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红
简历
1966年出生。
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糸。
1988年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糸。
199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糸读硕士研究生班。
展览
1986年油画《自画像》参加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油画展”。
1988年油画《寂静》等参加北京中国美术馆“油画人体艺术大展”。
1989年油画《自画像》参加摩纳哥蒙特卡罗“蒙特卡罗国际艺术展”; 《蝴蝶梦》参加在南京“第七届全国美展”;《美发厅》等参加澳门“中国女艺术家精英展”;《金色的肖像》等参加在日本巡回展出的“中国女艺术家作品展”。
1990年油画《米色的肖橡》等作品参加北京“女画家的世界展”;《怀旧的肖像》等20余幅作品;参加首次北京“喻红油画展”。
1991年油画《初学者》等参加北京“新生代艺术展”;《烈日当空》参加北京举行的“中国油画
年展”;《情人们》等参加北京“20世纪·中国”展。
1993年油画《初学者》等参加在德国、荷兰、英国、丹麦巡回展出的“中国前卫艺术展”;《中国公主》等参加在意大利威尼斯“威尼斯双年展”;《米色的肖像》参加美国纽约苏荷区Z画廊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有玫瑰花的肖像》等参加美国纽约苏荷区举行的“红星照耀中国”艺术展。
1994年油画《艳阳天》等参加美国纽约东村“喻红、刘小东近作展”;《梦游》等参加纽约西村
“转换”展;《金色的惊喜》参加北京“中国·韩国女艺术家作品展”;《怀旧的肖像》参加美国康州博物馆“东西相遇”展;《走钢丝》参加北京“’94新铸联杯中国画·油画精品展”并获优秀奖;《圣婴》等参加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糸教师作品展”;《林中孕妇》等参加北京国际艺苑“女画家的世界”第二届展;《艳阳天》参加北京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黄花肖像》参加北京“中国画肖像百年展”;《初夏》等参加芝加哥Art-Misia画廊“中国当代女艺术家联展”。
艺术家作品
喻红:画画是件有意思的事变成工作就无聊了
4月10日-5月12日,广东美术馆举办了“时间内外:喻红作品展”。喻红以个人的生活经验为切入点,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所擅长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去记录、反映生活带给她的东西,贯穿始末的线索,便是“时间”。
见到喻红是在她的画室,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最深处。比起外面游客如织的热闹场景,喻红的工作室显得安静极了。工作室一角的窗台上,摆着喻红和刘小东的画像,那是女儿刘娃从学画起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一年画一张,到现在已摆满了整条窗台。
作为最重要的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之一,以及明星艺术家刘小东的妻子,喻红显得丝毫不为这些声名所累。哪怕前几年艺术市场非常火热时,喻红也没有一哄而上,而是非常谨慎地对待每一件作品。喻红说:“让我办个个展太难了,我画得本来就慢,画的时间也不多,而且我也不会主动去张罗展览,画画是件有意思的事儿,变成工作就太无聊了。”喻红更多时候是在一丝不苟地扮演着自己生活中的角色。在美院,她是一个称职的老师,在家里,她是妻子、母亲。而剩下的不多的时间,她留给自己,把个人在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当作切入点,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她擅长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去记录、反映生活带给她的东西。
日前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时间内外”展览,占据了美术馆2楼和3楼的5个展厅。这是喻红生平规模最大的一次个展,也是广东美术馆2009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重要展览,展出了喻红自1999年以来创作的大部分作品。
其中最主要的作品,是喻红按照中国古典绘画《捣练图》的构图创作的12米长的油画《春恋图》,以及她根据埃及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宗教藏画构图创作的《天梯》。这也是这两件大型油画组画的首次亮相。除此之外,还有喻红自1999年开始创作的重要系列《目击成长》,以及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丝绸画和树脂材料系列。
同时,展厅里还循环播放着导演王小帅特意为喻红这次个展拍摄的纪录片《冬春之后·喻红篇》和《我的名字叫红》。王小帅是喻红和刘小东夫妇的多年好友,1993年,他曾以这对画家夫妇为原型,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入选BBC评出的世界电影史百部影片,是其中唯一一部中国电影。喻红是北京人,出生于1966年。
她中学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那里认识了同在附中的刘小东,两人一同升入中央美院。喻红是当时美院出了名的“才女”,大一时画的“大卫”素描就入选了美院的教材。
1988年毕业后,喻红也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道路。她一开始画了很多同学、朋友,画那个年龄和时代的他们面对青春的焦虑。从1988年到1993年,这样的作品画了大约有四五年时间。然后喻红与刘小东结婚,1994年,他们的女儿刘娃出生。从1994年到1999年,喻红几乎停止了创作,而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女儿和家庭上。同时,她也在不断地思考如何继续创作,《目击成长》便是她最终找到的创作方向。
近年来,喻红又开始在丝绸上作画。丝绸华丽、脆弱的特性与她对女性、生命的理解非常契合,而将丝绸画凝固在树脂中的综合材料作品,更是喻红近来的创新。展览中的作品是喻红经过几年的实践而得到的最佳效果,透明的树脂中凝固着一张张女人的画像。观众仿佛透过波光粼粼的水面,捕捉到了一块瞬息即逝的记忆碎片。
“生活”,是喻红此次个展最大的主角,而“时间”,则是贯穿始末的线索。喻红的作品从来都没有宏大叙事,身在其中,观众仿佛能亲手触摸到艺术家一段段鲜活的生活。而喻红说,自己创作的主题一直都是关于人生的短暂、脆弱和不确定性。“我所有的系列、题材都是关于这个的,从来没有变过。”
B=《外滩画报》
Y=喻红
与古典对话
在展出的作品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两件体量最大的作品:《春恋图》和《天梯》。其中前者是根据宋徽宗赵佶摹唐代张萱的《捣练图》的结构而作的。《捣练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张萱的原作已失传,而宋徽宗的仿作则被波士顿美术馆—全美第一的东方艺术品收藏地—收藏。喻红曾受波士顿美术馆的邀请合作展览,而这也成为《春恋图》和《天梯》的创作契机。
B:怎么会想到去根据《捣练图》创作作品?
Y:这其中有个契机。《捣练图》是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藏品,他们大概从5年前,就开始讨论一个展览计划,请一些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去画一些以其馆藏的中国传统绘画为原型的作品。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些艺术家去看,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就看到了这幅画,特别喜欢。我们上学的时候上美术史,都会读到这幅作品,但那时只是看幻灯片。而且80年代的我还是小孩,那时只是觉得古代的东西好,但与自己的距离却很遥远。当真的看到原作时,我觉得,能真的跟几百年前的古人有这样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是一个挺动人的事情。所以我就选择了这幅画,开始是在丝绸上画跟它有关系的作品,后来又在画布上画。以这样的方式去与古代的作品对话,也是我很有兴趣去做的一件事。所以这件作品最初是为了波士顿的那个展览而作。波士顿美术馆在盖新馆,他们希望把这个展览作为新馆的开幕展,于是大家就一直在等新馆的落成。那个展览从5年前就开始谈,一直在拖,到现在,终于定下来展览时间是明年,也就是2010年。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的展览原本应该在波士顿美术馆的展览之后,现在却早于它展出。
B:后来就又有了《天梯》。
Y:《天梯》是根据埃及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的一幅宗教藏画而来的,原作是木版画,只有40公分左右。原作的画面上,修士们顺着天梯向上爬,最上面是上帝在接引。中途有一些魔鬼拉扯着修士,让他们掉入大地裂开的血盆大口,掉进地狱。而天使则在周围观看着这一幕幕。应该不是某个特定的宗教故事,而是表现了宗教修行的一种状态,人们向往天堂,但路途中却有可能被魔鬼拉下去。
我没有看过那个修道院的原作,就是在画册里看到过,一看就觉得很喜欢。找这张画花了很多时间。两三年前,我偶然在望京的一家艺术书店里看到这幅画,但当时漏买了这本画册,后来想要用的时候,就找不到了。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才在美国订到了有这张画的画册。
这幅画跟我们现在一些对人生的比喻很贴切。我在画的时候,就把上帝、魔鬼、天使这些宗教的元素去掉了,只剩下往上走的人和掉下来的人。原画中,向上走的人很虔诚、很向往天堂,而向下走的人则很痛苦,而我画的正好相反,向上走的人左顾右盼,是一种盲目的状态,向下掉的人处在一种失重状态,反而很开心、很享受。其实这跟现在社会里人们的生存状态是一样的。人生的道路其实非常窄,从小时候开始,上学、考试、找工作、结婚、生孩子,一步一步走过来,其实没有太多选择,而是在被社会、家庭等来自各方面对你的期待推着走。而真的掉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也不一定是个多坏的选择。
B:类似这样形式的作品会继续做下去吗?会像《目击成长》一样成为系列吗?
Y:也没想过成为系列,但肯定还会做,因为我有兴趣。经典作品太多了,中国的、西方的、东南亚的,还有日本的浮世绘等等都很有意思。我们现在看那些作品,总喜欢把它放到它所在的时代,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除了那个时代的具体的烙印以外,更多是关于人性的东西,而这一部分跟我们现在是相通的。人性中核心的部分没有变,变的是吃的穿的、生活方式等这些外在的部分。我觉得与多样的、来自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古代文化对话是很有意思的。
与成长对话
《目击成长》系列是喻红创作持续时间最长的作品,也像一部记录喻红生活的绘画日志。而喻红也确实以一种对待私人日志的态度对待这件作品,只参展,不出售。《目击成长》以“年”为单位,从喻红出生开始,每年选取一张她的照片和报纸上的新闻图片,记录了喻红自己的成长和社会的变化;喻红的女儿出生后,她又加入了女儿的部分。“通过一种个人的线索再现一个社会的变化”,喻红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
B:《目击成长》这个系列记录了你自己、你的小孩还有你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成长、变化。最初是怎样想到要以这样的形式创作的?
Y:我不是个观念型的艺术家,我更注重体验,注重切身的感受。有了孩子以后,我的生活节奏和重心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4年多的时间里我都在适应,都在想怎么重新去画,画的内容又要与我对生命的体验有关。之所以从2009年起开始画《目击成长》,因为我确实关注成长,每天看着孩子一天天变化,孩子长得很像我。但我们确实不是一个人,是两代人,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成长,不知道两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于是我从我的童年开始画起,然后画到女儿出生的那一年又开始画她。比起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变化,这个系列更多谈的是社会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B: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有没有哪些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刻和年份?
Y:我觉得每年都挺印象深刻的。我是60年代出生的,从六几年到现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每年都在发生太重要的事情,而且都跟个体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国家的部分是选择在中国媒体上发表过的照片;而个人的部分,我小的时候没什么照片,一年就一两张,所以没什么好选的;90年代以后照片多起来了,我就选择比较标志性的事件,结婚了、生孩子了等等,但在选择的趣味上,会更偏向日常性。比如结婚,就不会选大家干杯或者集体合影这种比较戏剧性的场面。我会选择那些很普通很随意,但却能表现一年的生活状态的照片。
B:展出的树脂作品称得上是你的独创,怎么会想到要用树脂做作品?
Y:我从2005年开始,尝试在丝绸上绘画。因为我一直对中国的古典绘画很有兴趣,但我不是学水墨画出身的,我就想用我比较擅长的表现方式,与传统的东西结合。所以就选择在丝绸上绘画。我画了很多练体操的女孩,画她们弯腰压腿,做一些看上去很扭曲的动作,我想通过这些,来表现人为了适应社会,会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己。当时选了各种材质的布料,麻、棉布、各种各样的丝绸,后来就发现软缎,也是丝绸的一种,比较适合我用水调的这种颜料。而且在丝绸上作画,对速度、颜料与水的比例、作画的时机都有要求。
可是丝绸虽然很华丽轻盈,但也是一种相对比较脆弱的材料,挂起来以后会随着风或者观众的走动而动,我就想再去赋予这种材质以稳定性,能够“凝固”丝绸。后来就自然而然地想到树脂,因为它是透明的。但因为国内用这种材料的人很少,所以可以请教的人也不是很多,国产树脂通常比较黄,透明度也不好。而且树脂容易变形,最初是像清漆一样的液状物,加入催化剂后才会凝固,而凝固过程中会急剧发热,发热之后就容易变形,所以大型的东西也比较难做。过程比较复杂,花了几年的时间摸索,最开始的作品都不是很成功,大都发黄变形了,现在就要拆了重做。
生活中的“女超人”
刘小东和王小帅都作为“配角”参加了展览开幕式。刘小东发言时这样评价妻子:“喻红即使不做艺术,做别的也会做得非常好。她性格很好,特别稳,特别自信。什么她都干,画也画得好,她的精力是超人的。”王小帅也说:“喻红是超人,超级女人。”
王小帅用了半年为喻红制作影像记录。整个片子分为《我的名字叫红》及《冬春之后·喻红篇》两部分。《我的名字叫红》时长20分钟,以喻红现在的生活为主要内容,而时间超过1小时的《冬春之后·喻红篇》则是王小帅的导演处女作《冬春的日子》的续篇。这两部片子合在一起,全面地展示了一个生活中的喻红,一个样样都好的“女超人”。
B:这个展览是你个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为什么选择此时做展览?
Y:我不是个特别积极进取的人,也不会自己主动去联系做展览,这次展览能做是机缘巧合。2003年的时候,我的《目击成长》在深圳的何香凝美术馆展出,广州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当时去看了,后来就说一块做展览,我说好。而我跟长征空间一直有合作,之前也在他们那里做过群展,跟他们聊起这件事,长征空间也挺愿意参与的。后来2008年夏天,我们就一起到广州把这件事定了下来。让我要做个展太难了,首先我画得太慢,本身就慢,又没很多时间去画,但也更不愿仓促敷衍地应付作品。我不喜欢快速,我是一个希望慢一点的人,最好谁也别催我,让我自己慢慢地画。一旦急着赶着,我就觉得没意思,因为本来画画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把它变成工作就无聊了。同时我也很慎重,前几年做展览非常容易,有太多机会做展览,但我不想成为一个被画廊追着赶着的艺术家,我觉得那太辛苦了,人生不是这么过的。
B:这次展览的名字叫“时间内外”,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Y:这是策展人郭晓彦起的,我觉得挺好。这次展览的内容比较杂,挺难用一个题目串起来。我猜想,她的用意在于“时间”是前后的线索,而“内外”指代的则是空间,所以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说明时间能够引发出很多东西。《目击成长》体现了时间的推移和变化,而《春恋图》和《天梯》则是我与古代作品的一种对话,包括小帅的纪录片,也同样是现在和当年《冬春的日子》的碰撞。
要策展人干什么?
应该说,策展在摄影界是个新话题,策展人也算是个新事物,领国际风气之先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之所以引入策展人机制,正是为了更好地统领主题,选择精品,使所有的展品都能体现一定水准。
那么,策展人到底要干什么,摄影界的策展人在干什么?从兼职做策展的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的话语中我们可知一二。他做的许多比喻,如“策展人是媒介”、“策展人如同乐队的指挥”等,都形象地说明了策展人的重要作用和需要完成的工作——经过策展的作品要表达一定思想和主题,既让摄影师满意,又能使观众理解。摄影师的意思表达了,观众的视觉心理满足了,策展人的作用就起到了。
策展人的首要工作是选择照片,选择照片的标准绝不是看个人关系的远近,平时交往的亲疏,而是既要看摄影师的功力和水准能否达到策展人心目中的标杆,又要看摄影师的作品能否符合策展人的思想,或者摄影师成组的作品能否体现其独有的风格和实力。摄影师恨不得把所有的作品都挂出来公之于众固然可以理解,大多数策展人却奉行“宁缺毋滥、宁简毋繁”的原则。从某个角度看,策展像摄影艺术创作一样,是减法。2002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期间,台湾视丘摄影艺术学院院长吴嘉宝教授在其策展作品前言中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因为台湾纪实摄影近年来够水准的新作不多,故他只选择了周庆辉的《劳动者纪事》一组前来参展。当然,他大量选择丹麦、韩国和日本摄影师的作品参加大展,也是因为其风格和水准的统一。
策展人还要考虑对展场作出详细规划。别看谁的作品占据什么位置,什么题材的作品如何布展是小事,对于策展人来说,他前期精挑细选的照片要形成展品,其功夫就体现在布展上。正如普雷基的比喻,策展人要像作曲一样,把各个音符都放到恰当的位置,使之有起伏,有节奏,才能算是完成自己的策展工作。其实完全可以这样说,一个摄影展览的策展工作也是艺术的创作。作为策展者,知名摄影家安哥去年提前半个月就进驻平遥的展场,开始监督布展等项工作。吴嘉宝先生更是亲历亲为,亲自为策展作品在展览现场定展位,挂照片,以致累出病来。策展人要协调各个摄影师之间的关系,协调摄影作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让无限的摄影作品在有限的空间内得到最佳效果的展示。这也是策展人的水平和功力的显现。
有人建议,中国的摄影策展人要树立品牌。一位策展者在外国同仁称赞其作品出众时,竟不知所措,赶忙推说非己之作品,而是为别人做嫁衣,连这位外国同行服务的摄影师都认为,这是观念的误区——正是策展者的心血使得众多摄影师加盟的展品熠熠生辉,展览整体当然就是策展人的作品。毕竟,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摄影界,策展人是个新事物,得到广大摄影师的接受和认可也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已有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摄影师约请某位策展者:“明年一定要把咱们的摄影师也策展一把。”同样,策展人要想占领市场,就得树立自身品牌。你的水平只要能让摄影师和观众都满意,因你的策展使他们双方通过摄影作品沟通更容易,那就是成功的策展人。依目前情况看,中国的摄影策展人要以策展作为职业,恐怕难以养活自身,但这并不妨碍兼职摄影策展人的品牌效应的形成。
策展人与摄影师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也很重要。摄影师要认识到,只有精心策展才能让自己的作品增色;策展人只有具备真才实学,才能让摄影师产生信任。摄影师与策展人的合作可能是长期的,也可能是短期的。他们之间会有磨擦,也有一致的意见,最终展出的作品应是摄影师和策展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但是,仍然是在平遥,我们今年却看到了这样的现象:虽然策展人的名号仍然写在大展的各种文件及公告中,但不少参展作品策展个性不明显、布局杂乱、让观者如云里雾里地寻找作品的次序等等情形表明,一些策展人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某些摄影师眼里,“策展人”只是一个美丽的称呼,而非真正的职业工作者,于是,没有经过策展的展览与策展作品相比,不仅是百余幅却不知所云和二三十幅仍一目了然的差别,更有观众理解的难易之分。以至于有人称某些业余水准的展览影响了2003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整体学术水平。
之所以罗嗦这么一通,并非专业见解,而是根据专业人士的说法,用通俗语言讲给摄影界的朋友,让大家对策展有个粗浅认识。策展人作为摄影界的一项新事物,笔者由衷地为其风行叫好之时,也不由生出一丝忧虑:什么事情都最忌“一窝蜂”,不是策展人吃香吗?赶明年,你也策展,他也策展,但凡是个摄影展览,都要找个不具备策展水平的铁哥们挂上策展人的名义,那不仅可能降低了摄影策展的学术水准,毁了策展人的声誉,更有可能阻碍中国摄影与国际摄影界逐步接轨的进程——要知道,普雷基先生在为李振盛的作品做策展工作之前,是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文革的书籍和史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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