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作者：[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译者：刘继
规格：221页，14.5万字。2014年3月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阅读时间：20240812-20241016
读后感：
太难了，这本书太难读懂了，虽然近2个月才看了14.5万字明显是偷懒，但还是不得不感慨，这本书太难了，文字上的拗口尚好解决，思想上的变化让人真的是身心崩溃，以至于这2个月间，我每每打开这本书，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很多地方（或者说绝大多数地方）由于看不懂，只能看一遍读一遍，然后依据云里雾里，尤其是有些时候，看到后面提到前文的论据，虽然只隔几行，却不得不回去理解一下意思。还记得当时是在某本书中推荐了这一本，查到前人的忠告就是难读，枯燥无味，却自诩读过一点书的根本不怕，实没想到如此之难。
但难读其实主要还是我的问题，全书仍不失为一本警世之作，甚至可以说是对现代的预言。这本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是在工业社会的日趋发达之下，这个社会并没有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是让统治者运用技术进步实现了社会控制，从而形成了一个单向度的，不允许其他语言或者思想存在的极权社会。这本书成书的背景是美苏冷战时期，那个是会被无论是美国与苏联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再叠加全世界火热的各种政治运动，作者却抽丝剥茧的发现了各种逻辑中的统一的归一项——发达的工业社会以及操控这种技术进步的极权主义。
无论是文化还是物质生活，所有的辩证性的思想都在技术进步的掩盖下走向以美好生活为外衣的单向度发展，反向的观点不再存在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艺术、语言乃至理性都在这股子浪潮下迈向一片向好的追求最终走进了一所装潢华丽的思想坟墓。在这个坟墓里，标准是统一的——统一的衣食住行需求，统一的艺术追求，统一的生活向往，来自工业的一致性与高效导致了物质现实的一致性最终导致了思想的单一性。异化的需求和想法成为凤毛麟角，被作为文物去欣赏却失去了实际的促进社会进步的辩证效应，具体的社会矛盾被抽象化然后又通过统一的逻辑进行解释回归到原有的发展道路从而促进了社会按照越来的路径继续深入，我们看不到另一种可能性，丧失了另一种向度的社会、生活，成为扁平的、单向度的人。
但是社会尤其是工业社会发展成这样的社会是可以避免的吗，还是说这是人类的必然路径，可是，为了实现绝对的自由而甚至丧失了相对的乃至最基础的选择的自由，那这个必然路径不就是一种诅咒吗？
单向度的社会和人是悲哀的，但是又会是美好的，于是回归到了人类经常面对的那个问题——当你面对黑客帝国里面的红色药丸和蓝色药丸时，你会选择哪一个？
内容评分：8/10
内容摘抄：
我们不得不和平地生产毁灭的工具、不得不极度地浪费、不得不接受防卫训练，这种防卫使防卫者和他们所防卫的东西成为畸形。
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的发展取决于对各种平息（个人的、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的实际可能性的压抑。
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
一种特定的历史实践是相对于它自己的各种历史的替代性选择而得到评价的。
社会理论是历史的理论；而历史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因此，在组织和利用那些可用资源的各种可能方式和实际方式中间，哪些为最佳发展提供着最大的机会呢？
为了辨明和确定一种最佳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从对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利用中，从这种组织和利用的结果中来进行抽象。
由于缺乏社会变革的明显动因和代理者，批判又回到了高度抽象的水平。
绝大多数人接受并被迫接受这个社会，这一事实并不能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性，使它少受指责。
理论的立场不可能是纯思辨的立场。就它必须以既定社会的能力为基础而言，它必定是历史的立场。
《单向度的人》将始终在两种矛盾的假设之间摇摆不定：（1）对可以预见的未来而言，发达工业社会能够遏制质变；（2）存在着能够打破这种遏制并推翻这一社会的力量和趋势。我并不认为能够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两种趋势一起存在着，甚至一种趋势就存在于另一种趋势中。第一种趋势是主要的，并且任何可能存在的推翻这一趋势的先决条件都正被用来阻止它。或许，一个偶然的事件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但除非是对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认识扭转了原来的意识和人的行为，否则即使是一场大动乱也不会带来这种变化。
一个社会用以组织其成员生活的方式，涉及在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所决定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之间进行一种初始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发生作用的结果。它预定了改造和利用人与自然的特殊方式并排斥其他的方式。它是在他者中自我实现的一项“筹划”。[插图]但是，一旦这种筹划在基本制度和基本关系中得以实现，它就趋向于变成排他性的，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技术领域，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领域，是实现一项特殊历史筹划的最后阶段——这一筹划就是对自然的经验、改造和组织，都仅仅作为统治的材料。
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权利和自由在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和早期阶段曾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但现在它们却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而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
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经制度化，便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这个社会共命运。成就取消了前提。
在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对制度本身采取不顺从态度，看来对社会是毫无助益的；当它给社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利并威胁到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转时，就更是如此。
假如个人作为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不再被迫在市场上出售他自身，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将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
如果生产机构能够组织起来，并致力于满足生命攸关的需要，那么，它的控制还是充分地集中起来为好；这种控制并不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会使它成为可能。
工作世界在什么程度上被理解为一架机器并依此而被加以机械化，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新自由的潜在基础。
自由社会”已经不再能够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样一些传统概念来说明。这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微不足道，而是因为它们过分重要以致超越了传统模式。
这些新的方式只能用否定的字眼来加以表达，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对现行方式的否定。经济自由因而意味着摆脱经济的自由——摆脱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意味着免于日常的生存斗争、免于谋生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同样，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其制造者一起取消。这些主张之所以听起来不现实，并不表示它们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而是说明阻碍它们实现的力量相当强大。反对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斗争形式，是灌输那些使生存斗争的过时形式永恒化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
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他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同样，没有任何法庭能正当地自认有权来决定哪些需要应该发展和满足。
人们自己既然已经是颇有成效的统治的对象，又怎能创造自由的条件呢？
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像。的确，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是一种荒谬而又有害的观念，但嘲笑这种观念的社会却把它自己的成员变成全面管理的对象，这样做的正当性是大可怀疑的。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发展的过程往往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预定的制度；而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
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
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使主人和奴隶归于消失。
何况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我们对控制的深度和有效性的看法会招致这样一种异议，即认为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新闻媒介”的灌输力量，认为人们自己会发现和满足如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需要。这种异议忽略了问题的要害所在。我们的前提并不是从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大量生产出发的，也不是从其控制的集中出发的。人们是作为存在已久的固定接收器进入这一阶段的；决定性的差别在于把已有的和可能的、已满足和未满足的需要之间的对立（或冲突）消去。在这里，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在当代社会最高度发达的地区，把社会需要移植成个人需要是如此有效，以致它们之间的差别似乎纯粹是理论上的事情。
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拒绝“随大流”，会显得神经过敏而又软弱无力。
今天，这一私人空间已被技术现实所侵占和削弱。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工业心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中，潜化的各种不同过程都好像僵化了。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
产生出更多和更大的同类现实生活的强大能力。制度的效率使个人的认识迟钝，使他对未能体现整体之压制力量的事实视而不见。如果人们发现自己身处构成其生活的那些事物之中，那是他们接受而不是创造了事物的规律的结果——这一规律并非物理规律，而是社会规律。
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了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而又免除其谬误的意识。然而，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以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的变化。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既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退化到这一领域。它们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化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
采用操作主义观点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概念”意义的理解，而是意味着我们整个思想习惯的深刻变化，意味着我们不再容许在思想概念里把我们不能用操作来充分说明的东西当作工具来使用。
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来系统推进的。它们的话语领域充满着自我生效的假设，这些被垄断的假设不断重复，最后变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义和命令。
不管现状所强加的政治束缚如何，技术愈是能够为和平创造条件，人的身心就愈是组织起来反对历史替代性选择。
正如一切自由有赖于对异己的必然性的征服一样，自由的实现也有赖于这一征服的技术。劳动的最高生产率有可能被用来使劳动永恒化，最有效的工业化也能够为限制和操纵需要而服务。
达到这一点时，在富裕和自由掩盖下的统治就扩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替代性选择同化。技术的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这时它变成了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并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和自然、精神和肉体为保卫这一领域而保持着持久动员的状态。
总体动员的社会形成于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它把福利国家和战争国家的特征有效地结合在生产联盟中。
技术变化趋于废除作为个体的生产工具、作为“独立的单位”而出现的机器，这种变化似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及其有关剩余价值的创造的理论。
极而言之，自动化事实上意味着工作计量的终结……在自动化的情况下，你没法计量一个人的产量；你现在只好简单地估量装备的利用。
（4）新的技术工作世界因而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工人阶级似乎不再与既定的社会相矛盾。这一趋势同时又在另一方面即管理和指导方面为生产技术组织的作用所加强。统治转化为管理。[插图]有资本的老板和厂主正在丧失他们作为负责人的身份；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机器中正起着官僚的作用。
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这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如果这种物被赋予了生命且能挑选它的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如果这种物并未感到它是作为物而存在，如果它是一个漂亮、干净的活物，那么，这种生存方式就还没有废除。
敌对双方共存的情况可以为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恐怖特征提供理由，但它也动用了有可能使技术进步永远成为统治工具的力量；手段损害了目的。
数量不断增长着的商品和服务设施的生产和分配使得顺从成为合理的技术态度，就此而言，自由和对立面的衰落其实是一个客观的社会过程。
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不断增加的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无论被私人还是被集中占有和分配，都为得到增长的消费留下了余地——尽管生产率受到进一步转移。只要这种相互联系的网络居主导地位，它就会降低自由的使用价值；而要是受管理的生活是舒适的、甚至是“美好的”生活的话，坚持自主自决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这就是对立面一致化以及单向度政治行为的合理的、物质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社会范围之内的超越性政治力量被抑制，而质变看来只有作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变革才有可能。
对福利国家各种压制能力的谴责因而有助于保护先于福利国家的社会压制能力。在资本主义的最发达阶段，这个社会是受到压制的多元系统，在它之中，各种对立制度共同巩固着整体对个人的压力。
法律的统治，不管怎样使人受到限制，仍然远比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统治安全。
无论是不断增长着的生产率还是生活的高标准，都不依赖于来自外部的威胁，但它们用于遏制社会变革并使奴役状态永恒化的功能则相反。“敌人”是一切所为与无为的通名。而且“敌人”并不等同于具体的共产主义或具体的资本主义——在这二者中他都是解放的真正幽灵。
现代工业同地方政权的勾结，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及其结构更为真实的弊端，一种没有什么必然辩证法能使之必然根除的弊端。
当资本主义对付共产主义的挑战时，它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在以利润为目标的、阻止生产力发展的私人利益居于次要地位之后，所有的生产力可以得到惊人的发展。当共产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的挑战时，它也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惊人的舒适、自由以及生活负担的减轻。这两种制度都具有那些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的能力，而且在这两种制度下，理由归根结底是同样的：为反对那种可能瓦解统治基础的生活方式而斗争。
这个社会的成就和失败使它的高层文化失去合法性。人们所赞美的自主性人格、人道主义以及带有悲剧色彩和浪漫色彩的爱情，似乎都是发展的落后阶段才具有的理想。实际情况不是高层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堕落，而是高层文化为现实所拒斥。现实超过了它的文化。
双向度文化的清除，不是通过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通过把它们全部纳入既定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展示它们。
起作用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实的价值。现状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中心的，一切异己的合理性也都服从于此。
社会的吸收能力通过同化其对抗性内容而消去艺术的向度。文化领域里的新型极权主义正是在调和性的多元主义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多元主义使最不相容的作品和真理也能中立地和平共处。
只有当形象是活生生的并拒斥既定秩序时，它才能讲述自己的语言。
决定性的区别不是欢乐中创造的艺术和悲哀中创造的艺术之间的心理学区别，也不是精神健全和神志不清之间的心理学区别，而是艺术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区别。与后者的决裂、魔术般的或合理的越界，是艺术的甚至是最具肯定性的艺术的本质特征；它也同作为艺术对象的大众相异化。
现在，活跃在艺术异化中的艺术与日常秩序间的重大裂隙，被发达技术社会逐渐弥合了。随着裂隙的弥合，“大拒绝”转而遭到了拒绝；“其他向度”被占优势的事态所同化。异化作品被纳入了这个社会，并作为对占优势的事态进行粉饰和心理分析的部分知识而流传。这样，它们就变成了商品——被出售、给人安慰或使人兴奋。
这个社会通过把人们珍视的超越性形象纳入无所不在的日常现实来使其失去合法性，那些难以解决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变得可以驾驭——悲剧和罗曼史、原型梦想和焦虑在多大程度上被变成易受技术解决和处理的东西，这一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其自身。擅长心理描写的艺术家处理唐璜、罗密欧、哈姆雷特、浮士德，就像处理俄狄浦斯一样——为他们进行治疗。
孤独，这一支撑个人反抗和远离社会的条件，在技术上已经不再可能。逻辑和语言分析证明旧的形而上学问题是虚幻的问题；对事物“意义”的寻求可以重新表述为对语词意义的寻求；而既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可以为这一回答提供完全适用的标准。
过去，高尚的形式——故事的叙述风格和语言——曾是跟现实格格不入的那些梦想的标志。今天，由于解除了这种形式，性成了关于压抑的畅销书的一种工具。人们要想用巴尔扎克描写妓女埃斯黛尔的笔调来描写任何当代文学中的性感女人已经是不再可能的了：她的那种温情只有在无限中才能萌发出来。这个社会把它所接触到的每一样事物都转变成进步与开发、苦役与满足、自由与压迫的潜在来源。性也未能幸免。
制度化的俗化趋势似乎是单向度社会在“征服超越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一。正如这个社会在政治和高层文化领域内势必会减弱甚至消除对立（质的不同！）一样，在本能领域内也是如此。结果便是思维器官在把握矛盾和相反可能性方面发生退化，同时，在单向度的技术合理性中幸福意识逐渐占据压倒一切的优势。
在历史现状中，一切政治著作都只能起到巩固一个警察世界的作用；同时，一切思想著作都只能产生那种不再敢说出自己名称的副文学。——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
“幸福意识”，即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并且相信这个制度终会不负所望的信念，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这种顺从主义是已转化为社会行为的技术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它之所以是新型的顺从主义，是因为其合理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对这样一个社会起着维持作用，这个社会已经减弱了——而且在其最发达地区已经消除了——先前那些历史阶段所具有的更原始的不合理性，它比以前更有规律地延长和改善生命。
社会的效益和生产力每天都在为这个社会所获取的统治人的权力开脱。
在社会思想习惯的表达式中，现象和实在、事实和动因、实体和属性之间的张力逐渐隐没。自主、发现、证明和批判的要素在指谓、断定和模仿时不起作用。魔术般的、专制的、仪式的要素充斥于言语和语言之中。话语作为认知和认知评判的发展阶段的那些中介环节被剥夺了。曾经把握了事实并因而超越了这些事实的概念正在失去其可靠的语言表现力。由于缺少中介环节，语言必然表达和促进理性与事实、真理与既定真理、本质与实存、事物与其功能之间的直接同一化。
上文中我已述及以命题形式出现在政治话语领域中的自明性假设。[插图]“自由”、“平等”、“民主”、“和平”之类的名词，分析起来暗含着一组特殊的属性；当讲到或写出这类名词时，这些属性总会出现。在西方，分析判断是以自由企业、主动精神、选举、个人这样一些术语来表示的；在东方，则是工人和农民、建设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消灭敌对阶级。
合法性首先并不在于这种语言有自己的市场（现在看来放射性企业的处境当时并没有这样美妙），而在于它促进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企业和国家权力、繁荣和毁灭的可能性之间的直接同一化。
由于专有名词几乎总是配有同样的“解释性”的形容词和定语，句子因此而变成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公式。经过无休止的重复，它把意义牢牢地嵌入听众的头脑之中。听众没有想到对名词进行根本不同的（而且可能是真实的）解释。
缩略语指称的是且仅是那种通过删除超越性涵义的方式而制度化的东西。它的意义被固定、被簒改和被掺杂了其他成分。一旦它成为官方术语，并在普遍用法中不断重复，又得到知识分子们的“认可”，它就会丧失一切认知价值，仅仅服务于对一种不可置疑的事实的认可。
功能化的、省略的、统一的语言是单向度思想的语言。
如果语言行为阻碍概念发展，如果它反对抽象和中介，如果它屈从直接的事实，它就会排斥对事实背后的因素的认知，并进而排斥对事实本身及其历史内容的认知。
竞争性工业化的需求、人对生产机构的全面屈从，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进行极权主义改造使之成为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语言的过程之中。
封闭的语言不能够进行证明和解释——它传达决断、宣判和命令。当它下定义的时候，定义就变成“善与恶的分离”；它认定的正确与错误毋庸置疑，它确立的价值是评判另一种价值的标准。它活跃在同义反复中，而同义反复则是些具有可怕效力的“句子”。[插图]它们以一种“预判的形式”来通过判断；它们宣告定罪。譬如，“客观内容”，即“异端分子”、“修正主义者”之类术语的定义，就是刑法代码，这种验证助长了如下看法：现存政权的语言是代表真理的语言。
人们反对那些包含历史情况的概念并阻止它们融入今天的实际——人们阻挠它们的辩证发展。
有不处于极权主义制度统治下的社会吗？各种各样制度存在的实质，已不在于使人们能够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使人们能够选择不同的操纵和控制技术。
总之，如果事物得到理解，它们就变成思想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内容和意义既同一于又不同于直接经验的真实对象。“同
当这些简化的概念支配着对个人或社会的、精神或物质的人类现实的分析时，它们达到了一种虚假的具体性——与构成其现实的条件相脱离的具体性。
在《劳动看劳工》里有这样一段汽车工人的话：管理层“不能拦截我们的罢工纠察线，也不能用直接阻拦的战术制止我们，所以他们一直在研究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 ‘人际关系’，以发现阻止联合的方法”。
在社会理论中，对事实的认识就是对事实的批判。
如果一个人已学会去观察和了解事物的本相，他就会依据真理行事。因此，认识论本质上就是伦理学，伦理学本质上就是认识论。
科学思想则不得不打破价值判断和分析的这种统一，因为，哲学的价值准则并不引导人们去组织社会，也不引导人们去改造自然，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它们是无效益、不真实的。
只要奴役状态普遍存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就必定还是一种阶级特权。因为思想和言论属于某个思想和言论主体，如果该主体的生活依赖于实施一种被强加的功能，那么它就依赖于对这种功能的需求的满足——因而它依赖于控制这种需求的人。确切地说，前技术筹划和技术筹划的分界线在于对服从生活必需品的活动——“谋生”——加以组织的方式，在于与该活动的组织相应的自由和不自由、真和假的新方式。
在这里，历史的障碍阻挠并歪曲对真理的探求；劳动的社会分工获得了一种本体论状况的尊荣。如果真理以摆脱辛勤劳作的自由为前提，如果这种自由在社会现实中是少数人的特权，那么现实就会只在大致上并且只为了特权集团而承认这种真理。这种状况与真理的普遍性相矛盾，它不仅限制和“规范”着理论目标，而且就人的本质而言，它还限制和规范着人作为人的最佳生活。对于哲学来说，矛盾是难以解决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矛盾，因为它是此种哲学未超越的奴隶或农奴社会的结构。因此，它把历史丢在后面而不去掌握它，同时又使真理安然地高踞于历史实在之上。在这里，真理不是作为天堂或天堂中的一项成就，而是作为一项思想成就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之所以完好无损是因为它表示了这样一种见解，即为谋生而忙碌的那些人没有能力过上一种人的生活。
辩证思想和给定现实之间存在的是矛盾而不是一致；真正的判断不是从现实自己的角度，而是从展望其颠覆的角度来判断这种现实的。在这种颠覆中现实达到其自身的真理。
抽象性是思想的生命，是其可靠性的标志。
历史依然是统治的历史，思维的逻辑依然是统治的逻辑。
辩证定义是从事物的不存在到存在的过程来定义事物的运动的。制约其对象结构的矛盾要素的发展，也制约着辩证思维的结构。辩证逻辑的对象，既非抽象的、一般的客观性形式，也非抽象的、一般的思维形式——更不是直接经验的材料。辩证逻辑一方面取消形式逻辑和超验哲学的抽象性，另一方面又否定直接经验的具体性。由于直接经验依赖于显现出来的偶然存在的事物，它是一种有限的、甚至虚假的经验。
在社会现实中，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人对人的统治都是联结前技术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历史连续体。
式也只能免疫于既定的合理性。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给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已经在反过来对它进行再生产的主要技术机构之中具体化了。
如果“善”和“美”、“和平”和“正义”既不能够从本体论的条件中推导出来，又不能够从具有科学合理性的条件中推导出来，那么它们在逻辑上就无权要求普遍的有效性和普遍的实现。
麦克斯·波恩（MaxBorn）写道：……相对论……绝没有放弃一切把属性归于物体的尝试……但一个可测量的性质往往并不是一个物的属性，而是该物同他物的关系的属性……物理学中的大多数测量都不直接与我们感兴趣的事物有关，而与某种筹划过程（projection，取该词最广泛的意义）有关。
无生命物毫不犹豫、准确无误地直接依据其存在来合成它们一无所知的平衡。
自然被置于能动的、给自然打上技术烙印的人的记号之下。
由于对自然的改造包含了对人的改造，由于“人的创造物”出自社会整体又返归社会整体，技术先验论是一种政治先验论。
马克思在他那个引起争议的论断中对这一中立性提出了异议：“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插图]马克思这一论断又在马克思理论自身中得到进一步修正：基本历史动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技术。然而，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它筹划出一种历史总体——一个“世界”。
什么是物质？在原子物理学中，物质是由其对人类经验的可能反应、由其所服从的数学——也就是思想——规则来定义的。现在，我们把物质定义为一种人所操纵的可能客体。
新的科学合理性在其抽象性和纯粹性方面完全是操作性的，因为它是在工具主义视界内发展的。
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巩固和扩大自身；而后者为扩张政治权力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这又同化了文化的各方各面。在这个领域内，技术还为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强大的合理性，并说明了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生活舒适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机构的屈从。因此，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
对于制度化的生活形式，科学（纯粹的和应用的）将具有一种僵化、固定和保守的功能。甚至它最具革命性的成就也只是同现实的特定经验及组织相一致的建设和破坏。
不管人们怎样定义真实性和客观性，它们都与理论和实践的人类行动者相关，同他们理解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关。
而我力图要指出的是，依靠其自身的方法和概念，科学已经规划和创立起这样一个领域，即对自然的统治依然同对人的统治相联结的领域——它们的联结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域而言是必不可免的。科学地加以理解和控制的自然，再现于生产和毁灭的技术机构中，这些技术机构在维系并改善各个个人生活的同时，又使他们服从于机构的控制者。于是，合理的统治集团与该社会融为一体。
理性作为概念性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是控制和统治。
古典形式逻辑和现代符号逻辑、先验逻辑以及辩证逻辑——每一种逻辑都支配着不同的话语和经验领域。它们都是在它们所称道的统治的历史连续体内发展的。这种连续体把顺从主义和意识形态特征赋予肯定性思维方式，而把思辨和乌托邦特征赋予否定性思维方式。
思想的再定义有助于精神操作同社会现实中的操作相协调，治疗即是它的目的。
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对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有效操纵，已经造成了一种神秘化中心的转移。
语言分析能够取得的不是其他经验的精确性，而是既定事态向人们要求的精确性；不是别的明晰性，而是在既定事态中人们被允许得到的明晰性——也就是说，它仍旧停留在神秘化的、欺骗性的话语界限之内。
哲学中的语言分析具有一种语言之外的义务。如果它取决于合法与非法用法之间、真正的意义和虚幻的意义之间、有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区分，它就会产生一种政治的、美学的或道德的判断。
多向度语言被转变成单向度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对立的意义不再相互渗透，而是相互隔离；意义容易引起争议的历史向度却被迫保持缄默。
在极权主义时代，哲学的治疗任务会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既定的日常语言领域势必结成一个受到全面操纵和灌输的领域。这样，政治出现于哲学之中，并不是作为特定分析戒律或分析对象，也不是作为特定政治哲学，而是作为把握未经剪裁的现实的概念而出现的。如果语言分析无助于这样的理解；如果它反而有助于把思想局限在未经剪裁的日常话语领域内，那么它至少是完全不合逻辑的，甚至是向无争议的、不现实的、只在学术上才有争议的领域的逃避。
意识可以被称为一种意向、嗜好或官能。它不是个人的某种意向或官能，严格说来，它是一个团体、阶级、社会各个成员在不同程度上共有的一般意向。
哲学概念是在历史连续性体中一般条件的意识之内形成和发展的，是从特定社会内部的个人角度来加以阐发的。
成为抽象就是超越实际事实的特殊事态。但超越实际事态并不等于和它脱离关系。相反地，我认为每一种永恒客体都和这种事态有其固有的联系，这种联系我称为进入事态的样态。
我相信理性概念源起于这一价值判断，真理概念不能与理性的价值相分离。
自觉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既定社会的紧迫需要和利益的制约，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是“不自由的”；既定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自觉意识就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在反对既定社会的斗争中向更高的历史合理性自由开放。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只有作为革命力量才是解放的历史力量；如果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它自身和造成它那一社会的条件和过程，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否定就会发生。这种意识既是否定性实践的必要条件，又是它的一个要素。
更高的历史真理将属于那种提供更大和解机会的制度。
肯定性思维和它的新实证主义哲学反对合理性的历史内容。合理性的历史内容从来不是一种能够或不能够纳入分析的枝节因素或意义；它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而进入概念思考，并决定着概念的有效性。
肯定性思维的宽容是被强制的宽容——不是被任何恐怖机构所强制，而是被技术社会那压倒一切的、不知名的力量和效率所强制。
批判思维力图确定既定合理性日益明显的不合理特征，力图确定促使这一合理性自身发生转变的那些趋势。这一转变是“其自身的”，因为作为历史的总体，它发展了这样一些力量和潜能，这些力量和潜能本身变成了超越既定总体的那些筹划。它们是前进式技术合理性的可能性，因此它们涉及整个社会。技术转变同时就是政治转变，但政治变革只是到了将改变技术进步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转化为社会的质的变革。因为既定技术已经变成破坏性政治的工具。
人通过学会创造有限性、学会组织他所评判和估价的“终极”总体，而从他屈从于一切事物极限的处境中解放了自身。人通过有意识地利用极限而克服受奴役状态。
在文明的进程中，当人们根据自由来理解和掌握同野蛮势力的斗争时，自然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了。
在完成了遏制解放的那些过度发达的国家中，匮乏的征服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商品、服务设施、工作及再创造的绝对数量。结果，质变似乎要以发达生活水平，即过度发达的还原中的一种量变为前提。
如果目的是和解的话，最发达的工业地区所达到的生活水平就并不是合适的发展模型。从这一生活水平造成的人和自然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提出为了保卫它而造成的破坏和牺牲是否值得的问题
在极权主义社会中，人的态度势必变成遁世主义态度，势必遵奉塞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的劝告：“不要等到别人来追捕你的时候才去躲藏……”
在过度发达的国家里，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变成了因受控制而无力行动的庞大观众——不是被极权主义政体控制，而是被某些公民的自由所控制，这些人娱乐和高升的媒介强迫他人分享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见解、他们的趣味。
一个甚至不能保护个人在家中隐私的社会，能够标榜自己尊重个人吗？能够标榜自己是自由的社会吗？诚然，一个自由社会是根据远比私人自主性更重要的成就来确定的；但是，缺少私人自主性却使甚至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制度黯然失色——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
失去功用的电视及类似宣传工具或许会取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不能取得的成果——体制的瓦解
现在，成问题的并不是心理学问题，也不是美学问题，而是统治的物质基础。
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着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关系。与这一社会合理性奇异而又疯狂的面貌相对照，不合理性的领域成为真正合理性的归宿——成为可以“促进生活艺术”的那些观念的归宿
如同既定社会中的其他东西一样，想像也被有系统地滥用着。想像力规定了政治步调和政治风格，它对语词的操纵远远超过了《爱丽丝漫游奇境》，因为它能把有意义变成无意义，把无意义变成有意义。
社会整体日益增长的不合理性；生产率的浪费和限制；对侵略扩张的需要；频繁的战争威胁；剥削的加剧；人性的丧失。所有这些都指向这样一种历史的替代性选择：有计划地利用资源并花费最小量的劳动以满足根本的需要；把闲暇时间变为自由时间；实存斗争的和解。
辩证理论没有遭到拒斥，但它不能提供药方。它不能是肯定性的。可以肯定，辩证的概念在理解既定事实方面，超越了这些既定事实。这正是其真理性的标志。它规定了诸种历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这些可能性和必然性只有在与辩证理论相呼应的实践中才能实现，而现在实践尚未作出这种呼应。
因为随着技术对自然的征服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得到了增长。而这一征服减少了作为解放的必要条件的自由。
发达工业社会诸种被束缚的可能性是：生产力在更大规模上发展，扩大对自然的征服，进一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群的需要，并创造新的需要和才能。但是，这些可能性通过种种消除其解放潜能的手段和制度，正在逐渐得到实现，而且这一进程不仅影响手段也影响结果。生产效率和进步的工具，在其被组织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的系统之后，不仅决定着其实际的效用，而且决定着其可能的效用。
解决这一矛盾的斗争已失去了传统的形式。单向度社会的极权主义倾向使抗议的传统方式方法失去了作用——甚至变得危险，因为它们维持着对公众主权的幻觉。这一幻觉包含着某种真相：“人民”，即先前的社会变革酵素，已经“上升”成为社会团结的酵素。正是在这一方面，而不是在财富的再分配和各阶级的平等化方面，出现了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
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设桥梁的概念；它不作许诺，不指示成功，它仍然是否定的。它要仍然忠诚于那些不抱希望却已经并正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
《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最负盛名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的中心论题是：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像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这正是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特征的集中表现。
马尔库塞说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那是因为，从政治领域看，它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因而消除了危害社会继续存在的政治派别。今天，不仅先前作为政治反对派而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放弃了暴力夺取政权的主张，而且一度是社会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也随着机械化对劳动量和劳动强度的减低，随着蓝领工人白领化，随着非生产性工人的增加，而逐步丧失了其否定性和革命性，并与往日的敌手联合起来。
早期资本主义文学中那些反叛角色现在已被征服，当代文学中那些歹徒、明星、荡妇、民族英雄、垮掉的一代、实业界巨头，都不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只是想像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形。理想本是超越现实的东西，不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就不再有理想，或者说理想已被现实所超越、同一。
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流行也标志着单向度思考方式、单向度哲学的胜利。
总之，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不过，它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造成它的极权主义性质主要的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可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收音机等传播媒介而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闲暇时间，从而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可以在富裕的生活水平上，让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技术的进步还使发达工业社会握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火箭、轰炸机、原子弹、氢弹……简言之，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发达工业社会虽是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但毕竟是一个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社会；虽是一个更有效地控制着人的极权主义社会，但毕竟是一个使人安然自得的极权主义社会。这就是它的新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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