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2020年第五届OCT凤凰花嘉年华的重头活动——OCT TALK“吹水集：林间十问”，在深圳华夏艺术中心举办。论坛以问题的形式展开，艺术家徐坦是当天的10位演讲人之一，他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自然的哪一部分？
以下为演讲实录整理，发表前经过演讲人的审校，文中用图，如无特别说明，均由徐坦提供。本文编辑：黄紫枫、郑昕安（实习生），头图摄影：陈思敏。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听到“自然”、“大自然”或者是“我爱大自然”这样的说法，包括在一些学术性的讨论、写作里也常常出现关于“自然”的概念，我总在想，既然“自然”这个词这么重要，它究竟是指的什么呢？
我给自己作了一些定义上的明晰，觉得有三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当我们在说自然的时候，人类算不算自然的一部分？我想，既然自然是天地万物，那就应该包含人类——人类对环境的折腾、灭绝其它生物，都是大自然运行的一部分。
第二，很多人常常说“我爱自然”，“要保护自然”，或者一到节假日就要出去看看大自然，所有这些话的背后都意味着自然不是我们的，在这种意识里，“自然界”是不包括人类的，而是和人类文明相对的、“野生”的那个世界。因为按照第一个说法的话，我们人类坐在室内就已经是自然的一部分了，又何来”出去看看自然“呢？
2013年，我采访了一个设计师，他在顺德开了一个园子，还种上了一些他喜欢的植物。有一次他出差几个月，回来后发现，园子里所有他喜欢的东西都看不到了，反而长出来很多从没见过的植物，他才领悟到，原来自然就是不按照我们人类愿望而发展和存在的东西。曾经还有一位建筑大师（柯布西耶）说过，建筑学很大的一部分功能就是要把人类从野性的自然之中保护和拯救出来，现在拯救的结果却好像反过来了，我们开始建国家森林公园，拯救“野性的自然”。
第三，虽然我们常常把自己从自然界中“拔高”出来，但是科学家发现，人类和自然中的许多物种有着相似甚至是共同的基础性结构，比如细胞、DNA、RNA、基因等等，我们人本身，就是动物性的物种。
也正因为我们与其他物种共同的基础性结构，这次的疫情中，病毒才会轻而易举地从动物身上进入到我们身体，给人类带来灾难。疫情让人产生了一种所有人都被打回原型的感觉，我不知道人的原型是什么，但当人类开始因为害怕失去生命和健康而焦虑时，我突然意识到，“想活下去”这个欲望其实存在于所有的动物，或者植物物种之中，所以，我想问——人是自然的哪一部分？
▲ 《社会植物学》，在广州疍家居住地调研
我会从我的工作说起，2013年，我开始了一个叫做“社会植物学”的项目，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大量采访以及调查，希望探讨在当今社会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在个人和社会意识中，种植、植物界和环境状况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个主旨，我在2013年和2014年期间，跟珠三角近百人进行过谈话，其中包括农民、苗圃行业工作者、政府园林以及城市建设领导部门的专家和官员、拆迁户市民、城市自发种植者、进行种植的艺术工作者、以及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学家等等，并以访谈和调查的内容为基础，在农业种植和种植者、城乡建设及绿化种植、居民自发种植运动三个方向上展开研究。
在农业种植的调研中，我在顺德、四会、韶关等地的农村都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一些农民跟我谈论问题的时候，他们多次提到一个词——“自由”。我感到很诧异，这和我们设想他们会对大自然作出的解读很不一样，为什么农民老是在说“自由”这个词呢？我开始回看现场的记录，留意在他们的话语中自由是什么意思，我总结了一下，他们一共提到了以下这些条件：
首先是饮食的不匮乏，我遇到过一位睿智的老农，他和我说：“自由最重要的是要够吃，无论你多“自由”，一旦人存在于饥饿当中，是完全没有自由的感觉的。”听完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一直在说自己感到很自由，因为现在粮食够了。
第二点是一位大姐说的，要能掌控自己工作的时间。她今天不想下地上山干活，就可以随心在家休息，在城市公司里打工就不行了，要遵守上下班时间，那就失去了自由这一感觉的基本保障。
▲ 《社会植物学》，在韶关乡村现场调研
第三是农村的销售和税收政策的放宽。过去，在改革之前，除了每年定时要交公粮以外，有时还要交“任务鸡”，改革开放之后政策相对宽松了，现在农村不仅不用交公粮，而且卖粮食也不收税。
另外是乡村不错的环境和山区空气，都会添加自由的感觉。而且他们知道有一个概念叫做“负离子”，那位老农和我说：“我们农村环境好，山区里有多少的负离子啊”，他还特别诗意地讲：“每当傍晚的时候，我坐在山坡上，看着夕阳，感觉非常舒服安定”，这反倒让我想起了陶渊明或是古代的文人骚客是如何享受自然的。
有一位农民和我讲，自由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跟私有有关。当一个人拥有了一定的土地私人使用权，比如这块地是你的，你有房子有地才能享受自由。那些出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无论怎么劳动，他们的自由感都会非常匮乏，当他们回到村里，呆在自己的房子和地里的时候，才能再次感受到自由。在这个“私有”的基础上，带来了劳动的自主意愿，工作为了自己本身，从而产生自由的感觉。
最后有一点很重要，一位女农民说到，为了维护你的自由，你一定不要多管闲事，不要搞事，有吃的就好好吃，有生活就好好享用。
▲ 《社会植物学》，在银川乡村现场调研
后来我想了很久，这些大叔大婶大嫂他们谈到的自由，跟我们讲的“公民自由”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我们农民朋友说的自由，是一种更关乎身体，和“近身”生存空间保障条件下的“自由”。这很像是我们打开动物园的门时，动物向山林窜逃的本能，是生命本身所需要的最基础的保障，和身体周遭安全相关的一种保障，也就是近身空间的安全。有了近身空间的安全，有了足够的生活资料，你才会觉得自己有可能享用一种自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和生命本能相关的自由，我称之为“动物性的自由”。
▲ 《社会植物学》，录像截图
我们人是一种动物性的物种，这绝无贬低的意思。而这种动物性自由还与我们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和动物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我们最早的祖先伏羲女娲都是半动物半人，和古希腊的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神都是“高大上”的人，比如维纳斯、宙斯……在我们的语言中，几乎任何的行为都可以找到用动物的行为作为类比——比如说“狐假虎威”、“狡兔三窟”……我们常常形容最亲近的人，会叫他们“猪猪”、“狗狗”，并不会觉得自己是比动物高一等的。
▲《当妈妈迷失在林中，谁在与她说话》，四会
对我来说，在“动物性自由”这一词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便是逃逸的本能。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概念叫做“逍遥”，古代很多文人在政治环境不好的时候便会隐退山林，归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为孤傲的独善其身者，笑傲江湖，卧虎藏龙。他们不屑于和“恶”的生活发生冲突，更罔论还要在其中熬日子去改变生活。西方是强调大家团结起来，声张某些好的理念，我们的文化却把逃逸的人看成是高人，是超越了的，不会呆在不良的社会环境里面消耗自己。所以，“隐”，成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样的概念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影响了我们传统的美学：我从小看国画山水，总有一种非常寒冷的感觉，比如看到《寒江独钓》，大雪茫茫的寒江之上，一叶孤舟，一个戴着斗笠，看起来像个文人的人坐在小独木舟里钓鱼，这是一种至高、至冷的美。我认为在全人类的艺术中，这是独一无二的美学，仅仅是中国绘画中独有的。而对这种孤而寒的美感的崇拜，慢慢扩散到全社会，比如我采访的那位农民大叔傍晚时分站在高高的山坡上，看着夕阳下的周边环境，是不是给他带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美感和超越呢？当知识分子的“独醒”姿态转换成一种至高至寒的美，我会称之为的典雅版本的“动物性自由”。“动物性自由”的社会价值由这种至高至寒至美的美学伴随至今，经无数辈传播已经延伸到了整个社会，数千年以来一直影响了我们的政治态度，是“鸡犬化”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也是“自由”，和动物性自由的差异。
▲ 《当妈妈迷失在林中，谁在与她说话》，京都
那么，是否享受“动物性自由”的生命体，在受到攻击和肆虐的时候都不会反抗呢？也不是。我们从动物行为来看，特别是草食性动物，他们对于身体，或者近身空间受到攻击和侵袭的时候，会做出激烈反应，但都是被动的。我有时候看电视，当猎食者的狮、豹等动物，去捕食草食性的动物群体的时候，被捕食者都会惊恐的奔逃。但我偶然也看到那些长着长角的动物，它们偶然地反抗一下却取得好的成果，我老想，它们如果团结起来，协同抵抗肉食兽的捕食，不是很好吗？但是生物本能的行为却是逃走。它们不可能团结起来反抗。
当狮子猎食并且吃饱了之后，暂时收敛了攻击性的行动，会趴在一群草食性动物不远之处休息，那些草食性动物也不逃走，就处在一个很祥和的共处环境里面。如果它们成群结队地一同向狮子冲去，争取一下自己的权利会不会好一点呢？后来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动物性的生命基础意识决定了事情的结果。当狮子吃饱了，我们斑马、角马是安全的，就不要去惹事。好好吃草，这么肥沃的草原，要好好享受自己的日子。忘掉过去，也忘掉未来，即使未来还有可能发生新的猎食活动。人类的历史反复说明了和动物活动的相似性，人们常常在邪恶势力面前毫不作为，束手就擒，或是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一旦灾难过去了，当时的危机会被快速遗忘，留下一段记忆的空白。
▲ 《社会植物学》，录像截屏
我开始使用“动物性自由”这个概念以后，遭到一些艺术行业的朋友，尤其是西方艺术圈朋友的批评。这个词的英语Animalistic Freedom 是一位中国朋友翻译的，我想难道因为翻译不太成功？或者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批评我用这个概念的人，他们的反感是不是主要从“动物性”这个层面来对人进行描述？认为这种表述有失人类尊严，有一种降级的感觉？一位纽约的老朋友说：“你可以尝试用自由的不同类型来描述这个概念，比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将自由分为四个层次，其中第三层是关于欲望，我查了中文叫做’免于匮乏和贫困’的自由”。恰好因为有这些相似性在里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解读一些人类行为可能更有意思。
我进行的社会性研究显示作为动物性物种的人类，我们可以在动物的行为上解读到人类诸多行为的生命层面上的一些根源。基于此视角，可以是人类研究的一种方式，一种溯源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改变，假设我们在基础的行为上确实难以摆脱生物性的影响，我们又不喜欢的话，可能在未来，我们得呼唤一种意识中的、理性的“自由”，这样能够使我们从生物层面的“动物性自由”中超越和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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