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子丹
简历
罗子丹，1971年出生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县
现工作、生活于成都
群展
1995 “听男人讲女人的故事”系列艺术展，雅风艺术沙龙，成都
1995 “成都油画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1996 “雕塑与当代文献展”，成都
“一半白领·一半农民” ，成都
1997 “中国'89后艺术”展
1998 “都市人格”组展，重庆
1999 “超市艺术展”，上海
“首届世界华人装置艺术文献展”，中国香港
2000 “艺术大餐”展，北京
“90年代中国前卫美术家资料展”，福冈现代美术馆，日本
2001 与“成都电视台”合作，创作并导演观念艺术电视片“老家·人们·祖坟”，并实施了十五件实验艺术作品，成都
“中国方案：旋转360度”-第六届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
2002 “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首届广州三年展，广东美术馆，广州
2003 “第50届全国药品交易会（成都）暨第二届全国非处方药（OTC）交易会”上，为“四川好医生制药有限公司”量身定做了行为艺术作品“我轻松了”，成都会展中心，成都
2004 “中国制造”观念家具展，上海艺术沙龙，上海
2007 “从西南出发-西南当代艺术展1985-2007”，广东美术馆，广州
艺术家作品
罗子丹行为艺术《一半白领一半农民》实施的较详细经过
时间：1996年12月4日
地点：成都市中心春熙路一带（1996年12月15日在郊区再次实施了3个多小时）
持续：耗时3个多小时
材料：“一半”是农民／庄稼人装束—— 一只无袜的脚踏进敷着干泥的旧胶鞋，衣服是从田间地头收来的（由于主人长期在阳光下弯腰劳作故以脊背为中心颜色自然的由浅入深），兜里装着一包八毛钱的“什梅”牌香烟和一堆皱巴巴的小面额纸币；“另一半”服饰高档、时尚，一只意大利皮鞋，兜里是特醇555香烟和塞了较厚一叠百元大钞的真皮钱夹，雪白衬衣的胸袋露出新款爱立信手机的黑色圆头，真丝暗花的皮尔卡丹领带一半被细致的缝入了旁边“农民”的粗布蓝衫下（“农民”黝黑的肤色在对比中十分明显，细心的人群甚至能发现“他”指甲里的积垢）。约定12月4日（星期三）上午10点开始，地点就是成都市中心的春熙路。
想到第二天的活动，虽然睡得还算踏实，但心里总有一些不踏实与软弱，我七点钟便起了床，然后把裁缝接了过来，我准备好了一套从田间地头收来的农民服装，需要她按照我的身材再缝合一下，连接身上另一半的白领服装。这之前，我早早的将戏剧油彩搅拌好尘土抹在了“农民一半”的皮肤上——那是一种看上去有点脏的古铜色。
裁缝尚未将“农民一半”与“白领一半”服装缝合完毕，我便匆匆地安排助手去叫的士。裁缝工作效率很高，相对于我倒是临危不乱，活也做得很细——中央那条“皮尔卡丹”丝质领带缝得刚好露出一半，感觉十分精致。我将自己“农民那一半”头发剪得短一点，同时将“白领那一半”头发抹上摩丝。这些步骤准备好已是九点半了，但叫的士的人还未回来。考虑到时间较紧，我决定自己去叫。为了祛寒，也为了实施之前有点犹抱琵芭半遮面的效果，我在整个着装上套了一件宽大的白色风衣。
尽管这样，还是遮挡不住上面的一半“白领脸”与另一半“农民脸”，包括头发一高一低，下面鐺亮的意大利高级皮鞋与反差极大，另一只满是泥土并露出两个肮脏脚趾头的旧解发鞋。可能正是这种装束，先后有五辆的士拒载，最后不得已，坐了一架老年车，到美领馆附近的人民南路再拦车。这次学聪明了一点，拦车时，我侧着身子，尽量让司机先看到自己“白领”的一半。终于拦到了一辆的士，在这位女司机面前，我决定先发制人，立马告诉她自己是赶去拍戏（确实也是一出先锋剧）待车到达约定集合的目的地春熙路太平洋百货门口时，已是十点零十五分了。
实施前，我将各种不同类型的胶卷分别交给协助摄影的朋友们，然后从自身“白领一半”掏出了一包特纯“555”，开始悠然地抽了起来——看到前来的众多朋友，尤其是一旦来到现场，反而觉得自己心里踏实了许多。跟着，我从自身“农民那一半”掏出八毛钱一包的“黑杆”（四川什邡所产的一种最廉价的香烟），同时并举着“555”一起散发给大家。稍微等待了一下，该来的朋友差不多都来了，我决定开始了。
从太平洋百货正门口出发，我在 “胡开文”（成都老字号文具店）里面兜了一圈，来到隔壁的眼镜行，随手挑了一架金晃晃的眼镜试了起来，问到店家最好的眼镜有多贵时，店家的回答让我“白领的那半脸”有点失望（才180．00元）。到了隔壁，简单品位了里面的字画、篆章后，我到了隔壁一家较大的“亨得利钟表金饰行”，我随意选了几块外观看起来不错的手表，价格在五、六百元左右，当我提出想试一下更高档的手表时，负责专柜的一位老同志拒绝了这一要求，说是诚心买才能试。我有些尴尬，口袋里总共也就一千多元。我开始转向卖金饰的专柜，挑了几只气派的大金戒试了起来，我明显感到黄灿灿的大金戒配在“白领这一半”很俗气，配在“农民那一半”又太奢侈了。后来，店员告诉我这里暂时还没有钻戒。这时，有位高层管理模样的男士在詰问我的同伴们什么，批评家张颖川女士将他拉到一旁，正喃喃地向他解释什么。
走出这家商店后，这时我发觉自己有些冷，有点饿（由于时间紧，我早上只喝了一口牛奶），我见斜对面有家露天卖糖果糕点的小摊，便迅速来到这些阵列的食品面前，同时审视着．．．很快决定称二两在农村很受欢迎的那种大红大绿、表面敷着白砂糖的条形软糖，我开始用“农民那只手”（挺脏旧的古铜色，而且指甲缝填满了黑色的积垢）粗糙的抓起软糖，迅速放进嘴里，估计只吃了一两，感觉甜得腻人，我立刻用“白领那只手”果断将剩余的软糖推给摊主，声称由她处理。同时从我“农民一半”掏出面额很小、又脏又破的纸币交付摊主。
这时，路边一部微型货车进入我的视线，车身和车窗玻璃都很脏，布满灰尘，令人诧异如此尊容的汽车是怎么进到市中心的？走到近前，我举起“农民一半”的袖子，一边呵着气，很仔细的在车窗上擦拭起来。里面副驾驶位置坐了位小伙子，一开始很诧异的盯着我的举动，当发觉还有一帮人在拍摄时，他的脸很不自然地扭到了一边。考虑到车里有人，未耽搁太久。很快旁边一个露天书摊吸引了我，一本有关阴阳八卦的书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认真的翻阅起来。这时，旁边一位长相颇文化的女士很轻的拉了一下我的袖子，说她早知道我，希望能到她的店里去。我很愉快的接受了她的邀请（从名片上知道她叫吴渝姮，是“名表城”的经理）。来到“名表城”二楼的贵宾室，她吩咐店员端出一只价值二百三十万的钻石手表，我不仅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全神贯注的凝视，还兴奋的先后将它戴在了自己“白领一半”与“农民一半”的手腕上，频频对着镜子顾影自怜，不忍离去。
和“名表城”各种名表互动了一翻又回到了大街上，一个店面正在装修，门口不少垃圾，我“农民的手”在垃圾堆里翻捡起来，直到手翻得有些刺痛，捡来一支木棒，终于掏出来一张旧报纸，我开始饶有兴趣浏览起上面的图片来。随后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旁，我先站在明明无人使用的公话旁打手机，似乎又因省钱的顾虑，将手机放在公话旁，我“农民那只手”操起了公话拨打开来。这时，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大有阻断春熙路之势，可能不想浪费如此好的人力资源，我决定来一个直面民众的现场展示——从我“白领一半”掏出崭新的百元大钞，我“农民一半”同时掏出面额很小、又脏又烂的旧钞票——坚持此姿势巡回着面对民众。
人群中，一位江浙口音做服装生意的年轻老板很固执的拉我到他店里去试装，先后选了几套貂毛领的皮大衣，总觉太俗（那段时期，成都十分流行这类皮大衣。我曾傻冒的用近四千元的血汗钱买了一件据说是意大利原产的，随着流行的过去，很快成为鸡肋，至今仍是一块心痛）。在旁边一家服装店，穿上一领浅棕色的时尚装，正好里面放着劲猛的迪士高伴舞曲，我“白领那一半”开始受到感染，不由自主的骚动起来（那段时间我常去迪吧一类场所，认为里面能感受到一些很直接、也很表面的东西，尤其那些白领男女，在里面的表现与其日常生活状态有着极大反差）。很快停了下来，开始用“农民的那只脚”反复比试着几双高档长筒鞋，如果按流行品位的观念，我确实没有什么感觉可以油然而生的（用上海话说，两种感觉好象不搭界）。
当时市面上，曾宪梓先生创办的“金利来”品牌在大陆还象征着品位或某种时尚。在对面春熙路的“金利来”专卖店，店员或许嫌我“农民的那一半”较脏、不上档次，始终不肯褪掉表面的塑料膜让我直接试里面的领带，但以德报怨，我仍用自己“农民一半”的衣袖将象征着专卖店的“金利来”铜牌十分仔细的擦了又擦，还一边呵着气．．．一脚跨出来就是春熙路最大的新华书店，抬头就是毛主席的专题挂历，我不禁用“农民那只手”深情地翻阅起来；抬腿上台阶，紧跟着又是邓小平的专题挂历，我立刻用“农民那只手”与“白领那只手”合拜了起来。来到里面，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很厚的字典，摊在柜台上，然后抽出“白领那只手”中的手机天线，在字典上一行一行的划读起来——也不知这算不算是一种激扬文字？
围观的民众越聚越多，成都人历来温和的气息此刻被某种气流牵引着，情绪开始激动，不少人甚至激昂的说：“这是真正的艺术”（写到这里，自己的泪又流下来了，本土产生的行为艺术能这样直面公众，引起他们的感动，不正是我一直所追求的吗？这种快感对自己来讲，确实远胜于去国际艺坛追名逐利）。说实话，整个过程让我感动的就是这种有关集体无意识的情绪。以前总有人认为成都人缺乏大气，平庸，其实哪里的人群都有共性：只要你用心、真情付出，他们终会以相应、甚至更热烈的情感回应你。尤其一位中国艺术家——你最好不要去抱怨民众，还是多在自己作品里面找找原因吧。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你们——可爱的市民！
为了避免因围观群众的持续增加引起不可预见的麻烦，我决定离开老的春熙路地段，通过天桥到蜀都大道的另一端。这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的是很饿了，决定去肯德基吃点东西。刚到天桥下，我在报摊随便买了份报纸，看了个大概后，我“农民的那只手”将报纸撕成几团，用它猛揩了揩鼻涕。一上天桥，就看到不少擦皮鞋的“游击队”（市民对类似游动摊贩的称呼），想到在闹市走了这么久，“白领的那只”意大利皮鞋表面已经蒙尘，我想就在这里擦一下吧。不知是看到我的装束、还是周围的一圈照相机，一泼擦鞋的“游击队”全被吓跑了，只剩下一位妇女，好说歹说，她才勉强愿意。但我希望这是一次日常化的行为，一定需要讲价，因为需要擦的只是一只，所以不得不付价还价，最后讲定为五毛钱（擦一双鞋通常为一元）。不知是对我们的惧怕还是胆怯其它，这位女游击队员擦得小心翼翼又坐立不安，而我却坐在藤椅上，看着天桥下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边悠闲地用手机和朋友们通话。
一到正好连接天桥的肯德基快餐店，迎面是一个身着米黄色西服、戴着眼睛、挎着手杖、和蔼的洋大爷塑像，我很兴奋地用“农民那只手”和“他”伸出的手紧紧握了一下（后来有人看到图片，说这个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关连乡镇企业的中外合资）。点餐时，在几种不同价格、口味的套餐面前，我有些犹豫，最后决定要一份18元的套餐，付款时，依然是我“白领那半”掏大钞，“农民这半”掏小钞。坐定，先用“农民的”脏手抓起薯条，再浸泡可乐水塞进嘴里，尽管很饿，但吃得始终别扭、不大协调。半饱后，我“白领那只手”很仔细地用餐巾纸包着汉堡进餐。最后，当发现还有一盒奶浆未排上用场时，我仍用“农民那只手”捏起来，靠着舌头把它们舔了个一干二净。
餐后，顺着连通快餐店的东风商场自动扶梯下去，来到总府皇冠假日饭店大门前（这是当时成都最高级的酒店），我稍有些迟疑，但感觉一定要进去——这并非一个尚不富有的艺术家面对高档场所的物质性怯场，确实是担忧在里面遭遇干涉，按理作品已顺利进行了七、八分，没有必要因为一个残缺的句号影响整个作品；追求和谐也一直是自己创作的理想。但所以决定进去，乃是为着一种更大的圆满——创作中，需要消除一切心理顾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进去后，发现有不少文化界的朋友在酒店门口裹足不前，可能多少有些心理障碍，我不得不再次回头把他们拉进来。
进去瞬间，里面的人群明显表现出一种诧异，大堂襄理立刻过来问我们准备做什么，有什么需要？我回答他我们在做一个艺术活动，他说需要请示一下，我只有接着告诉他我们考虑住店，这就简单了，对于客人，你最多说我奇装异服，只要没有违反酒店规定，就不能阻止我的消费行为。现场很快平静下来。就象画家杨冕体会的那样，商业社会往往有其温情的一面。在大堂水吧，我要了一客28元的红茶，慢慢的品享着。这时，身边原坐着的两个看似体面的生意人，开始用一种不自然的表情观察我，而我正自顾自的给朋友们打手机。离座时，我偷偷用“农民的手”将一包不知哪位客人遗下的柔和七星烟放进兜里。跟着，我来到酒店的卫生间，在马桶上坐了坐，感觉还不错，便又打起手机向朋友们通报此时的感受。出来时，我“农民的手”掏出一张又破又脏的一元纸币递给看守卫生间的服务生做小费。
来到酒店总台咨询房价，当发现台面是高级进口大理石装嵌时，我开始一边呵着气，一边用“农民的袖子”很小心也很认真地擦拭起来。走出酒店大门，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赫然停在通道，我依然呵着气、用“农民的”衣袖将其擦了又擦（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道家的观点：卑贱是高贵的根本）。最后回到大街上，看见一辆三轮车正蹬过来，我立刻坐了上去，但似乎余兴未尽，邀请一位气质高雅的小姐坐在上面，然后我戴上三轮车夫的草帽，用“农民那只脚”十分卖力的将她蹬了一圈．．．．．．至此，这个被我命名为“一半白领．一半农民”的行为艺术结束，共耗时三个多小时。整个过程没有预先去设计、编排什么动作或行为，也没有招呼摄影人员该如何配合。可能象旁克（也象禅宗），我更看重现场本身，一种自发、本真的行为，尽量让它不受多余的干扰。
关于罗子丹《一半白领一半农民》的部分评论
艺术批评家、艺术策展人巫鸿的相关评论：四川行为艺术家罗子丹在真实的都市空间里完成了许多行为表演。他的《一半白领．一半农民》的主题是人们在试图适应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时对于自己身份的困惑。罗子丹的这个行为表演是在成都的街道上进行的，场地的选择使得观众能够直接参予。纵观90年代的实验艺术，可以看到行为艺术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与艺术家们对参与公共事务以及与公众直接发生联系的愿望有关。他们探索新视觉语言的目的往往在于实现这种参与，而行为艺术为艺术公共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使艺术家能够直接地、明确地与社会互动（引自其主编的《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
艺术批评家、艺术策展人王林的相关评论：在白领系列作品中，罗子丹为了强化艺术意义，运用了不少使日常行为异样化的方式：《白领行为》是服饰与行为的反差（衣冠楚楚的白领在垃圾筒里搜寻破烂），《我挺立着……》是纪念性与市俗性的混合（拿着手机的真人雕塑挺立于路口），《一半白领，一半农民》是不同身份异质同体的对比（两种 装束拼接一身在不同场合各自行动），《列举一种男性的雌化现象》是故作姿态的自轻自贱（涂脂抹粉的白领来吻一辆辆高级轿车），《白领标本》则是有意营造的自损自虐（在缺氧有机玻璃盒子中翻看时尚杂志）。--这些作品对中国正在形成的白领阶层即知识分子商业化的现实提出疑问，透过身份问题触及人欲和物恋，在当下语境去解读都市人格的基本矛盾。
艺术批评家顾丞峰的相关评论：应当说，在现阶段城市知识分子内心里，农民是令人同情的，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从心底深处也将一些中国人的劣根性归结为"农民意识"。如罗子丹的著名行为作品《一半白领，一半农民》（1996年）中，艺术家虽然讽刺的对象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白领阶层，表现出他们其实心底尚未脱离农民意识，一旦有时机就会露出尾巴。但请注意这里的"农民意识"是和这些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拾垃圾、唱卡拉OK、能吃上洋快餐就洋洋自得……艺术家是在不经意中就流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潜意识中对农民的鄙视。这种心理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引自其著作《从主人公到看客--1942年以来美术作品中农民形象分析》）。
艺术理论家王嘉的相关评论：艺术家们面对着新都市生活，探索着各种介入方式。罗子丹的作品《一半白领．一半农民》(1996)试图通过表面的阶层问题挖掘更有深度、更有内涵的公共性中的人性（引自其著作《身体作为语言：90年代以来中国美术现象研究之一》）。不少作品的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观众作为消费群体在场介入并现场体验的过程。这类情况在行为艺术和影像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1）在消费过程中进行生产的模式。比如，罗子丹的《一半是白领，一半是农民》（1996年，行为），作为艺术消费者的观众群体，他们对艺术的消费过程，其实就是该作品实施即作品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同步进行的特点。而且，在行为艺术转换成影像作品之后，消费的过程还可以继续无限制地延伸（引自其文章“生产和传播 ：也谈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转载自：《艺术批评与社会学》）。
在场艺术批评家张颖川的相关描述：罗子丹把自身装束分成了两半边—— 一半穿是高级白领服饰，一半是粗旧的补丁衣服和漏出脚趾粘着干泥的布胶鞋，一只手拿着平整的百元大钞，另一只手里握着揉皱了的小钞票，他就这样走入了繁华的春熙路，一边去选购金银手饰、名牌手表，享受五星级饭店里的咖啡；一边在装修豪华的商业大厦门前，用手翻弄路边的垃圾，拿出皱巴巴的零钱买小摊上的廉价零食，还用衣袖好奇地擦拭假日饭店总台闪亮的意大利进口大理石台面……这次展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注：这里有误，应是三个多小时），罗子丹把这个行为作品称之为《一半白领．一半农民》。
学者林和生的相关评论：观念艺术家罗子丹是一位极致的悖论艺术家。他的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鲜明的悖论性质——典型者如《一半白领.一半农民》；同样典型的一件作品是“死去的艺术家与活着的艺术家”。我看来，罗子丹介于美学的人和不满于美学的人之间。他意识到了言说的危险，便选择了观念的“演绎”或者说“禅机”。罗子丹演绎过《一半白领．一半农民》等一类作品，他此次演绎《我的眼中只有你》，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异曲同工。演绎不就是言说吗？如果不想为这个问题纠缠不清，就有必要回忆一句古老而年轻的旷世箴言：沉默是上帝的特权，言说是人的十字架。何谓言说的十字架？那是我们肉体中开出来的责任与承受之花！我认为罗子丹深谙此中奥妙，所以他不会选择沉默。
据此我认为他是想说，生活的归生活，艺术的归艺术，白领的归白领，农民的归农民，我的归我，你的归你，他的归他，自己的归自己。要说就说！谁也不是神，所以谁也无法通过论断抵达统一的真理。那是虚妄。然而，从我们有朽的肉体中，长出了我们生而为人所固有的十字架之花，其深邃含义之一，就是说出我们一己的真理――或者说一己的欲望。人无法不言说自己的欲望。因此，我进一步猜想罗子丹不仅想言说，而且还想劝世，劝诫这个因消费过度而“发亮”的世界：眼里的归眼里，心里的归心里。
学者张慧瑜的相关评论：“农民工”也成为社会苦难和社会底层的象征。2000年前后，“民工”的形象不断地出现在中国先锋艺术家的作品中，成为他们进行艺术再现和借重的对象。早在1996年，行为艺术家罗子丹在其“都市行为艺术”系列中，就有一部是《一半白领，一半农民》1996年12月的作品，具体“行为”是罗子丹把自身装束分成了两半边——一半穿是高级白领服饰，一半是粗旧的补丁衣服和漏出脚趾粘着干泥的布胶鞋。把“白领”与“民工”并置在一起，既暗示他们都处在同一都市空间中（甚至都可以称为“打工族”），又突现彼此之间的在身体语言、行为方式上的对立（引自其著作《遮蔽与突显：“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
著名建筑评论家徐怡芳的相关评论：我们在运动中观察城市，最终关注点会落在这个城市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刚才我看到一张照片非常的有趣，一个男的，一半穿白色衬衫，另一半是中山装(注：这里有误，应当是农民装)，领带也是一半……标题叫“一半是白领，一半是农民”，概括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好像也在概括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状况。 这照片其实反映了当前人们对城市内容的一种迷离，这里面开发商起了一定作用，比如他们在盖房子的同时还要不断地宣扬生活方式，一会儿把西方二战之后，一个不是很先进的住宅方式TOWNHOUSE炒得沸沸扬扬的，让中国人以为这就是高级住宅了，后来又炒小户型，炒回归都市中心等等，包括一些什么小区说自己很美国、很欧洲，都说明购房者也有一种迷离的愿望和期待在里面，这种混乱的期望和理想被加到建筑语汇里面了，实际上我们并不能确定自己的生活空间、自己生活的城市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出现了城市发展，或者人们的生活状态到了“一半是白领、一半是农民”的地步，或者说一半是城市，一半是农村。一半适合你目前的生活状态，一半不适合你。因为一个城市是有两面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可能是魔鬼，这时候城市的发展变得很扭曲。
艺术策展人张朝晖的相关评论：罗子丹是以一位经常在成都的公共空间进行行为艺术探索的艺术家，他更关注的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心态问题，社会成员的角色转变与置换的问题。因为广泛而深刻的城市化发展和社会变革为人们寻找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提供了各种方式，而许多人在各种方式之间进行尝试，以期达到个人发展和利益的最大化，这反映了社会成员心态的躁动不安和无时不在的危机感。罗子丹的作品《一半是白领，一半是农民》是艺术家对社会思考的反应，艺术家身着自己制作的服装，身体的一侧是中国普通农民或进城民工的服装，洗得褪了色的干部装，足踏粘满泥巴的胶鞋，另一侧则是城市白领阶层的标准装束，西服、领带、白衬衣、黑皮鞋，他神情木然地出现在城市街头的人流中和农村的田间地头，暗示两种社会角色和心理状态在个体社会成员身的并置，这不仅体现了目前许多人的特定心理状态，也揭示出今日中国社会的农业文明社会根性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时的特征（引自其著作《新都市，新视觉》）。
艺术家罗子丹自己的话：96年12月4日，我完成了《一半白领．一半农民》。这是一个虚拟的表面对立的结合体：一半是庄稼人装束 一只无袜的脚踏进敷着泥尘的旧胶鞋，衣服是从田间地头收来的（由于主人长期在阳光下弯腰劳作故以脊背为中心颜色自然的由浅入深），兜里装着一包八毛钱的“什梅”牌香烟和一堆皱巴巴的小面额纸币；另一半服饰高档、时尚，一只意大利的名牌皮鞋，兜里是一包特醇555烟和塞了较厚一叠百元钞票的真皮钱夹，雪白衬衣的胸袋露出新款爱立信手机的黑色圆头，真丝暗花的皮尔卡丹领带一半被细致的缝入了旁边“农民”的粗布蓝衫下（“农民”黝黑的肤色在对比中十分明显，细心的人群甚至能发现“他”指甲里的积垢）。在接近4个小时的表演中，罗把“自己”投入了最繁华的商业地段做出种种现实而又虚幻的举动。
在假日饭店用“农民一半”的袖子精心擦拭总台进口的大理石面子；坐在步行街的休息椅上抖落“农民”脚上厚厚的泥，又公然炫耀起“白领”熠熠生辉的意大利皮鞋；在“名表城”戴上一只价值230万元的嵌钻手表顾影频频；新华书店里，“白领一半”抽出手机天线轻浮地划读一本《辞海》；肯德基，“白领”颇有风度的进餐，而“农民”挨近沙拉、薯条的手却慌张失措；车流中“它”怡然的坐在三轮车上，瞬息又莫名的充当起三轮车夫来，现场的热烈超乎想象，很多商家主动请自己和摄影师到他们的店铺或公司里去拍照。至今难忘的是，周围的市民都踊跃在表演的同时热情谈论着自己对作品的看法，气氛热烈而融洽，他们甚至激动的大声说：“这是真正的艺术！”。或许正是通过一系列淋漓尽致的活动，艺术家展示了自己作品的特质——即把一个东方人平时所积赞的压抑、伤害、晦涩、中庸以自在的性格包容、打成一片，透明的在现场释放出来，各得其位，而又与现场的人、物融为一体。并做到观众在形下的普遍觉察。
以后，不少文化界朋友认为这个作品是在反映社会、抑或阶层问题，其实，在表面“农业情结”与“工业情结”的依托下，更深层以本土、当下的角色展现困扰整个人类进程关于“固欲”、“肆欲”的人性根本矛盾才是艺术家的出发点。前卫艺术本身担负着解构狭隘现实艺术概念的使命，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也是必然，而相关的评审机构通常感到在日常街头发生的比在博物馆、画廊、地下室等场所发生的显得流俗，一方面和他们赖以为生“地下状态”有关（进入九十年代，这种“地下状态”日见虚拟。由于“地下作品”对其主要客户——西方文化商业群体显得更有卖相，所以，少数中国前卫艺术群体宁肯死守在个别政治较敏感的城市，而国土之上其它广阔的创作天地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可以忽略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已严重脱离了大众生活的基石，单调地穿行在同行、艺术展场、讨论会、媒体之间；更表明了这一群体自身信心不足，需要抱守着博物馆、画廊等具有明显文化符号的场所以强化自身的文化位置（类似场所与功利性评审机构一体化关系也是个关键）；另外，对国内民众的轻视心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应该看到，由于国内观众艺术素养偏低，对本土前卫艺术的萌芽状态，从官方到到民众，确采取了一种不支持、漠视的态度，但作为一个创造精神财富的群体，我们是否就必须在态度上以牙还牙？果真如此，自我标榜的高度又何在呢？感觉良好的“精英群体”可能忘了孔子的一句话，“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