。前者从经验功能主义出发，而后者则从政治经济学切入。其研究重点也落在媒介传播内容对受众造成的影响，以及媒介控制背后，经济与权力的染指上。
经验学派的主要关注点一般是所谓媒介影响研究，特点是定性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3]相应地，在此指导下我们的媒介教育多关注的是分析媒介内容对使用者或消费者的影响，并用经验主义的实证行为主义方法去帮助受众抵御媒介对人短期行为的负面影响。
“批判学派也关注大众媒介内容对社会的影响，但着重研究的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媒介的所有权，是政治和公司对媒介的控制，以及它们如何在媒介内容的生产、销售与获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所有权的集中造成信息环境对人敏锐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起到限制作用，而这个信息环境就包括媒介的内容，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因为信息垄断只会服务于政治、产业和公司的精英。”[4]在这种理论的观照下，我们的媒介教育也在施行一种政治形态的保护主义。“具体的主要是将媒介教育尤其是媒介分析作为一种消除学生受到传播者错误信仰和思想影响的工具。逐渐培养受众，主要是青少年，对媒体传播及运营的理性认识和批判思考的能力, 使其真正学会建设性地使用媒介内容。”[5]
可以说我们的媒介教育领域在这两个理论的支撑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有许多我们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忽视之处，尤其是在网络媒介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主导传播渠道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全新的传播生态。技术的发展使受者转变为传受者，但是与技术环境发展脱节的传受者素养的缺乏却导致了一系列传播文化危机的出现，并引起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连锁式的恶性反应。就像波兹曼说过的：“技术的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它不是增加或减少什么，而是改变一切。如果我们把握不好，这种改变很可能是悲剧性的”。[6]但显然，旧有的两大理论无法充分解决现在我们棘手的传受者素养问题。于是，引进一个全新的理论来支撑并指导新的传播环境下的媒介教育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有传播学第三学派之称的媒介生态学呼之欲出。
媒介生态学起源于20世纪末，由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而成的媒介环境学派所创立。它采用生态学的概念,将媒介视为一种生态环境,动态地研究媒介信息与技术及其结构对人类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观的影响,其理论范式的建构着力于诠释媒介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信息结构决定信息本质,并带来一系列的偏向。它创立了全新的生态研究模式框架,努力研究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鸿沟等传播生态问题,以维护宏观与微观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7]
它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视野，和管理学派以及批判学派不同，强调用生态学的路子去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和技术，关注的是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8]
它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将媒介环境视为感知和符号的结构。由于每一媒介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自身带来了一套偏向(biases)。[9]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在将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每种媒介形式所带来的传播模式必然会带有一种隐而不显的偏向,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就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因而这种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就集中在挖掘这种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从此带来的对文化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信息领域的生态质量是媒介生态学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既然媒介生态学将媒介视为动态的生态环境, 那么使媒介生态环境的创造与维护向有利于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媒介生态学研究必然的题中之义。媒介生态学派致力于研究媒介传播结构和技术模式的环境影响的同时, 力求在征服与维护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以理清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交互关系，从而确保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媒介生态学不仅关注媒介技术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强调受众在通过对媒介技术的使用，不断塑造着媒介生态环境，这就更全面地揭示了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对于媒介教育来说, 媒介生态学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 它使我们可以超越技术理性的预设，本着功能主义和批判主义，围绕媒介功能、媒介内容影响力和媒介机构、市场运作而进行的受众教育，可以沿着技术批判的思路,以“文化、技术共生论”为指导，把和谐与平衡作为研究与实践的出发点，使我们的媒介教育真正起到“一种恒温器的作用”，在印刷技术向电子技术转变的过程中，帮助社会文化寻求一种保护与革新的平衡，从而对抗现在媒介生态结构失衡带来的文化成见，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技术的恶性循环。
在这一理论的全景意义下审视我国内地的媒介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不难发现有许多的不足与偏差亟待我们去弥补和改正。笔者仅从媒介教育的范式、内容、实践的主体以及实施途径与方法四个方面，进行粗略的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媒介生态学这一全新的理论体系与我们的媒介教育更加有效、深入、建设性的结合。
媒介教育范式的转变：分析转向整体，功利转向互利
在经验学派的效果理论，以及批判学派政治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国外的媒介教育先后经历了“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及“解密范式”的变迁，现在正在沿着超越保护主义的道路向纵深发展。而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现在所采用的多是分析范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批判范式，但是受到理论基础的影响，无论是上面的哪一种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立足于一种对媒介的防范意识，对受众的保护观念。可以说我们的研究与教育的逻辑还局限在单面的，对立的线性模式，在思辨上采取的也是一种分析的范式，功利的范式。
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对受众思想的涵化作用，认为公众在适应作为感知与符号系统的媒介环境的过程之中，不断内化着“媒介/讯息”带来的文化偏见。它探究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如何对我们构建的“现实”产生影响，而这样的“现实”又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观设定哪些隐含的命题。但是同时，它也强调受众并不是传统观念上消极被动的弱势个体，每一个人都在与媒介环境不断进行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互动，受众生态在一定意义上左右着传播文化的走向。以此为据，我们的媒介教育应该对媒介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生态式的关照。
可以说，我们以往提倡的这种传统的、以追求受众的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分析、保护、功利性的范式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而正是这种共赢互利的价值缺损才使我们的教育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人与媒介的关系紧张带来的种种传播问题。[10]
因此，笔者提倡采用媒介生态学提供给我们的立体的思考范式，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 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对整个媒介环境进行全期、全景的关照, 并在改善人、媒的互动关系上进行多感官技术的努力。我们不应简单地探讨如何保护公众不受到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影响, 而是促使阅听人理解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 并认识到在自己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包括媒介素养在内的文化素养，以实现与媒介环境的共栖, 与信息生态的互利。
媒介教育内容的转变：作为信息的媒介环境与作为技术的媒介环境的均衡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指导下，媒介素养研究者的眼光多集中于关注媒介的内容对受众思想、行为乃至社会文化的影响，却忽略了作为技术的容器的媒介，它本身的性质、结构以及发展变革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在媒介生态学者看来，传播媒介本身就是一种环境结构, 是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这种特定的环境结构在信息的选择、编码、传输及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由于每一媒介技术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偏向就成为必然。而且这种偏向不仅是信息内容上的，更是结构技术上的。
而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却都忽略了在整个符号系统的互动过程中，作为技术环境的媒介的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况且我们现在正处于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变革时期，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止是媒介表现、使用方式或者媒介内容的改变。新旧技术的重新定位，媒介环境结构的重组，人的感官比例的重新调整，这些都必然会引起更深层次的我们认识论的改变，我们文化的转轨。
从这一点上引申开来，我们的媒介教育内容应该划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即媒介信息认知与媒介技术认知，前者关注信息载体的媒介素养，而后者研究技术载体的媒介素养，不同的认知对象，也就构成了媒介教育的不同内容。
媒介（信息）认知包括媒介内容认知——了解媒介的表达内容，以及媒介规则认知——了解特定媒介的表达规则。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主要都是围绕着这个层面进行的。
媒介（技术）认知同样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媒介技术偏向对人的感知、思维、行为影响的认知；对媒介技术变革与社会进程互动关系的认知。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媒介教育的重点多集中在对信息媒介影响的认知上，但对于技术媒介影响的认知的教育还处于缺失状态。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方面的空白，并开展相关研究、开设相应课程加以弥补。否则当这种媒介技术结构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或者说某种技术的偏向超出了社会文化可以承受的范围，那么媒介环境的恶化以及其伴随的种种不良后果会使人们成为媒介发展的牺牲者。
媒介教育实施途径与方法的转变：多元媒介技术的平衡参与、环境互动模式、传播文化内省经过上面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推论：我们的媒介教育在实践上应更加强调受众的主动地位，更加调动受众的能动性，在实际的研究与教学中，应该促进各种媒介的参与，发挥它们的现身作用。但是要强调的是，这种媒体的实践、参与，应该是多元平衡的。
媒介生态学认为，现在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已失去平衡, 处于深刻的矛盾中。媒介生态失衡导致的如信息侵略、信息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匮乏等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破坏程度呈指数上升趋势。应对这种媒介技术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将生态学中的生态平衡观点应用于我们的媒介文化之中，寻求文化的各个侧面里保存和革新两种倾向的平衡。 在实践上，就是提倡多种媒介技术使用的协调，从而促使人的感官比例的平衡，维护并提升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培育新媒介环境中传受一体的新型媒介人的信息生存素养。以此为指导，我们应该改变现在以网络媒介为中心的研究、教育倾向，而提倡多元媒介的认知与使用，尤其是发挥印刷媒介在教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显示，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介正在使技术理性代替人的理性，而印刷媒介能够保存并发展人的理性文化。
应结合媒介技术造成的不同群体的数字鸿沟现状，针对不同的对象设置差异化的媒介素养目标，采用多样的立体、互动教育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将媒介作为教育的内容，还是作为教育的工具，都要做到各种媒介的比重整体均衡且有所侧重。
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中，应该采用“环境互动模式”，即不仅要引导大众深入认识、全面分析媒介的信息和技术环境，平衡地使用媒介技术，也要鼓励大众参与到媒介文化的塑造当中，学习通过各种媒体正确地表达意见，发挥监察媒体的能力，在促进人与媒介环境的良性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教学策略中，不但要坚持批判观点，还应引导公众进行“传播文化内省”，即在识读、使用媒体时，帮助学生从生态互动的角度反思我们的媒介使用行为会带来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这样的最终目标就是帮助公众本着对自己、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正确地认识、使用媒体，从而实现传播生态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实现人与信息环境的共生共荣。
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技术、符号媒介和社会文化间共生、互动的联系，并从一个更宏观、纵深、辨证的角度来探索由新媒介凸现与发展所带来传播以及社会文化问题。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对媒介生态的理解与研究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而这些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思想资源。
因此，我们主张将媒介生态学作为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在它的媒介技术与文化互动理论的视域下，坚持生态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和教学方法，真正培育出全面素质的新型媒介人，从而在根本上遏制媒介环境的恶性循环，促进整个信息生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注释：
[1] 对于“media ecology”的中文译名，在学界尚有争议，以何道宽教授为代表，主张译为媒介环境学。而邵培仁、陈世敏等学者则支持译为媒介生态学，而本文的两位作者也倾向译为媒介生态学。因为译为媒介环境学虽然能够突出此学说重视媒介技术的环境效应的观点，但是却没有体现出人与媒介环境的生态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将“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
[2] “媒介教育”在中国内地也被称作“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香港称作“传媒教育”，中国台湾称作“媒体素养教育”。本文作者认为，“媒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与提高个体的媒介素养，个体媒介素养可以通过媒介教育的有效途径来得到培养与提高。因而，将媒介素养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称为“媒介教育”较之“媒介素养教育”更为合适。
[3]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4] 同上，第12～14页。
[5] 徐永贵、梁启冰：《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比较分析》，载《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06年第12期。
[6] 同[3]，第191页。
[7] 樊佩佩：《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媒介生态学》，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8] 李晓云：《尼尔?波兹曼与媒介生态学》，载《新闻界》2006年第4期。
[9] 何道宽：《媒介环境学辨析》，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10] 单波、王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载《新闻与传播》 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