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典藏·今艺术》2019年6月刊
文︱魏颖
基因，可能是新千年最频繁的现代生物学进入大众文化的词汇之一。自1909年由丹麦植物学家、遗传学家威廉・约翰森（Wilhelm Johannsen）提出，源于希腊语gonos，意为“生”（种子，芽）。随后的百年内，基于这个名词迅猛发展出一整套“分子生物学”的概念系统以及随后奠定的物质基础系统，完全改变了生物学这个学科的范式，这大约是威廉始料未及的。
▲ 爱德华多·卡茨，《绿色荧光蛋白兔》（©爱德华多·卡茨）
从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中心法则”（the central dogma）迄今仍是分子生物学的基石之一，它认为“DNA制造RNA，RNA制造蛋白质，蛋白质反过来协助前两项流程，并协助DNA自我复制”。之后近70年来，不断有新的发现对此进行补充和局部观念更新，但是DNA作为遗传物质以及相关的系统已成定论。而作为人类自我认识历史上的里程碑，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则超越了国家的概念，是全人类的通力合作结果。而在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之后，对于其他生物构成的好奇，又使得全基因组测序的对象得到延展，涉及到了其他生物，包括小鼠、果蝇、酵母等模式生物，当然这些生物的物质性基础与人类并无差异，它们的遗传物质也是DNA，它们也遵循中心法则。这从根本上对于“人”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概念进行了颠覆。更令人类惊恐的是，我们不仅拥有与其他物种相同的物质基础，并且这种物质在不同物种之间具有兼容性，也就是说，猿猴、小鼠、果蝇，乃至植物、微生物的基因也能在人类身上发挥作用。因此，正如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所说的：“以普遍生命力（zoe）为中心的平等主义，是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的核心。”而生命的定义也得到了重新书写，人类并非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曾经被赋予的作为先天条件的、不可剥夺的独立属性正在分崩离析。在这样的语境下，许多嗅觉敏感的艺术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基因”这一尚未被触及的领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分子生物学的蓬勃发展，随之进入社会视野，而该领域的艺术实践也在情境下展开。
▲ “准自然：生物艺术、边界与实验室”展览现场
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 Kac）无疑是该领域一位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进行得较为深入的艺术家。他在1997年，提出了“生物艺术”（bio art）一词，试图对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进行定义，而随后在1998年，他又引入了“转基因艺术”（transgenic art）一词，在随后的三年中，他以每年一件新作品的速度，创作了“转基因三部曲”。
在1999年，第一件作品《创世纪》（Genesis）首次呈现于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Ars Electronica），他选择了圣经的《创世纪》篇中的一个句子：“让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Let man have dominion over the fish of the sea, and over the fowl of the air and over every living thing that moves upon the earth）。”他设定了转码的规则，将英文字母转化为摩尔斯代码，再将摩尔斯代码转为一段基因，也就是代表四种碱基的字母（ACTG）。艺术家随后将这段人工创造而成的基因转到了细菌自身的基因组中，并呈现于画廊中，而身处全球各处的互联网使用者们则可以登录一个专门的网站去远程操控画廊中的紫外线，而紫外线可以诱导基因中的碱基发生随机突变。在展览结束之后，这段基因被转译回摩尔斯代码，之后再转译为英文。圣经中的句子，代表西方宗教中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支持——人类具有对于自然的统治权，而来自网民们的随机操作使得句子变得支离破碎，或者说，至少无法组成完整的句子。观众们也惊奇地发现了基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语言，它可以被书写和修改，并且这种语言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操控生命本身。由此，作品本身的质感变得更为厚重，不似它在展厅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科幻风格的呈现。作者对于语言中的字母、符号、语义、组合、排列的痴迷由来以久，我们可以另起一篇文章叙述，但正是这种追求使得这件作品与其他仅仅着眼于技术本身或者追求猎奇酷炫的作品产生了差别。如果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那么第二部可以称得上史诗般的成功。《绿色荧光蛋白兔》（GFP Bunny）的影响力超越了艺术圈，甚至进入了大众流行文化领域之中。
▲ “准自然：生物艺术、边界与实验室”展览现场
在2000年，法国科学家的帮助下，兔子“阿尔巴”（Alba）诞生了，它的体内被转入绿色荧光蛋白（GFP，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因此能在特定光段下发出绿色荧光。此处需要解释一下，绿色荧光蛋白是一个由约238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最早提取于水母之中。艺术家希望将阿尔巴带回芝加哥的家中，与其共同生活，但是出于某些考虑，阿尔巴所诞生的机构并没有实现这一要求。因此艺术家开展了一系列公共介入，试图引起巴黎市民的关注并争取到阿尔巴的抚养权，艺术家制作了一系列海报，七种海报上有七个法语词：艺术、媒体、科学、伦理（道德）、宗教、自然和家庭，分别指涉与此事件有关的各种元素。此事进一步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并爆发了关于阿尔巴作为转基因生物是否能被认为是艺术、它的存在是否合法、人与神的关系是否在新的世纪需要被改写、基因操作的伦理问题、转基因生物是否能为自己争取权利等一系列讨论。艺术家还设置了一个网站，全球的网民都能实名或者匿名留下对于此事的看法，现在看来这无异是一份对于2000年左右全球对于生物、艺术、伦理等问题看法的文献，这一作品在科学家帮助下得以实现，也已升华为科学界的一项盛事。在2008年，三位科学家——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查尔菲和钱永健分享了化学奖，得奖原因正是发现和改造了绿色荧光蛋白。在致得奖词时，科学家将阿尔巴的图像作为案例与大家分享。在这里，一个奇妙的闭环得以完成，阿尔巴因为技术而出现，又成为了这一技术最为知名的图像符号而回到了在技术本身所处的语境中。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在这一个圆中，完成了相互消解、相互理解、最终相互成就的过程，从而成为一个最为复杂的沉淀，反映出来自人性、技术、社会等多种因素交织纠缠的过程，而阿尔巴的故事也在继续书写。
▲ “准自然：生物艺术、边界与实验室”展览现场
在2001年，第三部曲《第八日》（the Eighth Day）横空出世，将作品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荧光生物通常在各自隔绝的实验室中产生，而在《第八日》中，它们第一次集体亮相。这些生物包括绿色荧光蛋白植物、绿色荧光蛋白阿米巴、绿色荧光蛋白鱼、绿色荧光蛋白鼠等，它们被安置在一个泛着蓝光的半球，令人联想到地球。而线上的观众可以通过摄像头俯视这个充满转基因生物的空间，正如一个假想的上帝在俯视一个充满转基因生物的地球。在显而易见的上帝视角安排之下，艺术家是否也意图提问，如果地球上充满了转基因生物，那么作为非转基因的生物是否反而成为了异类？
▲ 爱德华多・卡茨，《第八日》，2001 图片来源：艺术家官网
至此，艺术家的“转基因三部曲”告一段落，然而引发的讨论从未停止，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讨论将在不同地区间切换着，此起彼伏，也并不会停止。那么当新的一轮技术更迭之时，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不仅是艺术家需要面对的，也是所有领域需要面对的，艺术家也许只是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而已。将基因等话题纳入艺术题材中通常会有几个问题。有一种倾向是将基因简单地字符化。生物信息学的存在使得人们会过于简单地将基因中的碱基等同于电脑编程的二进制问题，从而觉得生命可以简化为一本充满着字符的书，一列列线性排列，一页页顺次翻页，殊不知真正的生命从不可能如此驯服地易于解读。另一种倾向则是生物技术类的创作猎奇化。由于技术认识的时差，也许艺术家得以比普通大众早一些接触到技术，因此将其神话化、视觉化，制造出类似于科幻电影的效果博取眼球，实则完全没有真正了解到技术的本质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卡茨的作品很好地平衡了这几点，在《创世纪》中，他开始尝试将基因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理解和发散，而《绿色荧光蛋白兔》则将阿尔巴作为一个生物整体被放置在艺术语境中进行讨论，《第八日》则在制造了视觉奇观的同时质问了人和宗教的关系。三部曲之间互为补充，又形成统一的整体。
▲ 爱德华多・卡茨，《创世纪》，1999 图片来源：艺术家官网
生物技术的迭代日新月异。当“转基因艺术”在1998年被提出来时，距离CRISPRCas9基因编辑这一技术的出现尚有十余年。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CRISPR-Cas9基因编辑就已经成功占领了大众的词汇表，成为热门议题。但是，相比基因编辑技术，另一门新的学科“合成生物学”对于“生命”概念的颠覆性将更加彻底。前者是对于既有基因的修改，而后者则是从根本上合成一个新的生命。在2010年，美国科学家制造了第一个拥有合成基因组的生物。而就在2019年5月17日，来自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了论文，他们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制造了第一个全面重新设计基因组的生物。虽然这个尝试只是在微生物层面实施，但是实现在哺乳动物之上也只是时间问题。那么，神创论将受到新一轮的冲击，而艺术家也会继续回应这些新的议题，创作出相应的作品。日光底下无新事，技术的进步是无法回避的，那么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我们正在树立一系列对于科学界的生物伦理标准，而对于艺术家，或者说使用生物媒介的艺术家来说，同样需要这样的伦理标准。以“细胞组织培养和艺术计划”闻名全球的奥伦・凯茨，他在使用活体细胞创造作品的同时，也撰写大量关乎生物艺术伦理的文章。不仅面向公众阐释作品所使用的技术，以防被误解，同时也表现出艺术家对于伦理的重视性，并且积极地与科学家、伦理学者探讨生物伦理问题，这种对于生命本身的敬畏和尊重的态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 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 Kac） 图片来源：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在卡茨创作三部曲的时期，也就是2000年之初，生物技术在西方已经逐渐普及，而彼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尚未意识到生物技术将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影响自己的生活。笔者于2019年在北京策划的“准自然：生物艺术、边界与实验室”这一展览，将卡茨的第二部曲《绿色荧光蛋白兔》的四件作品以完整的逻辑呈现给观众，其中包括《绿色荧光蛋白兔》《绿色荧光蛋白兔——巴黎介入》《释放阿尔巴！》《绿色荧光蛋白兔——一只网红兔子的故事》（这件作品完成于2018年，是阿尔巴在包括小说、游戏、电影等大众流行文化中出现的视频集合），并将中国观众留言纳入到《阿尔巴留言簿》之中，继续书写对于阿尔巴这一讨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之间的看法。艺术家曾提到，阿尔巴的诞生只是作品的50%，另外50%则是公众对此的反应。在这个时间点展示此系列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面对过去的文献梳理的态度，同时也是一种面对未来的新开启。对于西方艺术家来说，基因与基督教的“创世纪”传统有一个呼应，它从物质性层面继续打破着神创论，并且将其引向另一个极端，那些手里握着移液器的分子生物学家们每天都在创造着新的物种，他们该如何与神共处？那么，对于中国的艺术家来说，如果没有宗教的影响，如何将基因这一媒介/话题更好地应用到创造里，既不过分简化，也不过分猎奇？也许就是深刻讨论基因技术与中国当下的社会、中国自身文化中的“生命”概念所能造成的呼应。抑或，以更为宏观的全球视野，去讨论全人类作为整体如何面对生物技术的迭代所带来的社会、伦理、文化、宗教等问题，后人类是一种对于当下情状的描述方式，但也许又会产生另一种新的描述。无论如何，基因将作为新的媒介开始被艺术家使用是无法避免的事实。
准自然：生物艺术、边界与实验室
2019.3.22—6.16
北京798艺术区现代文化汽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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