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面对生存空间即将消失的境况，艺术家们无奈地低下了高傲的头颅。面对推土机，艺术显得越发怪异和苍白无力。创造力无限的当代艺术家们在拆迁面前所能做的并不比普通钉子户多些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第456期封面
当推土机遇上艺术家
因最新一轮朝阳区土地储备规划，占北京总数90%以上的艺术区身陷拆迁腾退困局，十余处艺术区被拆，数百名艺术家无处安身，中国最富影响力的艺术聚集地行将覆没。这是继圆明园“画家村”之后，已经形成一定文化生态的艺术群落又一次遭遇被驱逐的窘境。
在不断蔓延的钢铁森林中，这些自由滋长的艺术聚落无疑是最富活力的奇葩异卉，除了艺术经济的创造，对这个城市而言，它们更构筑了不乏理想主义和浪漫情致的精神栖息之所。
艺术家们以独特且强烈的方式对此次征地发泄着不满，这也许无助于终结他们被迁徙的艺术命运，但却再一次让人们正视：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是否应该为原生态的艺术生长留下一席之地，面对城市规划、商业利益与原生态文化空间的冲突，我们如何筹措才更妥当。
拆掉北京艺术区
按照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朝阳区内除798、酒厂艺术区以及一号地艺术区属特批的创意产业用地之外，其他艺术区几乎全部属于“违建”范畴。
刘玮裹着一件鼓鼓囊囊的羽绒服，站在一片废墟中间。他身后是一座尚未拆除的房子，墙壁四周画满了各种抵制拆迁的标语。他抡起一把长柄斧头，忽的一下砍在一块原木劈柴的边缘。“业务不太熟练。”刘玮开玩笑地说道，“这木柴好几百块钱一吨呢。”他身后的房子已经被停水、停电、停暖。他和几个朋友不得不在门外空地烧火取暖。
这里是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008艺术区，曾建有100多位艺术家的工作室。而现在，因为市政规划和土地储备的需要，位于朝阳区城乡结合部的十几个艺术区将被同时拆除，大批艺术家再一次被迫迁徙。
30年租约2年到期
自从停水停暖以来，刘玮就没再进入过自己的工作室，空闲的时候他就到另一位艺术家刘懿的工作室里坐一坐。“现在我们就轮流值守，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再通知大家。”刘玮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008艺术区被一条小路分为两个区域，刘懿的工作室位于路的左侧。这里原本是一大片挑高超过六米的水泥房子，入口处装有铁栅栏门，房子周围搭建着葡萄架。现在，这一切全部成为废墟瓦砾，刘懿的工作室在废墟中朝不保夕。
下午两点，气温零下3摄氏度。刘懿工作室的桌子上结着冰。四周散乱地放着蜡烛，墙壁上张贴着巨幅海报，上书“解决”二字。这是几天以来艺术家们集体维权的道具。1月12日，由艺术家们集体发起的“暖冬计划”第二站在008艺术区开展。这个被具体命名为“解决”的行为艺术计划由刘玮策划，包括“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在内的众多艺术家身裹棉被，站在废墟前方组成人墙。栗宪庭在现场说，“现在我们的家园被拆了，我想用这样的行为表达出我们保护家园、保护房屋的意愿。”
“要解决什么？就是解决我们的基本生存权和对我们的补偿。”展览的第二天，刘玮坐在记者面前这样说。
一切起始于两年前。2008年1月，由书法转向当代水墨的艺术家刘懿放弃了昌平的临时工作间，来到金盏乡，成为了008艺术区最早租下工作室的艺术家。“我当时签的是30年的租约，那合同上写的是这块地房东租了50年，已经用了10年。”刘懿说，“我觉得能签30年，感觉特稳定，就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刘懿将这个350平米的工作室隔为两层，装修一新，甚至还用钢木材料搭建了一座小桥，这里既是他的工作室也被当成了家。修葺费用一共13万元。而他并不知道，这份30年的租约本身无法律效力。008艺术区脚下的土地于1998年被当地村民刘金刚承包，用于发展养殖和农产品等，而私自搭建的工作室并未取得审批手续属违法建筑。
2008年初，正值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爆的顶峰。在天价拍卖的刺激下，大批艺术相关人士纷纷一头扎进当代艺术圈。城乡结合部的村民瞄准了这个庞大的市场，动用关系租赁土地开建工作室。这些艺术聚集区以798为核心，沿机场辅路向城市外延扩散，黑桥、环铁、正阳、奶东……大批艺术家的进驻让这些不知名的地段声名远播。
就在刘懿入住三个月后，艺术家刘玮放弃了美术考前班教师的工作，落脚008艺术区，和刘懿一样，他以6角/平米/天的价格租下了一个100多平米的工作室。房租年付，租金每五年递增15%。这个“有30年保障”的艺术区在艺术家之间口口相传，最终150名艺术家入住于此。
2009年6月，艺术家们发现当地村民开始加盖房子，同时有传言要拆迁了。直到11月10日，艺术家还在各自工作室门口收到现缴纳采暖费的通知。随之而来的却是停水停暖。一个月后，离008艺术区几百米远的创意正阳艺术区张贴出拆迁公告，艺术家们才发现，此次拆迁将是一次对艺术区的规模性清除。
“灭顶之灾”
艺术家们开始维权。
曾经互不相识的艺术家聚集起来，开会、选代表、定方案。他们在艺术区的墙壁上书写拒绝拆迁的标语、申明自己的权益，以行为艺术表达愤慨。但是面对推土机，行为艺术显得越发怪异和苍白无力。创造力无限的当代艺术家们在拆迁面前所能做的并不比普通钉子户多些什么。“我们现在的要求一个是赔偿我们的装修费用，另一个是给我们延长一些搬迁时间。”刘玮无奈地说。
刘玮和刘懿在工作室门口劈木柴取暖的时候，雕塑家陈文令正在奶东艺术区的工作室里制作泥稿。这个五年前从厦门移居北京的雕塑家在当代艺术圈已是相对成功的。他的工作室有十几名助手，虽然已经停水停电，但助手手中的打磨机仍嗡嗡作响。“我们停电当天就买了一台发电机。”陈文令搓着满手的泥对记者说，“每天电费320块。”
2009年12月7日，还在台北的陈文令接到助手的长途电话，“陈老师，咱们的工作室20天内要拆迁。”陈文令对着电话喊，“不可能，你们先不要慌。”
“我装得挺平静，但是也懵了。”陈文令对记者说。第二天他返回北京，确认20天的期限只是房东所定，第20天的当晚，工作室突然停水停电。“水管突然不出水，就像你血管凝固的感觉一样。”陈文令说。他派人买来发电机，第二天早晨继续开工，却有助手向他提出辞职。三年前他和团队因索家村艺术区拆迁而搬来此地，如今再次遭遇拆迁，助手不想再忍受这份工作的颠沛。
他随后调了一部车专门运送饮用水，又召集来工人，指着院子说，“给我挖一口井。”他想用这样的举动表达一种和现实抗争的态度。工人告诉他，挖井需要15万。陈文令说，“挖！15万我还是有的。”但事后得知，北京有地下水管制的法规，挖井一事只得放下。“你看，我们艺术家多遵守法律。”陈文令说。他在乎的并非是工作室的租金以及装修赔偿，这个2600平米的工作室每年租金20万，“倒是不贵”，他更在乎的是拆迁对新一年工作计划的影响。三年前搬迁时，他正在创作著名的“幸福生活”系列，而这一次搬迁又一次碰上陈文令正创作新作品。2010年上旬，将举行由批评家吕澎策划的大型展览《改造历史》已要求陈文令拿出新作，而2009年11月份，他将在今日美术馆举行个展，还有香港以及国外的一些群展都已谈妥。
“如果作品完不成我会失信太多人。”陈文令说。在他工作室的黑板上仍按部就班地写明一周的工作安排，他已另租下798的一间办公室，让助手可以打理日常行政和外联工作。而工作室仓库中近20年积累的雕塑小稿和模型尚无处安放。
因为陈文令的财力和影响力，房东没有给他太多压力。而对于其他年轻艺术家，一些房主并没有如此客气。陈文令工作室的隔壁，住着一对年轻夫妇，元月一日半夜12点，他们工作室的铁门被撞毁，水电全无。“这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全部积蓄都砸进工作室，现在全都没了。”陈文令说。警察判定此事属于经济纠纷，不好介入太深。
在维权和坚持工作的同时，被驱逐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再一次开始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而每一次艺术区的拆除都可能会使部分年轻艺术家从此销声匿迹。
何去何从
“现在被拆迁的艺术家，一部分跑去宋庄了，一部分回到自己公寓，另外三分之一回老家了。”陈文令对记者说。此次艺术区的拆迁范围涉及朝阳区全部农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而这些建筑占北京全部艺术区的90%以上。按照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朝阳区内除798、酒厂艺术区以及一号地艺术区属特批的创意产业用地之外，其他艺术区几乎全部属于“违建”范畴。
现在，任何一个正在被拆除的艺术区中，留守的艺术家不到高峰时的十分之一。断水断电和寒冷的天气逼迫他们不得不丢掉大部分家当一走了之。
刘玮把自己的作品运到了环铁艺术区的一个工作室。“环铁现在是不拆，过一段应该还是要拆。”刘玮说，“又装修了，花了三万，不装没办法住。”在008艺术区与他一起做邻居的艺术家们，现在大都像他一样，各自另找去处。其中最为稳妥的选择是宋庄。
这个位于北京东部紧邻燕郊的宋庄镇，向前承接了圆明园聚集区的“盲流生态”，向后开启了798艺术区的商业时代。方力钧、岳敏君等众多一线大牌落脚于此，让这个原本寂寥的小镇在几年之中成为艺术青年前去朝拜的圣地。
90年代初，一批失去户口、没有工作的青年人以极低的价格租下了圆明园周围的农民房。意识形态把他们驱逐在此扎堆取暖，喝酒、聊天、谈论艺术，开启了中国第一个职业艺术家时代。此后几年，一些艺术家首先落脚宋庄小堡村，在那里艺术家们分享着各自的资讯，不多久方力钧等人接到了来自威尼斯双年展的邀请函，那些薄薄的航空信封将他们的身份从盲流变为艺术明星。
21世纪初，西方资本强力进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以798为核心的艺术区成为时尚和资本的代号。艺术聚集区从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流行的生态。艺术区的功能从避难所升级为资本实验田。而今，艺术区大面积拆迁后，宋庄再次成为为数不多的艺术堡垒之一。但仍有艺术家不愿前往遥远的宋庄。
“那么远的地方，会因为距离而被边缘化。”陈文令直言不讳，“这是一个很功利的算盘。策展人、机构、藏家、媒体去一次宋庄来回四五个小时，人家会因为距离远就不去了。那边确实是稳定，也会让你失去机会。”陈文令现在开始装修自己的一座空置别墅，暂时将尚未完成的作品搬到别墅地下室，助手和工人也可以入住。同时，他的助手在奶东艺术区不远处找到了一处新工作室，租金每年52万。“我就算去宋庄，以我的规模也得租一个二十万的工作室，我省下三十万，但是失去几个机会，看起来便宜实际上更贵。”陈文令说。这次签约之前，陈文令特意找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看到周围大片的拆迁土地，对陈文令说，“这个房子两三年后有官司。”一时让他哭笑不得。
陈文令承认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让他相对轻松地应对拆迁困境。“这次拆迁，对没有经济储备的艺术家影响最大。有人批评艺术家急功近利。你不急功近利，光谈哲学，遇到这样的事不就是要你死吗？”
“我知道当代艺术圈不是收容所，但是看到艺术和人格都很优秀的艺术家遇到这样的事，还是很心寒。”陈文令说。
投入全部积蓄打造工作室的艺术家并不在少数，刘玮和刘懿仍每天坚守在工作室门口，生火取暖，晚上盖三条棉被过夜。这些会画画的钉子户们想以最后一搏讨回装修费用。他们知道自己租用的工作室属于违法建筑，即使索赔装修款也还是与房东的私人协商。对于未来，这些艺术家尚没有计划。刘玮叹了口气，“没地方去，就进山吧，怀柔啥的，再不行就回老家。”
大工作室时代的诞生与终结
这次的大规模拆迁也许会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土地法规的完善，这种在农业用地上盖工作室出租的现象一定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工作室时代，将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
口述/王鲁炎
整理采访：本刊记者/杨时
艺术家王鲁炎作为“星星画会”的一员，从70年代末开始当代艺术创作，日后与陈少平、顾德新组成“新刻度小组”强调艺术的理性价值，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颇为重要的力量。王鲁炎也经历了从70年代的“公寓艺术”向21世纪工作室时代转型的全过程。
八十年代到2004年，公寓创作时期
最早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工作室的概念。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们是在自己家里画画。那时候我住在东四十条的一个胡同里，我家12平米。画的时候把床掀起来，画完之后再放下来。当时我最大的画可以画到10米。但是在房间里的距离，没办法有画面的整体感，比例上肯定要出错误。我就用广角镜头先把画面都收到镜头里，把控整个画面，但是那样画面就会变得非常小。后来，我有机会到美国展览，第一次在大空间里展出我那时候画的画，在现场一看，画面全都是问题。
那时，如果有策展人或者批评家来看画，我们就把画从门后边或者床下边拿出来给他们看。当时很多人都去我家里一起聊天，像费大为、范迪安、高名潞、黄永、王广义、张培力都经常去我们那个豆嘴胡同。因为我们参加过星星画会，有一些“历史污点”被攥住了，有一阵还成了街道大妈的监控对象。后来在小屋子里画大画的时候，没办法，我们就到马路上去画。
我们离二环路特别近，白天车多没有办法画，就每天等到半夜12点，我和我老婆拿着东西一块儿到二环路上去画，没车的时候抓紧画，有时候有车过来，风会把画掀翻，弄皱，有时候翻得满大街都是。到了凌晨两点左右，捡垃圾的人就出来了，画一旦皱了跟垃圾特别像，那些捡垃圾的就会去捡那些画，我们去抢，他们以为我俩也是捡垃圾的，还会发生争执。这就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工作状态。
你会发现，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家的巨幅作品非常非常少。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上，尺幅达到两米左右的作品算是当时的巨幅概念。因为小尺幅的作品符合“公寓艺术”的特点，画了以后可以储存可以展示，所以说，空间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尺寸，也决定了当代艺术强势或是弱势的身份。
我先后搬了九次家，在2004年之前，我一直在家里画画，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工作室。后来我的家比以前就大得多了。我的客厅是30平米，挑高6米，但那是一个家居的环境，你在给策展人或者批评家展示画的时候，作品的背景也许是一个沙发，也许是床，这样的家居语境决定了你的身份不那么专业，似乎画画还是一种饭后茶余的消遣。
直到2004年，我的一个朋友劝我去租工作室，我还没有工作室的概念。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要有一个那样的大房子才能画画？后来，我去参观了那个朋友工作室之后才发现它的重要性。
颠沛而独立的工作室时代
2004年是中国进入工作室时代的元年，在那之前人们大都没有工作室的概念。我第一个工作室租在索家村。那里有90平米和180平米的工作室。因为之前习惯了在30平米的客厅画画，看到90平米、6米挑高的大空间，觉得太大了，这要画多少东西才能把这个空间填满，因为当时脑子里还局限于只画那些小作品。但是看到很多人都租180平米的工作室，我也就租下来了。当时的价格是每天每平方6毛多，一年4万多块。当时对我来说是挺大的数字。我隔壁的一位艺术家，也是现在人们很熟悉的一位，当时他只能付半年房租，下半年的钱还没有着落。
进入工作室时代之后，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形态和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甚至有很多高成本大制作的作品出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地位，也从边缘逐渐变成整个亚洲的主导。
我在索家村的工作室呆了两年多，就开始闹拆迁。艺术家也和今天一样，联合起来想各种办法，有的找房东沟通，有的找韩美林那样可以和政府说得上话的老艺术家帮忙，有的也做行为艺术组成SOS的图案。强制执行的通知贴了好多次，都没拆成。
艺术家一般也都住在工作室，有一天早晨醒来一看，发现院子里已经有100多名警察站满了。他们在符号学上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一辆带铁栏杆的警车，有一辆救护车，手铐在衣服下摆可以看得见，用黄色警戒带已经围好。过了一会儿叫来了铲车把我对面的艺术家尚扬的工作室前脸挑了一下，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各自收拾东西也就撤了。
事后大家在一起商量说“看来这工作室的事也不靠谱啊？”以后怎么办？我旁边的艺术家就说，“还是得要工作室！”我就问，“那你说工作室用多长时间，就够本了？”这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答案。我算了一下说，“我得两年到三年才可以，一年多就拆，我真受不了。”我隔壁的艺术家说，“我需要一年到一年半就可以了。”这说明，工作室在那时候开始已经给艺术家带来的很好的收益，经济情况的分化已经显现出来，这就涉及到工作室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影响。
工作室的出现给艺术家带来了很大的实惠。2004年之后，工作室迅速普及让中国当代艺术家迅速进入了一个独立、专业和强势的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家的工作室可以让艺术家独立于画廊、美术馆、评论家。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艺术家可以完成从制作到展示再到销售的全过程。在一些懂得运作的艺术家那里，随着西方资本进入，他们的工作室已经迅速机构化甚至公司化。他们的工作室中有专门的人负责学术展览、负责联系媒体以及负责市场运营。有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可以装修得非常豪华，甚至比一些画廊还要好。他们的作品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已经是一种终极展示。这也引发一些负面的问题。比如，中国艺术家和画廊的合作不那么规范。
随着艺术家阶层的分化，艺术聚集区中，工作室之间的邻居关系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非常微妙。几个人的工作能否在一起有两个方面决定，一个是艺术上的观念和手法是否是一路；第二，在资源上能否互换，如果两个艺术家资源和经济上差异很大，自然也无法在一起。
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市场上一线的艺术家。有一些市场不好的艺术家看到这个情况，就在那些大牌工作室旁边也租了房子，企图沾光，想如果有藏家、策展人去看那位成功艺术家的作品，是不是顺便也能看看我的东西？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个成功艺术家在两个工作室之间砌起了一堵墙，人家拒绝和你分享资源。当你不能互换资源，人家凭什么让你沾光？
圆明园时期，艺术家扎堆是因为各自的贫穷，并没有考虑太多。但2004年工作室时代之后，有一些成功的艺术家不愿意在很纷杂的环境中工作，他们愿意相对独立一些。我们这些工作室聚集区的艺术家其实很像现在小区的封闭式管理，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和朋友，有时会在一起聊天。但是工作室之间不认识的艺术家即使是邻居也基本老死不相往来。
我的工作室第一次被拆迁之后，就从索家村搬到费家村，工作室只有120平米。两年多之后又开始闹拆迁，又搬走了。这次也是2年。
廉价与风险并存
因为经常找工作室，我也有了一些知识。开始逐渐知道，这些盖工作室的土地不是商业用地，是村民以几万块钱甚至几千块钱的价格从大队租来，再用廉价材料搭盖了大库租赁给艺术家。所以艺术家才能以每平米几毛钱的价格租下来。如果是受到保护的商业用地，开发商缴纳了土地出让金，那每平米的成本是几万块，我们是租不起的。我们享受的低廉价格，就要做好应对相应风险的准备。虽然我也是屡次搬迁的受害者，但也要讲道理。
从费家村搬走后，我找到了长店的工作室。两个院子一共1000多平米，装修花了30多万，还盖了小房子。这次拆迁一分钱赔偿都没有。这次从知道要拆迁开始，我就放下所有工作，半年一件作品都没做，全部时间都用来找新工作室。现在找到温榆河附近的一个工作室，装修花了100多万。我仍然不确定是否长期稳定，但也没办法。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爆起来之后，工作室很像房地产，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北京的艺术区基本都在朝阳区。是以798为起点，以宋庄为终点，延机场辅路两侧的工作室都有机会。但是，从798向宋庄发散的过程中，机会层层截留。
我发现非常奇怪的是，你不能往北去，小汤山一带不行，往南去大兴或者往西都不行，气场就是不往那些地方去。除非你是绝对的市场大牌。所以艺术家们还是喜欢在黑桥、环铁、索家村等等这些地方，机会更多。
而这次拆迁的规模和以前不同，这次的大规模拆迁也许会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这种改变在今后两三年中会更快显现。
大工作室时代将成为历史
中国进入工作室时代之后，有西方朋友到北京，看到艺术家有这么大的工作室非常惊讶，他们不知道情况就会认为他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家。中国的工作室发展太快了。2004年，180平米的工作室我们那时已经觉得很大，但是很快400平米、800平米都不算什么了。几千平米的工作室都没什么奇怪。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西方能有400平米的工作室就已经很大了。
因为在城市进程的缝隙中，我们占到了便宜。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土地法规的完善，这种在农业用地上盖工作室出租的现象一定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工作室时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
虽然屡次遭遇拆迁，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越拆越大。我们扪心自问，虽然抱怨房东黑心，不赔偿装修费等等是有道理的，但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也是工作室的受益者。
这次的拆迁，会逼迫一部分经济实力不强的艺术家重新回到公寓，一部分有经济实力的艺术家寻找到新的更大的工作室。这造成了一次不公平竞争——那些在公寓语境下的艺术家以一种非职业的状态与工作室艺术家竞争。
在这次拆迁中，很多艺术家提出了一个希望。他们希望政府能为艺术家规划出一片地方，以合理的价格，受到法律保护地出租给他们。我也很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国家把每平米两万的商业用地以几毛钱给艺术家？如果那样，每个人都会去当艺术家，还会有极大的腐败。
我这次在温榆河的新工作室签约12年，我也没有当真。前三次，我每次都签约十年八年，但是每次都没超过三年就被拆掉。
我们是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一直在公寓创作，直到临近50岁才拥有了工作室。我想那些年轻的艺术家也没有必要非得一毕业就有大工作室。没有那么好条件的时候，可以远离商业上的一些纷扰。现在艺术家的阶层已然出现，大工作室带来的正面意义和负面意义也都显现，我觉得艺术家们也到了该自省的时候了。
被“驱逐”的艺术
本刊记者/万佳欢
2009年12月29日，艺术家肖鲁在正阳艺术区的废墟上生起九堆火，因为站在废墟上让她感觉“特别寒冷”。
这是一个为了“暖冬计划”而即兴创作的行为艺术作品，旨在“针对入冬以来北京朝阳各大艺术区面临的突发性腾退拆迁，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瞬间，肖鲁似乎又回到了80年代。用她的话说，参加“暖冬计划”的艺术家作品都有一种自发的激情，作品“很粗很自然，充满了火药味和革命的声音”。
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肖鲁朝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了著名的两枪，并直接导致这个被称为“中国前卫艺术分水岭”的展览闭幕，之后她跟许多艺术家一样，远走他国。时隔20年，肖鲁在北京东营艺术区的工作室也面临被关的命运，因“市政规划和土地储备的需要”。
艺术创新在意识形态下戛然而止
1979年，在跟西方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尚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习的肖鲁已经从上海的“12人画展”、北京的“新春油画风景和景物展览”，以及年底的“无名画会展览”和“星星美展”中，看到很多人在偷偷尝试这与革命现实主义无关、却与西方现代艺术早期样式有关的艺术。
而这些革命性的艺术实验展览都是顶着层层压力、完全在民间组织进行的——“星星美展”的第一次展览刚一开始就被警察赶散。
在国内的报刊上，肖鲁很少能看到现代艺术作品。就在1983年，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栗宪庭由于刊登了一整期的抽象主义作品，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整肃中被撤职。
1985年开始，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艺术终于在中国衍为激流。在这场轰轰烈烈的“85新潮美术”运动中，人们开始自发地形成文化批评思潮。
1987年3月，艺术批评家高名潞在北京组织了第一次筹展会议，却由于随后全国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夭折。此后，《美术》杂志与当时国内众多美术刊物上，对当代艺术的报道几近绝迹。
“那时候(环境)确实很严峻，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回潮，官方对当代艺术、前卫艺术参取一种压制的态度，” 高名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直到1988年，政治环境才相对松了一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艺术展览”终于在1989年2月5日开幕。展览开幕2小时后，26岁的肖鲁为了完成自己的行为艺术《对话》，当场朝自己的装置作品开了两枪。美术馆立即陷入一片骚乱，大批警察赶至现场，男艺术家唐宋被作为枪击者拘捕，肖鲁则在下午五点向警方自首。展览在下午3时关闭，美术馆方面以春节为由宣布闭馆五天。
中国现代艺术的萌芽似乎随着那一枪戛然而止。策展人高名潞被迫停职；三天后肖鲁被释放，随即与唐宋一起远走澳大利亚。90年代以后，当代艺术在政治环境变化、社会经济改革冲击和主流社会的压制下日益式微。
“又搬错了”
艺术家们“流浪”的时代其实始于80年代中期。当时有一些艺术家开始脱离体制，聚居在圆明园，靠卖画给一些外国人为生。
那时，他们被政府称为“盲流”。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拆除后，他们不得不搬至六环以外的宋庄。
某种程度上，如今的肖鲁正在体会那些艺术家的境遇。2009年8月，她前后三次在自己位于东营艺术区的家门上收到拆迁条，内容大概是乡里所有的地都是建“大望京”的储备用地，政府要全部收回、拍卖给开发商；东营一带即将拆迁，要求住户11月之前必须离开。
1997年，肖鲁刚回国时，中国的艺术市场经过多年的开放，正日益健全。 “这时的艺术处于一种转折时期，国内一些艺术家的创作也比较多样，” 高名潞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即便当代艺术在往好的方向前进，但那时的艺术聚居区并不多，艺术家们大多在家中进行创作。定居北京后，肖鲁先是跟别人在798艺术区合住，后来又在呼家楼找了个公寓。
找房子成了大问题。首先是这样的房子不多——北京原来的艺术家聚居区也就只有798和宋庄；其次是价格，“那么大的房子，一年得有二三十万才能供得起，”肖鲁说。
90年代末以后，一些国家机构和美术馆也开始做艺术展，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被艺术批评家费大为称为“官方开始认可当代艺术、体制主动向当代艺术示好的标志”。高名潞说。
2006年起，当代艺术在市场上的走势渐好，作品纷纷卖上高价。开发商一看艺术家有钱了，一下子在北京弄出来20多个艺术区。
在那一年的嘉德拍卖会上，肖鲁著名的旧作《对话》以231万元卖出。她在东营艺术区租下了一个300多平米的房子，房租是每天每平米0.75——每平米比798的最高租金便宜了整整5块钱。
当时的东营已经有不少人居住，物业的说法是他们跟村里签了20年，肖鲁便放心地精心设计，花了30多万进行装修。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两年。
12月7日，肖鲁终于收拾好行李，仓促搬到蟹岛西艺术区。令她哭笑不得的是，自己搬过去没多久，那里也被贴条了。“又搬错了，”她摇摇头说。
现在，找房子又一次排上了肖鲁的日程。她挨个前往上苑艺术村、环铁艺术区，甚至天津和北京交界的一处地段看房。“只是现在已经没兴致装修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参加这次维权的“暖冬计划”前，创作风格和习惯都极其个人化的肖鲁从未参加过任何集体性艺术活动，她把自己评价为“一个与这种社会活动有距离的艺术家”。
一开始参加“暖冬计划”的策划时，肖鲁描述自己“完全是因为听到正阳艺术区被开发商停水停电感到气愤”。但她逐渐发现，通过这个活动，自己跟“社会”的距离正在拉近。
肖鲁还渐渐发现，现今的环境也许比创作环境严峻的80年代更为复杂——因为除去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现在还夹杂进来一些商业性、利益性的东西，“如果看不到盈利，或者说跟更大的商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艺术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中国传媒大学艺术跨界研究所所长吴学夫曾在一次网络访谈中指出。
而另一方面，资本或市场的进入也许还给当代艺术带来了其他的负面影响。“它好像给了艺术家自由，但是实际上又不自由。艺术家缺少独创性的冲动，容易模仿、重复、追逐市场上的那种时尚，艺术也就容易走向一种媚俗。”高名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对于今天艺术家被驱散，在他看来也未必完全糟，“边缘化艺术家反倒可能会是新艺术的希望”。
因拆迁改变的利益链
当艺术成为契机，让一群原本不相干的人共同描绘一幅亮丽图景时，他们忘却了脚下是流动的沙地
本刊记者/王婧 文/周潇枭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艺术家李象群试图像五年前挽救798艺术区那样，再次挽救朝阳区东北角的一大片艺术区。当年，他从建筑、历史、文化、经济以及奥运五个方面分析了798存在的价值，最终798成为北京政府首批授牌的“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区”之一。
但这一次，李象群忧心忡忡，他觉得这片艺术区已不可能保留，“必然会拆迁，因为这是北京市的规划。”在他看来，即使现在不拆，由于城市发展太快，艺术家被驱逐也是一种宿命。而驱动这个宿命的，是强大的经济利益和坚硬的法律。
“洼地”造就艺术区
2004年，由于798拆迁传闻，艺术家们开始在周边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这一大片艺术区，正是那时围绕着798而兴起的。李象群称，“这是一种向心力，这里有798，有中央美院，有大片使馆区，靠近机场，使得这片区域文化氛围很浓烈，而且国际化程度高，这是一个交流、展示的好平台，这里存在很多机会。”
此外，已成为创意产业园的798，租金已经涨到每平方米每天三到四元钱。但2008年，当创意正阳艺术区在附近的金盏乡建好之后，画家刘晓东从798搬了过来，“每平米每天0.9元，200平米就是180元一天。”而刘懿的008艺术区的租金更为便宜，“每平米每天0.5元。而且它的租期长，当初与承包商约定的租期是30年。”
除去低廉的租赁价格之外，这里的库房也是艺术家们看重的因素。李象群称，“世界很多其他艺术区，都是在原来工业用地上发展起来的。因为都是大厂房，空间大，稍加改造就能成为很好的工作室。”刘懿说，当初选中这块地方，也是因为“这里是物流区，都是摆放货物的大仓库，应该不会被拆迁”。
这样大空间、低租金的地方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了，昂贵的租赁价格也让艺术家们望而却步。
金盏村的村民和村委会显然乐意将土地租赁出去。在这个城乡结合部，交通便利，村民们早已不靠务农为生，他们进城务工，并把房屋出租出去。与其地段相近的商品房，二居室的租金大约为2500元，但村民宅基地的老房，不靠马路的，租金约为800元。《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机走访了几家准备出租房屋的村民家，其中一间条件比较简陋的卧室，约20平米，租金为每月180元。
这与城市形成了巨大差价。同时，这些盖在集体土地上的大仓库，除了艺术家，几乎无人问津。刘懿租下的这个大库房，每年的租金合计64000元。这对长店村的居民而言，是笔不小的收入。
多数艺术家知道租用集体土地做工作室是违法的，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刘懿称，“我看到开发商方面，也一直在寻求政府的支持，虽然没有得到书面上的首肯，但也确实一直在努力。”
008国际艺术区开幕典礼时，金盏乡领导悉数出席。去年10月前后，金盏乡党委副书记李杰民对媒体表示，008艺术区作为该乡艺术家比较集中的园区，当地政府会创造更好的环境，让更多艺术家来此发展。他说，当年土地违规出租现象比较普遍，大多是闲置土地或建筑用地。为农民增收，只要所建房屋不影响公共、他人利益，乡里并不会强行禁止，而是暂时保留。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炳荣和刘湖北曾经分析过此类“非法流转主体的利益博弈”，在集体土地非法流转的过程中，“对农民而言，处置权在自己手中，有完全权利并获得更高的土地出让补偿；对购地商而言，减少了程序，节约了成本，利润更高；对政府基层组织而言，从中协调可以赢取数目可观的劳务费，几乎无任何风险”。而这样的利益分析毫无疑问使得农民、购地商和政府基层组织都倾向于让土地非法流转。
征地后的利益重组
如果不是朝阳区政府启动土地储备，艺术家和村民们的租赁关系还将继续下去。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室一份论文表明，从2000年开始，不仅是近郊，北京远郊也开始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大量土地使用性质开始变更。这种变更，从城市中心逐渐向外围扩散。
在如今的长店村，“统筹城乡一体”的标语随处可见。一些手续齐全的村民们已经开始到金盏乡政府拆迁腾退办公室领补偿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长店村村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村民宅基地房屋补偿标准为6400元/平方米，艺术区房屋无合法手续，对房东的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总共补偿1080元。
金盏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金盏乡的楼梓庄村和曹各庄村，是金盏金融服务园区先期开发区域，该项目总占地190.47公顷，规划建筑规模144.87万平方米。 而朝阳区东三乡土地储备项目，共涉及3个乡18个行政村，总开发体量约为10.26平方公里。
据长店村村委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这片地区以后将“建成一个能住10万人的小区”，所有村民将以每平米4500元的低价“上楼”，“从此就是城里人了”。
目前尚无法预测这块土地能够拍出怎样的价钱，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而此处经开发之后能够给当地政府带来的财政，更是无法估量。
而此前，由于这些曾经是用来农用的集体用地并未申请更改土地用途，因此均不用给地方政府缴纳其营业税收。
研究者朱东恺与施国庆曾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村一级经济组织得25%～30%，农民只得5%～10%。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的沈飞和朱道林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分析了全国35个地方的农村土地从征用到出让的收益分配关系，其中北京的收益分配在35个地区中最为失衡，政府和农村集体的收益分配比例是46.6比1，而中国的平均数据是17.4比1。
对集体土地的补偿价格仅为每平米1080元，即使按照租给刘懿的0.5元每平方米每天折算，这也仅仅是5年的房租。但村委会，甚至是金盏乡政府，都没有可能与朝阳区政府讨价还价。这是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工作室，本身就是违法的。
2004年3月，《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增加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的内容。
《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金盏乡这些出租给艺术家的土地，没有经过上级政府审批。
这些冰冷的法律让艺术家陷入了困境。曾经支持他们发展的村委会由于同样涉嫌违法，此刻正急于撇清关系。据长店村村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称，“这都是上届村委会的行为了。而且这些艺术家人脉广，他们要用地，随便找哪个领导打个招呼，村里能不批准吗？”
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此刻也称，对于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民间自发设立的艺术园区，政府暂不监管。遇到拆迁问题，只能服从相关规划部门。★ 失去艺术，城市将荒芜
被迁徙，也许是中国自由艺术家的宿命，他们只能向不断外延的城乡结合部寻找机会，或者形成新的艺术聚集区，或者就此终结自己的艺术生命。与之相伴的，则是城市文化生态的畸形与荒芜
本刊记者/汤涌
在2004年798面临拆与不拆的问题时，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范迪安曾这样评价艺术区的功能：“城市需要艺术区提供的文化活力，这毫无疑问。国际上许多大都市在进入现代城市进程时，都有规划地把艺术聚落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养护。……我们也可以说，艺术区就像城市肌体中的线粒体——为肌体提供遗传信息和能量动力的重要细胞。”
但在中国，构筑这些线粒体的自由艺术家们却无法摆稳自己身前的画架，他们永远不知道下一刻将身在何处。虽然放眼窗外，总是不变的低矮村舍，但于城市的纬度中，他们被越推越远。
始于圆明园的被逐之路
所谓体制外职业画家的兴聚，以圆明园“画家村”为初期代表，至今二十年，这些艺术家们始终逃不脱被迁徙的命运。
画家方力钧对曾经的圆明园“画家村”有过如此回忆：“落日辉映着稻田和芦苇，常有北大清华的学生在这儿读书、跑步，环境既田园，又充满历史感。”就是在这个环境下，方力钧创造出了代表作“光头泼皮”系列。
艺术批评家杨卫1991年听说圆明园“画家村”后，来到村里居住和创作，他们在警察眼中都是一些爱惹麻烦的三无人员。
“(警察)很不客气，总是突然闯入，那时候总是觉得提心吊胆。有时听到警察敲门，我们就翻到墙外去，躲到朋友家里，如果天气暖和，就到路灯下聊天。”杨卫说。
圆明园艺术家们最终并非被拆迁所驱逐，而是因为一次酒后打架，引发了警方严管治安的高潮，全部画家被迫离开。
此后的艺术家转向宋庄和798。与此同时，当代艺术受资本追捧，作品越卖越火，自由画家的身份也开始为人尊重，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无法摆脱被逐的命运。
798原本是几个用代号做厂名的国营电子老厂，后来产业更新换代，电子厂效益下滑，厂房租给了艺术家搞创作；但2004年时，老厂要搬走，是不是保留这些租给艺术家的旧厂房成了一个问题。
“(2004年)已经没有人怀疑艺术区对城市的积极作用。反对798做艺术区的声音其实是因为艺术家创作了一些政治上有争议的作品。” 原北京市总规划师、北京市政协委员朱嘉广是当年努力为保留798而奔走的人之一。他认为798最后能够保留而不被拆掉，除了艺术区之外，还因为它的德国包豪斯风格建筑本身也是文物和艺术品，是中国工业史的一部分。
宋庄艺术家的被逐危险则来自于农村土地出让者的背约。北京宋庄2000年以来出现多个艺术家聚落，有些村民看见地价高了，就想把便宜“卖”给艺术家的房子收回来，2007年就出现了著名的“李玉兰案”。
此类“小产权案件”法院会判“合同无效”，因为作为居民的艺术家不能购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但是法庭往往也支持艺术家的反诉：对房主要求的补偿金，因为改建、装修这些房子，他们付出了很高的成本。
尽管2006年宋庄成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但宋庄的很多艺术家租到的土地仍然是农村用地，理论上来说，使用这些土地来创作和开画廊仍然非法。
艺术家已经改变了当地的生态，宋庄村民闲置的房产如今变成了货币，村民的孩子有几个考上了中央美院。
但在城市的整体规划面前，宋庄仍然可能在某一天像今天的008、草场地、黑桥、环铁那样进入土地储备计划，只给艺术史上留下一个值得缅怀的地理名词。
余下的与艺术无关
2006年，中关村科技园管理委员会和海淀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的 “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上，专门留出了一个“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回归区”，据海淀区政府的有些干部私下表示，当年没有留下画家村，“太可惜了”。
海淀区拥有中国多所最好的高校，在其最繁华的中关村地区，有超过35%的居民受过大学教育，14%的人月收入过万元。但这里已与当代艺术无关，只在颐和园附近有一两个艺术创作聚落，而且规模极小。
对此次朝阳区艺术区腾退，《城记》作者、作家王军希望最好能保留几个重要的艺术聚落，至少把草场地艺术区保留下来。他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发行人来到中国，就向我打听草场地在什么地方，她告诉我美国人认为草场地的艺术更前沿，在美国已经和798一样有名。”
热心艺术的地产商人潘石屹曾经在2004年底向艺术家们发出过邀请：欢迎艺术家来建外SOHO做艺术活动。当时798是不是能保留还没有定论，但是拥有过大工作室的艺术家是不愿再回到公寓当中去的。
“我们需要挑高更高的房子，创作巨幅的画或者大件的雕塑时有用。”艺术家刘小东说，“只有城乡结合部才有这样的房子。”
798保留了下来，但原北京市总规划师、北京市政协委员朱嘉广对这次保住艺术区并不乐观，与798不同，“艺术家们租用的是农村土地，用作城市项目就是违法了。”
无论798或者莫干山，免于拆迁厄运的艺术区同样也可能出现艺术家被驱逐的情况，年轻的艺术家逐渐负担不起愈趋昂贵的租金，他们只能向不断外延的城乡结合部寻找机会，形成新的艺术聚集区。
美国纽约的艺术区搬迁同样也是越搬越远，从早期的格林威治村搬到苏荷区、东区，后来又搬到切尔西区、诺利塔都、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以及长岛。搬迁有的是因为租金太贵，有的是逃避商业化了的艺术区，但美国不存在城市—农村的二元土地制度，租约成立就合法，而北京城地价低廉的地区，几乎全部是农村土地。
保留地，一种融合可能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北京市人大代表李象群是2004年极力保住798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艺术家的宿命就是被驱逐，但这种驱逐中会有更新鲜、更前沿的艺术诞生，而昂贵的老艺术区则会成为艺术界对观光客和大众的展示窗口。
“被驱逐，也许是艺术家的宿命。国外也是一样，比如纽约的苏荷、东村，艺术带来了地产升值，艺术家租不起了，只好再走到更偏远的地方去。草场地、008、环铁和黑桥这些周边的艺术区，他们可能正在进行着前沿性的创作，去那里参观的往往是真正关心当代艺术的人，而不像798观光客居多。”李象群评价说。
李象群有一个建议：在朝阳区的东北部能够划出一块地，建一些合适工作室的房子，让这些艺术家来租，以便把艺术的种子保留下来。选那里，是因为“交通便利、离机场近、离使馆区近、守着中央美院。这意味着人脉、机会”。
另一个向艺术家们伸出橄榄枝的，是北京西南的石景山区，首钢搬迁之后，曾经计划把旧厂区变成798那样的艺术区，为此还邀请过李象群过去考察。朝阳区南部的王四营乡对艺术家也很热情，当地有一个观音堂文化大道，那里有不少画廊。
“着意打造的艺术区不如自发形成的效果好。”艺术批评家杨卫说，“深圳市也打造艺术区，也邀请画家们过去，但是大家多数不愿意，这几年深圳的文化业确实进步很大，但是搞当代艺术，大家还是觉得要在北京。”
另一个问题是，再热爱艺术的乡镇政府也无权决定土地的用途——只有北京市积极地关注城市里的艺术聚落并积极抢救其中有价值的部分，给予他们合法身份，他们才是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