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宇红︱身体，女性主义与当代艺术

关于艺术问题的几点解答（七）

身体，女性主义与当代艺术

文︱何宇红

在今天，叙述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女性，身体，女性主义艺术......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东西，都让人们或规避远离或恶语相击。有很多的历史原因，还有很多正在进行正在层出不穷，正在酝酿正在路上的原因。很难！难的不是主题本身，难的是分不清出现在其中的作品和人，哪一个是真正的陈述者和承载者，而不是偷梁换柱，蹭热点，别有用心，甚至敌意之人。在艺术层面上，当我们谈论身体和女性时，是希望把它们假设为一种媒介，来试图发现在其中是否还有可以进行创作的可能性，建立一个主观能动性的作场，重新出发，随时对付可能出现的对立因素（乌托邦主义只是一种不现实的麻醉）。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设想的，我们建立和维护所有的假设是为了让我们即使在作品缺席的情况下仍可以死而复生。

身体和女性是精神分析学科的两个无法绕开的研究主题，这两个课题的产生和结果，自当初人们开始有研究它们的意向时起并命中注定。在此过程中，我们似乎一直逃脱不开弗洛伊德的分析。那些超越语言，超越表述的部分，到最后一定会归总到女性的身体和其欲望的神秘性上，它们被称作女性的性兴奋，生存的驱使和对死亡的恐惧等等。那么，最终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笔账似乎永远算不太清，我们也没有得到更多清晰的图标。然而，我们难道因此就该放弃审视和整理，甚至封尘选择遗忘吗？

以此出发，我倒觉得从艺术的当代主体性入手，或许可以窥见个中端倪；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借此来关注和讨论大家一直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当代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是否与当今时代的文化语境所契合，以及这种契合是否重要的问题。这并不是故意而为之，而是在我这几年的观察，研究甚至实际操作中被自然地带到了这个视角点。简言之，当你能够感觉到作品本身的真正在场时，你所面对的一定不是那些漂亮的陈词滥调，庸俗而（渴望）迎合的标签化成品，而是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驱使所迸发出来的东西，身体与精神的双向轨道，与周遭物景的对应关系等等；其中，女性和她们的身体是其中最敏感和先行的部分。

▲ “Rest Energy ”，Marina Abramovic

艺术的阐释被心理和精神分析介入，弗洛伊德功不可没；他及他的理论的出现将此推向高潮。弗洛伊德本人甚至亦是介入到他自己的著作形成过程中的，这也给当代艺术的诠释提供了最好的范例。顺便说一句，这些在汉语世界里同类学科的操作中基本上闻所未闻，也想都不敢想；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学科文本，要么隔岸观火要么隔靴搔痒，要么居高临下要么猥琐迁就。我们没有像弗洛伊德这样的实践者，包括像他的精神分析（包括临床病例）能够被广泛引用在视觉艺术，电影和文学的创作及译义中。我们从他的传记和历史记录中还知道，弗洛伊德也是一位古典艺术的收藏家，从他对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和威廉·詹森的格拉迪瓦的精彩论文，可见一斑。当然，还有他著名的也是最基本的“恋母情结”概念。总而言之，艺术一直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最佳佐证和依据；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主体性表达的精神与实践的指标，是个人在应对和处理他的冲动和欲望时行为所能触及和应该点到为止的极限。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精神分析领域，艺术以它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如果我们真要对此进行评价或批评的话，那就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艺术家创作作品时的上下文关系，特别是材料，媒介和艺术手法，以及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关系，与那个让他们启动对话启动创作的艺术史的关系。忽略这一切，仅限于作品内容本身，无论哪种精神分析还是与此有关的艺术分析，都是草率甚至是野蛮的。

▲ “Freeing the voice ” Marina Abramovic

然而，有趣的是，当有一部分人开始接受艺术创作中精神分析的介入时，他们则直接将艺术家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和由此引起的艺术家的生理或精神的疾病直接与作品的内容来对照，他们甚至可以在作品中看出艺术家的厌食症和精神分裂症；这种矫枉过正和牵强附会的阅读法让人哭笑不得，也是经验主义的诟病。仿佛在艺术品和艺术家之间，只有一个关系和一个世界。稍微好一点的，开始放眼望去，与时代和社会同步，解读作品的话语貌似有所拓展，但非常不幸地却带来更多其它的问题，比如，只要一位女性艺术家做行为艺术或以身体为主题来创作，就基本离不开这些被解读的节点：女权主义，坏女人，被男人抛弃了，精神受过刺激，同性恋，Metoo分子…..嗬，还真不少！艺术有这么大力量吗？在某些人看来有，并且给予赞颂或妖魔话，与妇联们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不相上下。一时间，女性们的励志鸡汤甚至也加强了艺术的励志篇。所有人欢饮鼓舞，异常亢奋。直到有一天发现，人们避而远之，谈虎色变。艺术被盖棺定论了嘛？艺术曾经给命名过吗？谁命名的？它的任务是什么？没有任务。特别是当代艺术，它在各种新的探索中还没有被任命过，它不附属于任何东西，它的生命力在于对未知的探索，对未来的考虑。以此类推，一切关于女性和女性身体的艺术也是如此。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艺术家有：娜扎瑞特·帕切科（Nazareth Pacheco），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等人，以及她们的艺术旅程。身体和女性，只是一些场所一些领域一些现象和一些话题的临界点，她们告诉过我们她们的作品和它的主体具有到达极限的可能性了吗？她们的作品给予了明确的暗示和指向了吗？那么，她们到底让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她们到底想说明什么呢？

▲ Untitled，Cindy Sherman1993

事情确实变得越来越不简单；或者本来就没简单过。就算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界泰斗也难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命运。他所认为的“女性是被阉割的男性”一说，将自己的学说最终葬送在“男性生殖中心论”的泥潭里无途可返，这种僵局直到拉康主义的出现才有所缓解。拉康的主体建构过程和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至少带来了三方面的意义和影响：一，改变了对性别问题的认识，单一的性别主体论开始为个体和具有差异的主体群体所取代；从而性别（主要是女性）构成中的语言属性也得以凸显和昭示；二，拉康的“象征秩序的阶段划分”为女性主义批评和研究的性别语言之源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理论指向。三，女性主义批评因为吸收了拉康的语言先行论，自此将语言表述与女性身体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身体写作和女性化语言等理论主张。

拉康的理论对女性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以及女性主义分析和批评等方面都带来了从意识，认知到语言方法论的深远影响。去年我们介绍到中国的法国当代女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以及她的著作论集 « 两性 »便是在欧美女性主义领域最得到认可的实践和研究成果。福克曾经是拉康的学生和追随者，甚至曾经有过合作，但后期则产生了分歧（福克不是唯一的分歧者）。原因仍然纠缠在拉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象征秩序及主体性构成”论上面。与拉康只强调女性身体异质性的匮乏论不同的是，女性主义批评者们更关注“俄狄浦斯前阶段的母性”关系，强调这一时期的符号特质的延留对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福克的两性著作中有极为详尽的阐述（第一辑）。因为拉康的最终定论所导致的另一个局面则是，无论女性写作还是女性艺术创作都只被看作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只为争取或取代话语权的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必定进入一个致命和尴尬的境地：无视女性本源所具备的天分和才华。

▲ “奥林匹亚”,马奈，1863

让我们回到1866年库尔贝的作品“世界的本源”吧，那个第一次完全打乱了统治了艺术观看者若干个世纪的审视习惯的“女性身体”。根据拉康的说法，它打破了“女性的美丽是用于舒缓和给予观众以安抚”的审美规则，以此反对十九世纪前被普遍认可的女性只是作为视觉艺术参照物的证词，这种功能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符合当时文化和文明的价值；那个时代，女性既不是女人也不是母亲，她是一个没有性别特征的纯洁的处女，她怀里的孩子也不是孩子，而只是一个明灯般的神职符号；甚至为避开人性特征，整个绘画艺术界都在全力以赴地刻画衣衫，酒具，器皿，水果，云彩和动物。直到有一天库尔贝彻底地掀翻了这一切。无独有偶，在此之前不久，马奈已经小试牛刀，那就是他完成于1863年的作品“奥林匹亚”，一个裸体女人直接了当地面对着观众，她不仅不是神话中的圣女，而且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甚至看起来非常艳俗的女子（据说奥林匹亚是当时巴黎妓女的俗称）；库尔贝的裸体没有面部，而马奈的裸女有，貌似面向观众，但她的的眼神却是越过观者，投向到远处某个不明确的方向，她的姿势甚至是（大逆不道的）自我欢愉状。她（包括库尔贝的她）不再作为视觉艺术的参照物和被窥视者；相反，她们在窥视着，观看着，审视着站在画作前面的人。马奈和库尔贝都同时解构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女性的身体在艺术中的位置。

▲ Étant Donées, Marcel Duchamp

这两幅作品的出现几乎不分前后，这是某种偶然也是必然。西方艺术史走到此刻，在此之后所催生的所有前卫艺术便有了其强有力的注脚和根基。问题的节点其实一直到五十年之后才由马塞尔·杜尚提了出来的，即艺术的“看与被看”的问题。1917年他弄出了“泉”，那个男人们用来溅出液体的小便器便是对这个问题的现实回应，并且开启了当代艺术的观念介入，观众介入，去美学，媒介化时代和非标准的零起点。因而被冠为“当代艺术之父”（尽管他自己彻底否认这一点）。而其登峰造极的作品其实是在自库尔贝“世界的本源”之后一百年所创作的装置作品“给予”（1946至1966年）。观众可以从墙上一扇门的洞孔中发现一个无头的女性裸体，她躺在一堆乱草中间，左手握着一盏灯，双腿打开的姿势酷似库尔贝的裸女。围绕杜尚的这幅作品有很多的故事和版本，这些不是本文的叙述范畴；撇开所有妨碍视听的枝杈，大家达成共识的，是杜尚对库尔贝艺术视觉革命的致敬。对于杜尚来说，艺术只是现实的寄存器，它与目的性，功能性无关。在我看来，它更与广泛意义上的政治行为无关。艺术中的女性也好，身体也好，一并如此。女性艺术家们并不是利用某个意义作为杠杆来创作自己的作品，而是她们或她们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的承载体来阐释和记载她们所处的时代；这是远远超出了女权主义话语的工作，她们同样跟其他的艺术家一样，只是作为媒介，在时代，区域，宗教等等因素的桎梏和框囿下，通过艺术的方式引导人们跨越过去，认知现在，眺望将来。在身体，女性和男性之间，我们应该同时选择三者。

作者简介
何宇红，法国亚洲艺术家联合会UAAF创始人。旅法华裔作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资深媒体人，全法记者协会会员，法国独立民主联盟UDI成员以及国际女性运动的倡导者。组织策划过数十场国际大中型艺术展览、拍卖会等项目，撰写出版有长中短篇小说《请不要去教堂寻找上帝》、《乘着空空的帆船去流浪》、《夜眼》、《自杀者》等；音乐剧剧本《石头的家书》，艺术评论《将艺术镶嵌在生命的总背景之中》、《当代艺术的峰回路转》、《基弗：废墟神话的缔造者》，《马塞尔杜尚奖及其文化反思》以及世界当代著名艺术家的三十余篇访谈传记等等。作品及言论见诸于国际各种专业文学艺术杂志、网站及媒体诸如雅昌艺术、凤凰艺术、凤凰卫视、画刊、RFI（法广）、TV5（法国电视五台）、芙蓉、人民网、新华日报等等，文字除中文之外，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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