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艺术家“隐退”后留下了什么？

从本世纪初IBM的超级计算机华生对人类文字、语言、甚至情绪的识别，谷歌的AlphaGo大胜围棋世界顶尖高手李世石、柯洁，到2019年微软小冰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AI一次次刷新了人们对“创造力”的理解和认知。创造力，这一曾被认为让人类超越其他物种、登上食物链顶端的天赋能力，正在受到来自人工智能（AI）的威胁。

AI的指数式高速成长，让大部分人感到担忧和恐惧。尤其当人类失去了对创造力的主宰，人类与科技的主从关系便会变得岌岌可危。到底谁才是创造力的主导，似乎成了需要郑重对待的关键询问。

▲米迦勒·塞巴斯蒂安·哈斯，《燃烧光》，帆布激光雕刻，霓虹灯，250x410cm，2017

 

自6月22日至8月23日，上海量子画廊便从这些关键问题着手，举办了开幕首展——“是谁在创作”（Who’s creating？）。

 

由德国艺术家米迦勒·塞巴斯蒂安·哈斯（Michael Sebastian Haas）和中国艺术家郑达组成的双个展，旨在探讨艺术家与其所创作的具有生成能力的作品之间亲密而辩证的关系。在这里，机器似乎成为了创作的主导，在艺术家退场后依旧在画廊空间中进行着它们执着的“创作”。

 

展场中，算法、程序的控制力满溢而出，而艺术家的存在感被极大的稀释，好像算法、机器随时能够在机械性与偶然性之间创造出一段美术史的自我结构。这一点在哈斯的作品之中，异常的明显。

开幕当天启动的《感知色彩域》（Sensing Colorspace），延续了哈斯“色彩域”（Colorspace）系列一贯的能量记录方式。在墙壁上游走的机器人，通过对声音和光线的感知将周围的状况以线条的方式记录下来。线条不断累积，色彩亦随之改变，而最终，是所有的痕迹在展览结束后被切割成独立的作品。如果抽离机器人、感应装置的背景，这个过程几乎能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无缝对接。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感知色彩域》用程序、感应装置取代了波洛克对外界的感知力，而机器人则取代了波洛克的肌肉运动。可以说哈斯早在前期概念构想时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工作，他的角色似乎只是个媒介组织者。一切有关如何落实图像、如何架构画面、如何取用数据，都是机器、算法自主完成的事情。

▲米迦勒·塞巴斯蒂安·哈斯，《感知色彩域》，自制软硬件，丙烯，纤维板, 400x400x15cm, 2019

而哈斯的新作《光屋》（Lighthouse）是一件运用程序控制高能量激光的生成装置。哈斯把他原本只在工作室使用用来创作“燃烧光”（Burning Light）系列作品的激光仪器和工具，改造成了一件完整独立的装置，能在程序的指令下不断创作出全新的“燃烧光”系列作品。白色的外壁与橙色的透明亚克力，组成了将高能量激光与观众隔离开来的障蔽，这同时隐喻了艺术家对科技的控制（Control），即把具有危险性的科技装进盒子，让它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无法对人造成伤害。

▲米迦勒·塞巴斯蒂安·哈斯，《光屋》，综合材料，130x130x180cm，2019

 

和哈斯稍有不同，郑达的作品并没有完全脱离对“人”这一主体的连系，更多强调的是人与机器、媒介与环境的综合协作。无论是展出的作品《生成的线索》还是《Data Pool》，参考数据、现场环境等偶然元素，以及借助声音或鼠标的互动来完成了人机交互，这在电子元件冰冷、精确的计算中融入了某种温度和诗意。

 

《生成的线索》这件电子生成作品。它虽然完全由程序生成，却给到了观众理解作品的入口。所有观看者，都能在其持续运行15个月之久，已经产生了11000多小时数据和图片的数据库之上，观看到程序模拟生成了两个鼠标在屏幕上不停地移动、点击和追逐。在宏大的概念下，它的着落点还是个体的交互动作。

 

▲郑达，《生成的线索》，自制交互PC硬件，60x40cm（单个），2015

▲郑达，《Data Pool》，螺旋桨、微型电动机、水、Arduino、LED灯带、定制有机玻璃容器、控制系统、声音系统，200 x 60 x 35cm（单个），2018

▲郑达，《Data Pool》（此为细节图），螺旋桨、微型电动机、水、Arduino、LED灯带、定制有机玻璃容器、控制系统、声音系统，200 x 60 x 35cm（单个），2018

人或许能够适应环境的改变，技术也或许正在生成实践中学会复杂，但人在这个过程中将逐渐失去主动性。这或许就是“创作”（creating）所寓意的宿命，因为“谁在创作”（Who’s creating）的另一面，是“谁在控制”（Who’s controlling）。

尚未准备好的艺术市场

上述的“宿命论”，或是技术论，对于当代新媒体艺术家来说或许早已熟稔。但是对于藏家和艺术市场而言，却还是新鲜的。因为传统媒介仍旧是市场中的主流。创作权的交割，艺术家的退让，对艺术作品的收藏有何影响，还未能在艺术市场及藏家群体中达成广泛的共识。

 

在展览“是谁在创作”开幕后的一场名为Entangle的学者与藏家活动中，很多藏家坦言对于新媒体艺术的收藏总是难免退却。他们对新媒体艺术顾虑重重，一方面确实存在对作品理解、媒介认知缺乏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担心媒介的老化、保存、维修的问题。但最主要的，还是新媒体作品的金融属性充满未知性的问题。

 

活动上，南艺美术馆副馆长郑闻表示，“从古到今我们都在讲故事，有的人是用石头，有的用电脑、铅笔。其实工具不重要，谁能讲出更有趣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艺术作品的新旧形式从观念表达的角度而言，并无太多区别。而新媒体艺术品的维护问题，也可以通过与艺术家的合约、维护手册、实施权收藏等方式解决。

但最根本的顾虑，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艺术市场需要直面更多有关“谁在创作”的问题时，藏家需要解决更深层次的、关于艺术品收藏属性的界定。

即便是如白南准的新媒体装置，从根本而言，它的创作权依旧是握在艺术家手中的。艺术家作为个体的劳动力、时间都是有限资源，这使得作品创作迭代版本有限，自身拥有“货币”所需要的稀缺性。但一旦艺术的创作权、控制权交割，艺术家退身第二线，边际成本近乎为零的算力和机器的高速生产力，或许会引发艺术品的大规模量产。这时，艺术品是否还能维持其 “货币”属性？

 

香港巴塞尔“光映现场”项目策展人李振华认为，这一切将取决于藏家的收藏姿态和对未知的接受度：“我想说的是近二十年艺术界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画廊和收藏家的进阶。在西方你可以看到很大的一部分价值是由收藏家所创造的，比如法国勒梅特夫妇，他们已经在创造美术馆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的研究系统呈现出来。很多时候他们超越了美术馆所做的。”

 

藏家参与到艺术体系的构建与价值系统的梳理过程中，便能直接地参与到构筑未来的进程。当藏家们更为活跃、积极地表达他们个体的诉求、而非被动地接受艺术市场的价值观时，这样的反馈体系将会是未来引导艺术市场发展与建立历史关系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