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禹︱剧场对社会事件的参与和传播

▲《D民手案》现场，照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在真实事件与剧场之间

2017年，我做了第一个剧场作品《D民手案》。我尝试将一个无人问津的事件的讨论移植到公共空间。地点选在一个周末有大量深圳打工者休闲的公园广场。因工伤而失去手臂的深圳工人覃剑荣，他所在工厂的老板逃避责任，走投无路又求助无门。在中国大陆，这是万千工伤工人遭遇的一个缩影。整个剧场是以这位工伤工友和律师的对话为主，讨论的问题围绕着失去的右臂值多少钱，今天社会对“身体”的价值判断，国家机器的运作又是如何合法化的抛弃了他，以及这一整套权力运作体系，又是如何精致地解释“D人口”身体价值的合理合法性。

当覃剑荣价值61万的手臂和钢琴家朗朗价值一个亿的手指头并置眼前的时候，器官的阶级性被建构起来了，血肉之躯被附上商品价值的魂魄。身体器官的意义被肢解后塞入了资本价值谱系设计的精致的绞肉机中，非常赤裸地展示了新时代的底层民众的身体血酬定律。

▲《D民手案》现场，当律师对覃剑荣说：“你的上访是违法的，没有把你抓起来就是社会的宽容”，有一位在公园正在工作的油漆工人怒不可遏的冲到现场，指着律师说：“GCD的法律，哪一条？！”他的闯入，带动了观众席里更多人的参与。照片由艺术家提供 

我邀请了一位律师、两位工伤工友及民间公益组织负责人。三方均为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另外，我又邀请了六位在深圳打工的工人参与，他们是现场行为艺术的主要表演者。前期，我对三方人物做了两个月的调查、采访和沟通。由于没有设定表演内容，我们没有任何剧本和排练，直接上台。我设置了健身教练20分钟塑造手臂肌肉的健身课。一名工人一直在用电钻凿一块混凝土，最终从里面凿出一支硅胶手臂模型。一位美甲师前去将硅胶手指甲做豪华美甲。这一系列的行为艺术都成为中心讨论的背景和干扰因素，犹如此场域以外的片段式的信息提示和话语的袭击。这些构成一个各司其职的并置的工作场域。这个场面让很多公园的民众驻足并进入到讨论中来，有关法权是否平等的话语冲突在这个公共空间自然的发生了，“剧场”逐渐的融化和消失于这个公园的下午时空中。后面，我基本上放弃了对这个剧场的任何话语的控制而让其放任自流。

▲《D民手案》现场，另一位失去手臂的工伤工友在论坛现场“削平果” 照片由艺术家提供

▲《D民手案》现场，健身教练20分钟塑造手臂肌肉的健身课  照片由艺术家提供 

在这个剧场的表达过程中，我一直在用机器的噪音和不断发生的行为艺术来破坏这个对话，我不断的用干扰来影响情节叙述。我不希望观众进入的仅仅是剧情，即便这个剧情是一个真实事件。观众要将总体的现场作为视野，而不只是观点碰撞的论坛剧场。我将几个行为艺术作品按照剧场的节奏分别实施。围观人群是这个剧场必不可少的角色和语言因素。随着第一个观众走进并介入到讨论的情境中，剧场那个无形的边界才消失了，原有的现场秩序才完全被打开。

社会语境对艺术工作方式的再造

一般来说，艺术代表着社会活力的东西，如同社会的神经。所以，社会语境决定着艺术的主题及表现方式。民众剧场和行为艺术也不例外。艺术语言往往是在自我陶醉中失去表现力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自我陶醉的艺术丧失了社会语境的依托，显的僵死而懦弱。当一个社会里诸多律师被吊销了执照或者被捕，介入社会事件深度调查的记者也被封杀和消声。试问，公权力经得起一丁点司法公正和真相的追究吗？在危机重重的现实语境里，艺术行动的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任何单纯的美学思考和终极问题的纠缠似乎是隔靴搔痒。

▲ 坚果兄弟《带盐计划》  这件被媒体称为“艺术治污”的作品，邀请近千网友参与“代言”，通过国内外媒体、NGO、律师、热心友人和当地村民的联合参与，从最初的行为艺术演变成一场相对持久深入的社会行动。在带盐计划的过程中，先后发起“北京农夫山泉超市”、“首届小壕兔重金金属音乐专场”、“评选小壕兔环保英雄”、“羊羊山泉新闻发布会”，引发大规模的舆论关注，与相关部门进行各种博弈。目前，当地政府部分涉事官员停职，涉事企业部分管理人员受到处分，政府仅承诺花一个多亿为小壕兔乡17个村庄打深水井及安装净水器器（目前有9个村打了深水井）。

我们今年的项目《九个发布会》就是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缺失了司法公正和媒体自由的时候，艺术家能做什么？我们的项目邀请了9位艺术家，各自选择一个社会事案，走进现场展开行动，然后用创造性的方式向社会发布事件报告。我们试图用艺术的方式去传播，连结民间其他领域的人一起去推动社会事案。这些项目涉及到环境、人权、教育、城中村及工人维权等等。我们将深入到这些事件的内部，与当事人合作去重制一种事件性的消息，这些消息的形式可能是剧场、装置、行为艺术、绘画等等。在这里，我们试图用艺术的手段来记录、传播、讨论和推动这些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

▲ 贾灵敏在《谢谢你的礼物》展览现场为上海居民普法   郭跃华用了半个月翻阅完贾灵敏发出的18851条微博，其微博的所有公开言论中，唯有一条“雪花让我暂时忘记拆迁之痛”的微博，把完全投身公共事务的贾灵敏，拉回到了一个具体的、内心柔软而脆弱的中年女人。“礼物”项目启动之初的一个多月里，共有231位网友为贾灵敏“18851分之1”条微博参与捐助这个时间仅为一天的展览。而后，他们以“礼物”为媒介，将筹得的11482.93元全部捐给非盈利媒体NGOCN，借以媒体恪守的准则返还给公众。 

我个人觉得，在今天中国大陆，一部分艺术家不谋而合的社会性艺术实践与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态有根深蒂固的渊薮，让我看到80年代台湾小剧场运动那样的影子。只不过，我们今天的介入是艺术家以潜入的方式到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里去做事。大多是如同潜伏那样的行动。

▲ 《恋人》三辆货车经过中华艺术宫  《恋人》是一个针对同性扭转“治疗”的抗议计划，由艺术家武老白和同志警察林壑共同发起。他们采用由一部电影启发而来的创造性传播方式，让抗议同性扭转治疗的声音进一步被听见。他们与国内多个平权组织及相关从业者协作，从国内曾接受扭转“治疗”的同志的采访调查资料，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声明中，提炼三句话分别印制在三辆货车上，从上海出发，沿途拜访已证实在做扭转“治疗”的机构。这条被他们命名为“彩虹路径”的行车线路已有近800人参与众筹推动，现在已经走过上海、南京与济南三城，择日将再次出发。 

剧场对社会事件的参与和传播

我选择介入了一个关于工人的事件，陕西省商洛有56位工人起诉了中国电信陕西省分公司无故剥夺了他们退休后的养老保障。在中国，国字头的企业的董事长是政府。这个诉讼的核心是电信公司为了摆脱工人退休保障，私自为员工注册了工商个体营业执照。如此，工人和公司就变成了合作关系。整个陕西省无故清退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有数千人，这数千名工人中有这56位工人起来抗争。这批老无所依的工人踏上长达十年的上访之路，至今未果。中国电信是国家资本的产物，这些工人面对的已经不是资本家那么简单。中国绝大多数媒体因为拥有中国电信的广告业务而被消声。当地法律援助的律师告诉他们，在中国，起诉中国电信的官司还没有赢的。法律援助之路被堵死。社会制度制造了千万的权利难民，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任何权力机构可依托，十年间到各个上级部门上访、申诉，茫然而绝望地寻求一个公正的判决。

我参与到这个事件中来时，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社会剧场的角色之中。三个月里，我辗转在秦岭山区的五个县，工人代表、律师、艺术家在三个月里经历了八次庭审诉讼，两次抗议行动。很多次与工人们去各县电信局、工商管理局的暗访和调查，收集法庭证据。在这期间，我以艺术家的身份发布了《中国电信工人自救行动调查报告》，为他们设计了两个具有行为艺术语言的抗争方案。

这是一次游荡在国家机器零件之间的旅行，空气中都渗透着权力的味道，而这些老工人们永远无法获得那些看似唾手可得的原本就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哪怕是一点点的施舍。

▲ 王楚禹为电信老工人制作的街头招贴，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艺术家的身份像幽灵一样纠缠着我。我亦真亦假地扮演着一个暧昧模糊的角色。当我切肤的感受到工人绝望的命运的时候，我才恍然的意识到艺术的命运，我们都是权利难民，我们失去艺术表达的权利已经很久了。在一个价值观行将没落的社会，抵抗便是存在，身体是借助抵抗本身显现它作为主体存在的生命之力吧。在绝望的抗争中，这些老工人们身上散发着一种生命力，这在中国灰朦朦的底层社会中是一道微弱的光线。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寻找契机去开启我的一个剧场的作品的想法。这个构想是空的，我只是象猎狗一样去随机捕捉我可以掌控和共同需要的东西。

由于第一个阶段的诉讼全面败诉，消息传来，工人们决定在宣判的那一天到商洛市电信局和法院门前抗议。在行动的前一天，56名工人要开一个行动前的会议。这个会议让我找到了剧场的“入口”。我想可以让他们在一个剧场框架下来开这个会议，用剧场的方式制作一个会议的档案。同时，也试图通过创造这样一个复合的空间来思考处于社会事件中的“我与剧场”。无论是对于这个事件本身的记录，还是讨论我们当下社会民众权利立场的演变与走向，剧场都应该从这里开始。

▲ 会议现场  商洛五县的老工人、艺术家、媒体从业者与律师等参与，照片由艺术家提供 

这个会议的议题构成了我当时对一个社会剧场的几种想象。首先它属于现实需要的剧场，我将这个“剧场”镶嵌到会议中去。当然，如果社会条件可能的话，我一定会将这场会议作为剧场来公开展出，邀请观众来观看的。

人物：全体56位工人  律师  五县代表 工人发言人 艺术家  记者 
会议议题：法庭上的努力的第一个阶段全面失败，下一步该怎么办？律师总结和规划下一步上诉的可能性。明天行动的时间、路线、分工。如果警察来镇压该怎么办？如果有人被捕了，我们该如何应对？等等问题。

▲ 商洛五县老工人合照，照片由艺术家提供

其次，它是一个历史的景观，我用类似英国工会的会议布局来摆设会议现场的座椅。没有主席台，也没有演讲台。中国近代以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 人 运 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既没有工人阶级也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早期的工 人 运 动是共产革命需要的一个政治标签，是由其它阶级引导的象征革命的仪式。不像英国的工人阶层是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活的自然产物，他们是工人争取权利而自然形成的自组织行动。

中国长期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数量庞大的工人阶层形成，而中国的工会实际上早已蜕变成为装点国家机器、附会宪政体制的标签而已，中国民间流传关于中国工会的职责是：吹拉弹唱、理发照相。而真实的情况是，工人阶层则逐步沦为底层权利难民的核心人群，底层工人在中国社会的权利遭遇就可想而知了。是否拥有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会，决定着他们为自己权利抗争是否具有希望。

▲ 老工人自带锁链前往陕西电信总部表达诉求，照片由艺术家提供

我想以剧场的形式记录下这样的一个历史模型或者历史性时刻。我不想做任何变化和任何艺术手法的介入去破坏它的完整性。同时，这样一个时代里的这样一个夜晚的工人会议，在今天中国暗潮汹涌的社会并不是个案，但它的确既真实又恍惚，跟同时发生的jiashi工人的事件一样，它是一种社会历史时刻的再次相遇。

好像被框入舞台的范围内的一切都会瞬间成为幽灵一样。剧场再造了一个自己论述的世界，并提供了相对应的美学暗示。而现实里所有的努力都比舞台上更可以称其为幻觉。第二天的行动与我们剧场里所有的预言相一致，“剧情”在延伸到真切的现实中立刻被拉到维 稳 秩序的轨道。由于电信公司“调动”来大批警察，工人被驱散，两名工人被逮捕拘留7天。这次的行动以这样的方式宣告结束。

这次行动前夜的会议将被我制作成了四个小时的剧场影像《为56位阶级弟兄》。这个剧场作品将成为我最后发布的项目报告的一部分。我把对这个事件转述的形式交给了剧场。

在这次行动之后一个多月，我参与了工人们的第二次抗议，这次我为工人们设计了行为艺术的方案。我的项目也依然没有结束。

这样的一个剧场创作，其准备过程就是对一个社会事件深度和立体的调查和参与过程，它外延出很多我们无法预设的空间，当我们翻越了美术馆画廊的围墙潜行于社会内部，我们才会将艺术的表达权利夺回我们手中。当我试图用某种艺术的方式去揭示和传播这个被遮蔽、遗忘的立体世界时，剧场成为我得心应手的工具，因为剧场就是方寸的社会的模型，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在真实中参议的空间。 

王楚禹
2018年 11月26日北京宋庄隐峰院 
 
编辑整理：郑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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