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何谓跨性别（transsexuality）呢？它意味着个体对于生理性别（社会随着个人出生赋予的男性或女性身份）和主体性身份（subjectiveidentity）感知的不一致性（disparity）。这就是为什么它不仅仅包括了“似女性般认同且行动的男性”及其对立面，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增补式的、非正常性化的复杂位置，这一位置往往在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区分之外：双性别、三性别、全性别、可变性别和无性别。由跨性别实践所支撑的社会关系图景正是所谓的后性别（post-sexuality）运动：包含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运动，其成员支持性别的自愿废除。这也正是由于近期生物科学和生殖技术的进步变得越发可能。他们的计划不仅仅关注于科学技术的可能性，同时也寻求伦理上的正当性：后性别运动的假设在于，固化性别身份的社会、情感和认知影响正是完美人类解放的障碍之所在。而性别生产被废除的社会（或者其他可能性的变体，例如女性可以成为她自己孩子的父亲的社会），将会开拓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性，旨在重新经历自由、社会以及诸种情感。它将废止一切维持社会阶层分化和诸种剥削形式的差异性要素。
我们可以断言，后性别运动正是跨性别的真理之所在：事关性别身份的随意性变迁达到了其顶点——性别本身被废除了。让我们回想起马克思对于法国大革命中期的精彩分析，在1848年之时，保守的共和秩序的运作依赖于两股保皇势力（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一个“无名的共和政体”内的联合：个人只能通过成为一个共和党人来成为一个保皇主义者——正如个人只有通过成为无性别（asexual）的个体来成为一个性化的主体。
事关跨性别运动第一个要提及的要义在于，它关联起今天盛行的意识形态图景中这样一种普遍趋势：对于诸种特殊“归属”的拒斥，以及对于每一种身份“可变性”的认同。诸如Frederic Lordon这样的思想家近来强调“世界性的”知识分子内在的不一致性，这一概念旨在反对国族主义和提倡“从归属中解放”，在极端情况下，它甚至反对对于任何特殊族性或文化身份之归属的寻求，正如大多数初期的法西斯主义者一般。Lordon将这一自我宣称的无根普遍主义之隐秘归属与难民和非法移民之沉重现实做了一个对比，难民们往往被剥夺了所有基本权利，迫切的寻求任何形式的归属（例如一种新的国族性）。Lordon完全正确的强调了这样一种现实：很容易发现的是，所谓的“世界性的”精英知识分子蔑视那些本土化的人群，他们往往被视为固守其根基、认同其归属、与这些无根的精英阶层格格不入。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世界性的无根本身就是一种深刻且强有力的归属。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将这些环游世界的“游牧式”精英与绝望寻求归属的难民关联起来的事实，是极端的不合时宜——正如将富裕的、正在节食的西方妇女与饥饿的难民关联起来一样令人不堪。
并且，我们遭遇了一个老套的矛盾现实：个人越是处于边缘与被排斥的状态，他将越是有机会表达自身的族性身份和其特殊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政治正确式的思维方式：远离西方世界的人群可以完全的表达自身特殊的族性身份，并不会被宣称为原教旨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身份主义者（北美原住民、黑人等等）；而我们越是接近声名狼藉的白人异性恋男性身份，反对声则会愈加强烈：（表达）亚洲人的身份是可以的，也许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也没问题，但是至于（表达）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身份就已然遭到多种反对……然而，尽管这一事关白人身份的表达（作为一种对于他者的压迫）似乎看起来是一种罪恶，但是它却反映出这样一种基本观点：正是对于身份表达的禁令使得其成为一种普遍的中立项，从这一点出发，对于他者压迫的真相才无法被忽视。这一不平衡同样可以以倒置的方式产生影响：破败的欧洲国家期望发达的欧洲西部可以接管对于多元文化开放性的责任，从而他们可以以爱国主义的身份认同对待自身。
在跨别性运动之中同样可以发现此种张力：那些跨性别人群僭越一切规则，不断的寻求对于禁令的抵制同时又极其清醒的行动。在强迫选择之中，他们感受到现实的深深压迫（“为什么我必须决定‘我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需要一种新的空间，使得他们可以完全认同自身。但是倘若他们自豪的坚持自己“跨性别”之身份对于其他性别分类的优先性，为什么他们在同时又断然坚持寻找一种自身适合的空间呢？为什么他们对于分割的厕所不以一种英雄式的漠不关心所回应——“我是一个跨性别者，一部分是男性，一部分是女性，因此我可以选择可以进入的任何一个厕所”？难道“传统的”异性恋不是也有着同样的问题，他们时常不能在预先规定的性别身份中认同自身？我们甚至可以断言，成为一个男性（或者女性）并不意味着某种身份认同，而是更倾向于避免一种具体的身份现实……我们可以轻易预言一种新的反-差异的需求之呈现：为什么我们婚姻一定要在两人之间而不是更多呢？是什么使得婚姻的二元划分合法化？甚至为什么不能与动物结婚？——特别是当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动物情感的细节，对于与动物结婚的可能性的排除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种群区分，一种对于人类族群优先性的不公正声明吗？
走出盲谷（blind valley）只有一条途径，这正如我们对于垃圾分类的处理一样。公共的垃圾桶现在越来越细化：我们有为纸张回收设计的垃圾桶、为玻璃回收的、为金属罐头回收的、为塑料回收的等等。即使这样，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困扰：如果我需要扔一个防水的纸袋，或者带塑料塑封的笔记本，我该将它们扔到哪个垃圾桶？难怪垃圾桶上面往往有些细节的说明：纸张、书籍、报纸等等，但从来没有标明带有硬质封面或者塑料包装的书籍。在这些情景中，寻找到合适的垃圾分类往往需要阅读所有的说明文字从而选择合适的分类，需要花上半小时或者更多。为了更为方便我们需要一个放置其他杂物的垃圾桶，我们可以丢弃一切其他不适合之前分类的垃圾——我们单独拥有了一个处理诸如纸张、塑料等等特殊杂物的垃圾桶，称为普通垃圾桶（general trash bin）。难道我们不应该对于厕所设计采取同样的对待吗？因为没有一种划分可以满足所有的身份需求，我们可以在两种（或三种）厕所分类之外再确立一件为“普通性别”（general gender）设计的。
对于这些试图尽可能详细的划分来说，它们无效的原因并不是某种经验上无法穷极的、抵制区分的身份特征。事实恰恰相反，原因在于诸种性别之间的差异乃是“实在界”本身，是“不可能性”（因为他们抵制划分）以及“不可避免性”的化身。诸种性别身份的多样性（男性、女性、同性、双性、跨性别等等）围绕着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内在对抗构型。Homosexual被确立为男性，lesbian被确立为女性，跨性别者确立了两种性别之间的一条通道，是两者的结合，双性又漂浮在两者之间……每当我们试图确定一种身份，总是在别处存在对立的一方。
这就是为什么强调今日之诸种对立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于性别差异之符号性身份的强迫接受，旨在抵抗社会解体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完美的跨性别实践，将性别差异分散为一种多元形式。一方面同性恋之间的堕胎和婚姻权利被社会所认可，被视为一种明确的道德进步；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愤怒的恐同运动和反堕胎运动。
着手处理这一对立的错误在于寻求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相反，我们应当坚持两个极端之间的共同点：一个消除性别差异之对抗的和平世界，或者是一种清晰的、固化的性别之等级制划分，或者是一种去性化的、性别多样的天堂。不难辨别，这一完美世界构想的真理在于消除社会对抗，或者换句话说，消除阶级斗争。
译自：published in the Slovene journal Mladina 16 on 22. April 2016, translated from Slovene to English by Simon Gros on 23.April 2016, awailable at: http://mariborchan.si/text/articles/slavoj-zizek/sexual-is-political/
本文转载自拜德亚（Dpublishing），文／斯拉沃热·齐泽克︱译／戴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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