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笃（Huang Du）
简历
黄笃，1965年出生于陕西临潼。
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策展人和评论家，现居北京。
1997年为慕尼黑Lenbach-Hous美术馆“艺术奖”推选人。《今日先锋》“艺术”栏目主持。
1988年至2001年任《美术》杂志编辑和副编审。
策划展览
《张开嘴，闭上眼》，1995, 北京
《空间与视觉》，1998，北京
《第一届墨尔本国际双年展中国部分》，1999，墨尔本
《后物质》，2000，北京
《制造中国》，2002，纽约
《第二届汉城国际新媒体艺术双年展》，2002，汉城
《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2003，威尼斯
《第7届意大利帕尔马国际艺术双年展》，2004，帕尔马
《第26届圣保罗双年展-中国馆》，2004，圣保罗
后物质：当代中国艺术家解读“日常生活”
文／黄笃
为什么说后物质呢?这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已进入了后物质时代。后物质意味着现代技术的人工化，而非自然物质；蕴涵着工业技术处理的过程，而非借助原始的手段；再现了后工业社会和全球性消费主义的膨胀，是一种进步与负面同构的社会后果。在这个形态中，电子商务、网上信息和购物、移动电话、广告、卫星电视传播、联邦快递24小时服务、整形外科手术、替代性材料、国际流动资本，等等，构成了今天“后物质”具体文化特征。显然，在视觉文化领域，“物质化的形象”已充满了我们的感知。
艺术家这样的整体认识不可能在杜尚时代产生，也不可能在渥霍时代出现。人类的进化正在进入达尔文不可能预见的一个新的阶段。遗传重组的可能性可以很快让我们超越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进入一种思路开阔的人工进化领域。
尽管如此，今天，不可否认世界正在进步，我们发现人们的抱怨声音不断增强而非减弱。广泛流行这样的话语：“空气质量在降低”、“工业垃圾太多”、“人工塑料制品到处泛滥”、“由于污染导致的各种怪病蔓延”、“防腐剂食品”、“汽车排气污染”、“全球气候变暖”、“河流湖泊污染”、“塑料或硅胶增大乳房的替代产品，导致女性的乳腺癌”，等等，谈论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从办公楼到大街小巷，从城市到乡村，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从政府机构到民间组织，人们无所不在地对日益严重的污染和生态普遍问题表现出异常的忧虑。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到底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精神自控的极限有多大?我们是否有能力改变这种状态?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全球性日益泛滥的物质和严重的工业污染已达到了失控的程度，就连发达国家也无法摆脱这种困境。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和享受，无限制的欲望驱使生产与消费的膨胀，理性被非理性逐渐取代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非理性的情感由感觉起了推动作用，极易引起争论的新技术还可以制造出一些爆炸性的病理。我们正经历着汹涌澎湃的难以征服的病毒：生物学的、社会的、环境的，以及电脑的病毒。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往前行，但不意味着进步，而陷入了从未预料的漩涡，结果已破坏了我们在理性秩序方面的信念，并且使我们更易于接受非理性的世界模式”①。存在的实例如：艾滋病的蔓延。近年，英国疯牛病风波还未平息又在比利时的可口可乐中发现了二恶英。几乎同时，在法国，传统的葡萄酒酿造受到牛血的污染和饲料污染。而日本、韩国不断出现核泄漏。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倾销大量严重工业废料和污染的垃圾等等。现在，更为严重的现象是氟利昂对臭氧层的破坏，臭氧层正以每年3％的速度减少，紫外线对人的皮肤的伤害，及对生物和生态的破坏迅猛扩大。尽管世界各国已于1985通过了《维也纳公约》和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99年，世界各国通过《北京宣言》，似乎是对21世纪面临更严峻生态情势做出的积极反应和严肃姿态，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正像三好将夫极其精辟指出的那样，环境污染是跨国公司发展的一个严重后果。②
尽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其严峻性和挑战性并非大多数人所称赞的那样美好。“像过去的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在今天是通过破坏旧工业、旧职业以及旧有生活方式达到其惊人的生产力，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完成的”③。因为流行和时尚的快速翻新，信息化以惊人的速度传输，时间与速度几乎成为现代经济所含有的创新与质量的杠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称做现代经济的供需关系，即生产与消费，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望，也不断制造新的需要，从而加剧了工业生产以及刺激消费，进入了一种消费经济的时代。流动资本尽管给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同时它正掠夺和摧毁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生态。正像三好将夫所认为的那样，出现的跨国阶级（TNC class）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这种新型意识形态的使命就是有效地管理全球生产与消费，以及世界文化本身。④国际流动资本衍生的跨国阶级及其消费文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一个显著特征。它的不稳定性无疑蕴藏着新的矛盾爆发的可能性。这种新特征正像法国哲学家乔治·芭塔耶称经济是“过剩生产力的过度消耗”⑤。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教训和欧洲一体化加速的事实，使得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的兼并和重组成为必然。这是否预示着它们会给人们带来全球和区域社会经济的稳定呢?是一种我们期望的消费文化的美好征兆呢，还是意味着对资源与环境的更大破坏呢?
如同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社会和经济正在发生转型，工业生产和消费聚增，这种惊人的变化速度使每个人都会有强烈的感受。诸如，上海、北京城市拥挤不堪，不断向外扩展，汽车猛增，城市污染日趋严重，太湖、长江、黄河、海洋受到工业生产严重污染，等等。生存环境不断改变，物质与精神对人们构成了双重压力。人们对主体和新的社会行为模式的许多新态度，不仅在解决问题方面特别具有意义，而且表明了对新的自我模式和社会行为的倾向。独特的新行为模式和新的个性的状态，已不是发现自我的时代，而是处于瓦解自我的转化时期，原有的思维结构和模式不断被刺破，即自我的解构形成我们的现代社会特征。自我身份已由别人感知所决定。
正像卡尔·马克思所指出的：“你与人和自然任何一种关系都必须是一种独特的表现，它并与你欲望的目标或者你真实的个人生活相符。”⑥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家的话语基于对变化现实生活和精神乏力的敏感反应，话语与实践相互依存，那么，艺术家的作品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相关的社会语境，因此，艺术家在发现、挖掘和创作与社会语境相符的作品。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面对变化的物质和隐藏其中社会性的精神困惑，将严肃的“自我”态度转变成生动的艺术形式。小小的物质的变化或经过工业处理，被观念改造的物质材料赋予了人的观点和态度，艺术家从个人出发探寻普遍性的问题，他们把个性与普遍性联系，并创造出与其生活的语境相联系的艺术作品，同时，艺术家把个人态度提升为生动的形式。今天的艺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即原有意识形态已被日常生活话语所取代，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的变化。个性和主体性在艺术形式中突出。在认识物质的过程中，艺术物品的非物质化，并非强调新材料的发现，而是物质材料符合艺术家所处的文化语境，在社会、经济和人性之间构成的含义，检测着物质与人性存在着何种关系。在中国，艺术家已意识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自身生存的潜在危机，表面上看，是污染的物质的蔓延，而实际上是人类精神潜在危机。他们坚定地把这种危机置于艺术之核心。于是，针对具体而广泛问题的展开实验，后物质就体现在当艺术家的态度变为形式的时候，艺术的力量就体现了物质非物质化的道德的高度。而新的自我结构是观念的而非自然的，形成个人意识的关键因素是个性的需要。今天的年轻一代通过新闻节目主持人和电视主持人思考和判断现实是一个怎样的世界，通讯的革命，特别是电脑正进一步解构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新的艺术比喻方法生动而丰富地描述“真实”世界。社会的转变和科学技术的革新，让我们重新思考艺术与文化的概念，艺术与我们的精神和道德极限的问题，因此，策划这样以“后物质”为主题展开，出于现实和变化的考虑。所以，选择的艺术家，基本上都是年轻的一代，他们的作品具有各自的观念和个性特点。
中国当代艺术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根本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潜在危机，当洞察到污染的材料正是人类精神病症的具体化时，他们把这双重危机置于其艺术的中心，通过“解构物质”或“非物质”的物质过程，以观念实验并探究新艺术形式的道德力量。当新的生活计划和程序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周围的事物和那么多的信息技术正改造我们的习惯性思维时，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焦点集中在寻求新的表现，在我们生活的精神范畴中重新界定艺术与文化的角色。
当前，技术革命和信息传播以及遗传工程的发展，正在改变着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它们主要改变我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思维的结构正在转变，它表现在思维的性质同样在变化，思维的模式正变得较少理性。由于许多现代的层次信仰系统的崩溃，被多层面的可选择性所取代，人们正在从层次结构的理性思维转移到一种更直觉、更少结构的观点和一种更加非理性的思维模式。事实上，一种非理性的看法可以是一种更适合接近世界的方式，世界似乎已发展得使其现代乌托邦的信念在理性方面的解答不再适用”⑦。后物质是从环境与污染的主题出发探索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与传统文化无关，它不是策划人先命题，艺术家随之呼应的展览，而是一个从一个视角检测道德尺度，描述客观的现象隐藏的精神的窘困和乏力。年轻的艺术家把自身生存状态与物质变化和环境纳入了整体的描述，他们的反应是感性而非理性的，以不同的方法和媒介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变化过程中的文化现象。面对我们如此严峻的现实挑战，艺术家只是提出问题和反思我们的精神极限，他们最终归纳了从个人化到普遍性的联系，同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道德意识，也就是策划这样的展览的意旨。
我们知道，迫于技术进步，我们面临着发展一种新的道德的可能性，我们将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结构。后物质，实际上，与其说描述了物质膨胀和人的精神苍白的状态，倒不如说再现它们之间的对立。我们将面对不仅什么是好的结果，而且面对解构的思想和主体的好与坏。我们将必须创造一种新的道德视觉，既重新界定着艺术，又重新界定着生活。
注释：
①杰弗瑞·戴齐，《后人类》，纽约DAP出版，1992年，第39页。
②三好将夫文“《无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见美国芝加哥1993年夏季《批评探索》第19期。他说：“因为跨国公司总是用跨越国界转移的办法来逃避严格执行控制污染的有关规定。然而，环境污染，不论发生在工业国家、新兴工业国家，还是第三世界，都不仅仅是这些地区本身的问题。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建议，把污染性工业从发达国家迁移到‘未遭污染’的第三世界，这个主意既愚蠢又缺德。环境污染的结果必然影响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方。破坏环境的事情不论发生在何处，大气污染、臭氧层枯竭、酸雨、温室效应、海洋污染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最终都是无法避免的。跨国公司也许能够逃避控制和制裁，但是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受害者。谁能控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环境破坏?我们能够依赖公司经理惧怕灾变的良知吗?我们能够指望逃避法律的人来维护法律吗?”
③约翰·格雷，《假曙光：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觉》，纽约，1998年，第210页。
④三好将夫文“《无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见美国芝加哥1993年夏季《批评探索》第19期。
⑤法国哲学家Georges Bataille 1897年—1962年。
⑥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普罗米修斯名册，1988年，第140页。
⑦杰弗瑞·戴齐，《后人类》，纽约DAP出版，1992年，第39页。
原刊于2000年10月本人策划的“后物质”展览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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