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推送的译文选自Michael Hays截稿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现代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主体：梅耶和希贝尔塞默的建筑。书中前半部分涉及的汉斯·梅耶尽管是格罗皮乌斯的继任者，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但在包豪斯星丛中却是一位很容易被忽视，甚至可以说是被有意识压制的重要人物。不同以往的是，这并不是一篇偏向于历史编撰的文章，例如Claude Schnaidt写于梅耶去世十年之后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将更多的论述放在当年的史料论述以及现实党派政治的视野之中。而在这项研究中的梅耶和希贝尔塞默更像是一个引线，用以架构起作者有关“后人文主义”这一理论批判命题与框架的素材源。在这篇全书的结论中提到的“实践的政治”，也与通常人们对梅耶的左翼政治立场的理解不尽相同，作者结合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与后结构主义的诸多思想家的成果，并且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反人文主义反历史主体观乃至多元决定论超决定论等等以及此后的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的序言中为历史研究区分出的客体与主体两条路线的影响，这在作者1990年提交的论文摘要中可以得到佐证。有所不同的是作者在论文中将建筑看作是存在于两个面向中的一个变动的体系，由此，异时代的不同的理论来源构成了针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互为垂直正交的”切线，而标题中的后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也并非某种并列或包含的关系，作者非常谨慎地处理着两者之间的界线，否定辩证地认同了从现代主义案例中发现的潜能与历史踪迹，并警惕就此得出一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先驱”的草率判定，以及人云亦云地展开对人文主义的征讨。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将通常的包豪斯历史中的暗面引向当下的学科政治议题的第一篇重要的论文，而结论中更多地也是在展望写作当年建筑届仍在持续发生的一些现象，理论性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试图借助该项研究“创建一些可能用来进行类似讨论的术语”。因此本文也可以与上世纪后期以来的建筑界的诸多后学交织在一起参照阅读，例如艾森曼的后功能主义，韦德勒的后历史，乃至后现代建筑这一字眼的始作俑者詹克斯后来重又加以修正过的批判的现代主义等等。院外还将陆续推送本书以及上述提到的相关文章的译介。
对主体的后结构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分析，就好像是两条不同的却又互为垂直正交的切线，针对着……完全被物化的、后个体世界中的建筑。
文／K. Michael HAYS 试译／姜山 校译／PLUS
后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1990
每当之于“人”的论述有所更新之时，我们都难以预想将会发生什么，因为每次更新的要义，都会随着时光流转而渐失活力，直至衰竭。当前，之于人的变革观点正一如既往地接连冒出来，即使会慢慢腐坏，仍前仆后继……而人文主义这个字眼，就好比是这些僵死之躯的裹尸袋。
——雅克·拉康
从1960年代开始，有关主体的论述出现了某种明显的后人文主义转向，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建筑领域，这种转向都被判定为后现代无疑。这一时期的哲学——或者更精确地从理论上来看，这类后现代的实践已然取代了哲学——之所以能解构人文主义的传统，正是基于它们将那些现代思想家的文本激进化了，诸如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弗洛伊德等等。下列的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大体趋势：从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将人文主义解读成某种险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他对马克思以“人，这一哲学上（理论上）的神话正在化为灰烬”为绝对前提而得出的“理论上的反人文主义”的褒奖；到雅克·拉康对“自我之于它自身的中心性的根本偏离”这一““弗洛伊德揭示的真理”的重申；从米歇尔·福柯对现代理性是如何不知不觉压制性地驱除并削减了智识、心理与性的他异性的系统阐述，以及在《事物的次序》中对“人之死”的深思；到雅克·德里达对人文主义与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持续批判——在这些作者的著作中，关于“人”的现代意识形态，即主体作为受限于所有感觉与现实的源点与解释，遭遇了坚定的反人文主义的思潮，力图从哲学中扫除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谓的“人文主义障碍”。
与1960年代之后的理论中有关主体的论述相应的是，近年来的建筑作品中重新开启了某种或许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后人文主义计划，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前者的启示。这类实验包括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他明确表述了自己与德里达的关联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他很早就开始认真阅读了1960年代之后的法国理论；还有再下一代的建筑师或者建筑理论家的许多作品，我现在能想到的是斯坦·艾伦（Stanley Allen）、珍妮佛·布鲁默（Jennifer Bloomer）、伊丽莎白·迪勒（Elizabeth Diller）、杰夫里·基普尼斯（Jeffrey Kipnis）等等其他的一些人。他们都试图以某种方式去对抗给定的、正统的现代主义建筑观念，那一维持建筑内在性的、不可违背的内部运作的倾向，并将其区别对待于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多元的外部因素，比如客体分布和受众接收的条件，意识形态架构机制，排他性的学科惯例等等。在这些建筑师的方案中，对建筑客体的认定不再围绕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依赖于视觉的，甚至是关乎感知与评估的通常意义上的美学方式展开，因为在这一方式下，人们排除了对客体的意识形态和环境的干扰，并将其孤立于一个纯然抽象而理想化的领域，由此它的意义也就固定了。它们转而以一种多义且具有差异的“跨文本”结构，共振，并在超出客体的可抽象化的视觉意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这一观念的最严格的意义上，文本性并不是指书写下来的文本，如果说像艾森曼的“箭头、爱欲与其他错误”或者屈米的“曼哈顿手稿”那样的方案，算得上是最为明确而且最为坚持它们在意义生成策略本质上的文本性，那么最好将许多近年来的建筑创作理解成是客体-文本——表意系统的多义性与偶然性的交汇之所，这恰恰是与自律的、美学的作品相反的。按照罗兰·巴特提出的框架去理解，“作品”是一种美学的、象征的完整体，联接着源起，经由作者，抵达意义的终点，而“文本”则是“一个多维度的空间，其中，各种写作相互混杂、冲突，它们都不是原生的。所谓的文本是一种织构，其中的那些引用取自文化中数之不尽的中心。”
现在出现了一种关于表意的理论，它超越并反对内在的审美价值，强调是外部因素多元决定着客体-文本的意义建构的潜能，同时它超越并反对组构上的一致性与独特性，强调解读的多义性，甚至这种多义性就潜在于内部的结构之中。这种理论透过对经典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以及正统的高等现代主义艺术的解构计划持续下来。也因此，在这类作品中与有着原创性且一致性的个人语言的权威创造者，英雄式的现代艺术家形象截然相反的是，作者仅仅被看作是突显“意义效果”[原注：杰姆逊的术语]的渠道而已，他们注册到这一表意系统，并重言这一系统，而其源码已经超出了作者或设计师个体所能控制的。按照这种看法，彼得·艾森曼，这位建筑师，将自己转化成了某种前文本，他能操作的仅仅是去开启或者说导入集成代码的进程，而这些代码早已在拓扑学或基因生物学的子语言中成形了；再比如珍妮佛·布鲁默，这位建筑师兼行为艺术家，将来自不同情形下的口语表达中的文本碎片并置起来，尝试着勾勒出某种“次要建筑”；还有像斯坦·艾伦那样，绘制了各种相互矛盾的城市地图，分别取自对飞行航空管制、地铁运输以及性交易场所等等的论述。同时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近年来的方案中有不少就像梅耶和希贝尔塞默当年所做的那样，试图在大众文化，例如广告、机械化、大众运输、大众媒体、色情作品等等构成的多样地形中展开协商——宣告他们自己处于也属于那个文化，而并非艺术世界中的高等文化。事实上，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相互导流很早就已经存在了，就像某些达达主义和构成主义的实践，相比于梅耶来，它们甚至还将自己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利更为明确地主题化了，但是另一个同等重要的事实是，绝大部分的现代主义批评家们仍然力图拒绝承认这一“传统”，随着近年来出现的建筑方案以及相关的史料编撰上的更新，自此之后这类在批评中加以掩饰的托辞也将无处遁形了。
副本、异质、精神分裂、他异以及差异等等，都是从这些建筑方案中揭示出来的后现代后人文主义主体的文眼。现在这一主体不仅仅被现代主义的物化击碎，而且还遭受了全新的、此前无从想象的欲望和消费行为的裂解。在这种局面下，读者可能会觉得近期的一些建筑方案就是本次研究在前面章节中分析过的后人文主义计划的继承者，尽管现在它们与当前完全物化的、被治理的生活世界的历史转变更为密切关联。此外，显然读者可能已经质疑过有助于本次研究能够得出解释的基底所在——它是从批判理论和建筑实践这两个方向发展而来的，即使人们可以让前面的对阿多诺、本雅明、布洛赫、克拉考尔、卢卡奇等人的解读，与之后对梅耶和希贝尔塞默的解读，共享同一个现代主义的总问题，但是它们各自基要的主题并非完全同时发生的。尽管如此，不能由此滑向梅耶和希贝尔塞默的作品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者”的这类判定，目前的确有不少史料编撰在使用这一流行的合法字眼呈现自己的研究课题，然而对于这一异时性中仍存在的问题，即使最终得不到更好的解释，至少也必须在研究中涉及到。
当前有许多的建筑实践常常模仿着历史上的先锋派，试图通过高度成熟的形式法则，去颠覆意识形态的等级化和封闭性。通过对再现（还有反对再现、反对去再现他者、反对去主宰他者等等的）以及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对抗的批判，似乎为当代的建筑返回社会介入建构了一种有效的起点。然而我们所说的“社会”，除了通过再现将一系列认知、归属感以及实践的方式分层级的固化下来，究竟还意味着什么？如果否认美学的客体和批评性文本之间存在的差别，就足以让这些方案从理论上去模糊高等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业已确定的界线，去挑战在近年来其他的一些建筑作品中整体上得到肯定的人文主义立场的特质，那么在不少当代的作品中，仍然有一种情形是很明显的，即并不那么情愿地以任何确然的方式，去处置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架构以及它们对于艺术生产的冲击。这些方案一方面拒绝了过于精英化的严肃性，那种现代主义式的把高等艺术当作救赎的想法，另一方面却常常将文本性当作某种能够从事物磨砺之所在逃离出来的庇护所，在这里安顿自己，陷入自我的沉思之中，但这并不能证明它就是那个可以制造出差异的空间，人们真地可以藉此让建筑去对抗霸权么？如果我此前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汉斯·梅耶的作品显然是冲着这个目的去做的。如果说对再现系统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这种理解，已经开拓了我们关于建筑学之所辖及其责任的概念的话，那么当代的方案中的绝大多数，显然对当代社会中的权力、阶级、性别、性以及实际的主体经验等等特定问题，仍保持着沉默。那种高等艺术（老套的）理想化的、一致的、中心化的主体还赫然地耸现在那里，即使在文本性已然成为了物质性、环境以及历史的对照与移置之际，现实中的原则暗地里却已经被不干涉的原则破坏了。随着批判的急迫性被客体结构所吸收，建筑师悖论性地把他们自己接纳为一种自我合法化的角色，完全不管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的论述中的绝不妥协的反人文主义立场，实际中的结果常常是建立起一套标准，确定个体的创作以及所谓的作者，主要用来看管着画廊、杂志和珠宝店。特里·伊格尔顿的话就算是有些严厉，仍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想要反复主张的观点：“一种颂扬拉斯维加斯的生活世界的艺术，与走上列宁格勒街头的艺术是不同的；回应当地社群需求的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在艺术中还是在建筑中，与那些从市场中受到启发的后现代主义是不同的。在所谓的对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融合中，并不存在什么必然到来的美德，（即使有）也不会比去把它们分开来得到的更多。”
大部分当代的实践所承诺的去稳定化、去中心化、异质性和差异化的空间，由于既不具备特殊性，也不是历史的，所以仍是非政治性的。这种非政治性态度是自我矫饰的，明显是与这世纪前十年中那些迫切地渴求积极干预，或明或暗地声称自己是激进的建筑师们，站在了相反的位置，也与近年来在现有的社会和物质语境中展开调停的呼吁相对立。人们可以将这看作是一系列的征兆，是对现在被称之为现代运动这一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感到极度失落的征兆，是对建筑本应具有的改造和沟通力量的一种盛行的犬儒主义的征兆，是对具有批判意识的建筑师在这一历史时刻应当做什么的普遍困惑的征兆。当然，是否将文本性的转向当作建筑实践向新的批判领域的扩展，当作实践走向形式主义的新形式的转折，或者也许最进取而且颇具成果的，当作构建一种针对建筑先锋派已然失败了的激进性的相对记忆的尝试，这些仍取决于人们如何建构现代主义走向当下的意识形态轨迹，同样也却取决于这些实践者或者他们的批评者个人的政治。无论近年来这些方案的优点何在，或者是它们的弱点仍有哪些，对我来说，它们都在推进这样的事实：是时候去讨论实践的政治了，是时候去讨论诸多建筑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折射了，无论过往的还是当下的，我们必须转向。而这次对现代主义中的一条特定轨迹的研究，除了其他的方面的原因，就是在试图开始创建一些可能用来进行类似讨论的术语。
通过这次研究，我不断强调建筑既是处于世界之中的——在历史之中、在意识形态之中、在日常生存的感管事实之中——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自律性和不可化约性。这并不是一个开创性的，但也不难得出的主张。然而，在建筑形式和物质生活——也就是物质及其与主体相关联的不可化约的异质性——之间如何互反影响及其确切本性等等问题，正在将相互对立的建筑理论及其解释拉入一幕充满着力量的戏中。事实上在建筑理论的语境中，诸多立场倾向于把自己缩减成为同一线索上互为对立的某一极，当人们从主体范畴去考量这一评价线索时，其中的一极是后现代主义乐颠颠地去历史化、精神分裂的主体，另一极则由人文主义的品质、正当与连续的价值维持着。而最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将更唯物主义（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批评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同时引入，去迎向仍存在着相关问题的建筑学，它自身的复杂性也要求这种在方法论上的复合性，甚至于采用这样一种解释上的异时性。能指被释放出来，它所具有的那种至上的、自由的发挥，以及它造成的狂喜般地精神分裂的、破碎的、断根的、谈笑的主体，是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确证，写在了朝上的正面，但是感官的、历史的主体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那种坚决的党派性、工具性、否定性实践，写在了朝下的背面，但总是带着威胁性的渗透力，扰乱着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碎裂的意识的公正性与不可判定性，并质问着那个声称不受任何规定性影响的主体的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框架。这种对立让人们在遭遇希贝尔塞默和梅耶的后人文主义与当代的（后现代主义，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设计实践时，能够由此追踪出许多历史编撰中存在的难题。对主体的后结构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分析，就好像是两条不同的却又互为垂直正交的切线，针对着同一个现象，换言之，一个完全被物化的、后个体世界中的建筑。这两种分析通过坚持建筑的他律性以及那些能使其生成的势不可挡的外部因素，让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遭致了恶名。然而在我看来，某种批判理论、历史，或者实践，如果像人文主义那样忘了建筑的生产、使用，甚至对其的理解正是由那些理论、历史或文化政治多元决定着的，那么它们能否成功地建构起真正的人的条件与主体性，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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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Modernism and the Posthumanist Subject｜The Architecture of Hannes Meyer and Ludwig Hilberse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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