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宜不宜称先生？
文／苏子建（思庐哲学专栏作者）
2024年11月24日，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叶嘉莹辞世，享年100岁。
这一消息引发了广泛的悼念与讨论，然而，媒体和公众对她的称谓——“叶嘉莹先生”——再次成为争议焦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生”一词常被用作对学者、教师等的尊称，性别不限。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称谓的性别含义逐渐模糊。2021年，《感动中国》节目在颁奖词中称叶嘉莹为“先生”，引发了关于性别平等和语言使用的热议（澎湃新闻，2021）。支持者认为，“先生”是对德高望重学者的尊称，体现了无性别的崇高，而反对者则指出，这种称呼在现代语境中可能隐含性别歧视，甚至用词混乱。
支持“先生”称谓的人强调其文化意义，认为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先生”历来指代具有学问、品德和社会贡献的大家，无论男女。例如，林徽因、冰心等同样以“先生”称之，这是传统敬语对卓越贡献的承载，与性别无涉。但反对方则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发难，援引语言学家周有光（2003）的观点，认为称女性为“先生”并不符合理性，也无法避免混淆。他们质疑，为何女性的学术权威必须通过借用男性称谓来体现，这是否暗藏着传统社会的性别偏见？
这场争论的背后，不仅是语言的文化积淀问题，更折射出现代社会对性别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话语体系的反思。称谓的背后，是语言如何体现权力和文化，是传统与现代如何对话。正如哲学家福柯的语言观，语言不仅传递意义，也建构秩序（Foucault，1972；1981）。对于叶嘉莹这样的文化巨匠，其称谓之争不仅关乎个人，也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缩影：语言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承载传统的尊重与现代的平等？
看似简单的称谓争议，其实是复杂的文化问题的投射。就像《信条》中的因果悖论，语言使用既是文化的结果，又塑造着社会观念。究竟是坚守传统，还是向性别中立迈进？争论或许暂难平息，但它提醒我们：语言不只关乎表达，更关乎我们对社会权力与文化价值的认知。
1.“先生”称谓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语义
“先生”这一称谓，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意涵。从古代社会的教育者到现代学术大家，语言的演变不仅是表达的需要，更是社会观念的折射。然而，置于当代性别平等的语境中，“先生”是否仍能保持其“无性别”的光环，值得探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生”多用于指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先生”更多是一种对文化、学术或社会贡献的敬意，而非性别标志。
进入近代，“先生”逐渐被纳入现代文化体系，新文化运动时期尤其如此。当时，知识分子兴起，对西学的追求与对传统的革新并行。鲁迅、胡适等人提倡的“先生”称谓，成为表达学术敬意的重要形式。无论男女，只要有学术地位或社会贡献，皆可享受“先生”之礼。例如，林徽因、冰心被尊称为“先生”，即是其卓越成就的直接体现。
然而，语言演变的进程往往并非线性。在当代语境中，“先生”的性别中立属性似乎正在弱化，逐渐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属。这种语义变迁，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对性别的文化预设。例如，当一个女性学者被称为“先生”时，人们可能需要额外的解释以消解性别错位带来的语义冲突。
这一现象背后，潜藏着学术领域“男化”倾向的缩影。学术场域中，男性形象常被默认为权威的象征，而女性则需通过更高的努力争取对等的认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作为对女性的称谓，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其是否借用了男性权威的象征。这种错位，不仅引发了对称谓本身的质疑，也引出了对更深层次文化偏见的反思。
不仅仅是“先生”，类似的称谓问题在其他领域亦屡见不鲜。例如，“主席”（Chairman）一词，在国际性别平等运动的推动下，逐渐被“Chair”这一性别中立词汇所取代。同样，在许多国家，曾经默认男性的称谓正在向性别中立转型，譬如“消防员”（fireman）被“消防员”（firefighter）取代。语言的变迁，不仅体现了社会意识的觉醒，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对性别平等的追求。
对于“先生”这一称谓，其历史语义的多元化与当代语境的性别化，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文化张力。一方面，“先生”代表着中华文化中对知识分子和学术成就的敬重；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性别意识的觉醒，要求语言表述更具包容性和中立性。二者之间的平衡，既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也是文化与社会的融合。
正如福柯所言：“权力的运作依赖于语言，而语言通过话语规则强化或抵制某些社会现象。”（Foucault, 1972）称谓的性别化倾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调整，更是社会文化深层次权力关系的表现。当我们审视“先生”这一称谓时，除了它的文化传承意义，更应关注其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适配性。
2.支持“先生”称谓的理由
在关于“先生”称谓的争论中，支持者的立场根植于对文化传承的理解以及对学术权威性的尊重。他们的观点在语义、传统和象征层面上，试图为“先生”这一称谓赋予中性与普适的价值观。然而，这样的立场是否足够坚实，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剖析“先生”的文化意义和实践案例来探讨。
“先生”一词历经千年的文化沉淀，已然成为一种象征，脱离了最初的性别限定。作为敬称，“先生”强调的是学术和德行，而非性别。例如，林徽因不仅以建筑师的身份闻名，更被称为“先生”，是因为她超越性别的才华和贡献。这一称谓在特定语境中，早已化为对卓越成就的高度评价，而非简单的语言性别标识。正如语言学大家王力言，“语言的发展，是词义、语法和音韵的综合演变。这些变化总是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王力，1957）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先生”承载的不仅是语言符号的意义，更是社会对智慧与知识的敬畏。比如，今人也习惯将才女李清照就被尊为“易安先生”。这样的称谓彰显了一种超越性别的学术平等观。现代社会推崇性别平等，而不完全抛弃历史遗产，这或许是对传统与现代的兼容性实践。
支持“先生”称谓的人认为，其核心功能在于传递权威性，而非性别属性。在学术领域，称谓的作用往往超越性别，更多与成就挂钩。在这种语境中，“先生”成为一种对学术贡献的承认，而非对个人性别的暗示。例如，冰心以“先生”称谓见诸史册，这并未影响她作为女性的社会身份，却凸显了她在文学领域的地位。
支持方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先生”具有高度普适性。相较于“女士”或“小姐”这类明显的性别化称谓，“先生”更能淡化性别因素，聚焦于成就本身。在这一点上，“先生”可能是一种语言策略，它试图通过中性化的表达，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学术话语权。支持方会认为，这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国际学术场域中采用性别中立称谓（如“Chair”）的实践，它意在避免性别化语言对权威性构建的潜在影响。
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和符号。通过“先生”这一称谓，女性学者得以进入传统文化所建构的尊敬系统。这种承载不仅是一种个人荣耀，也是对女性成就纳入主流话语体系的象征。比如，叶嘉莹老师自己也提到过沈祖棻先生（著名女性词人）。
支持者认为，这种语言实践其实是在消除性别不平等现，即“先生”不应该只冠以男性。就如鲁迅先生写《记念刘和珍君》，在古文中，君一般是男性尊称，鲁迅在当时对女性学生称为“君”，本身就含着尊敬以及性别平等观。
更重要的是，“先生”在中文语境中承载了丰富的隐喻与象征意义。它不仅是一种学术权威的符号，还代表着中国文化中对“教育者”这一身份的最高敬意。这种符号性使得“先生”超越了性别对称谓的束缚，成为某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尽管“先生”这一称谓被支持者赋予了诸多意义，但其在当代实践中的复杂性也需要引起注意。在一个对性别问题日益敏感的社会中，传统称谓的延续可能无意间忽略了性别意识的觉醒。即便如此，支持者依然认为，通过合理的语境建构，“先生”依旧可以作为一种性别中立的称谓存在。这需要的是社会对语言多样性的包容，以及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刻理解。
3.反对“先生”称谓的批判
“女士宜称‘先生’”这一问题在支持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引发了对性别平等的深刻反思。从语言表达的性别符号到权力结构的隐形再现，反对者的批评指向了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问题。他们的主张，不仅是对称谓的语义解析，更是对女性身份在语言和权力体系中地位的深刻追问。
女性通过辛勤努力获得的学术或文化认可，却需通过一个日常中代表男性的称谓来体现其权威性，这无疑是现代社会性别平等的反讽。一方面，这种现象似乎承认了女性在学术领域的突出地位；但另一方面，却将这种地位与男性符号绑定，仿佛只有借助男性化的表达，女性的贡献才能获得足够的尊重。
这种现象恰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他者化”现象：女性的身份与地位，往往通过相对于男性的语义和话语框架而确立（Beauvoir，2011）。称女性为“先生”或许表面上具有尊重之意，但实质上强化了男性作为默认权威象征的文化结构。这一隐形的不平等，反映了语言与性别权力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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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
语言的核心功能在于清晰表达和减少歧义。然而，当女性被称为“先生”时，这一称谓可能在部分语境中造成混淆。例如，在新闻报道中使用“叶嘉莹先生”，对不了解她的读者而言，或许会误认为这是对一位男性学者的描述。语言的不清晰不仅削弱了表达的效率，也潜藏着语义上的性别偏见：为何对女性的最高赞誉，需要模糊性别属性？
女性为“先生”既不符合作为语言系统内的性别规范，也削弱了女性身份的明确性。这种矛盾，折射了传统语义在现代社会中被重新解读的张力。语言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权力的体现与延续。在福柯看来，语言既是社会权力的结果，也是其施展的场域（Foucault，1972；1981）。“先生”这一称谓在学术与文化领域中长期与男性权威绑定，这意味着，女性在获得这一称谓时，不得不接受其中嵌套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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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
当女性被称为“先生”时，她们表面上进入了文化尊敬的象征体系，但实际上，这一称谓本身已是男性化权力话语的一部分。称谓的“中立”看似削弱了性别区分，但这种“中立”反而遮蔽了男性化语言体系对女性身份的吸纳与再生产。事实上，古代诸如卓文君、谢道韫、蔡文姬、李清照这些文学名家在当时也都未被称为“先生”。
反对“先生”称谓的人并不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但他们认为，这种传统需要与现代社会的性别平等理念进行对话。例如，现代职业称谓中，“Chairman”逐渐被“Chair”取代，正是为了避免性别化的语言对权力表达的影响（这一点与上文支持者观点相反，因为“先生”并不是一个完全中性词，它日常生活中是指男性的）。在中文语境中，类似“教授”“学者”的称谓，是否可以逐步取代“先生”，从而实现一种既尊重传统又契合现代平等观的称谓策略？
进一步说，“先生”这一称谓是否需要重新定义或限制使用场域，才能避免其隐含的不平等意义？这是一个需要多方共识的问题。语言的演变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共同推动，而这种推动，必然建立在对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的深刻反思之上。如果说“先生”这一称谓的问题核心，在于它隐含的性别权力关系，那么反对这一称谓的更深层呼唤，是对女性主体性的重建。在语言表达中，女性不应通过借用男性化符号获得权威，而应通过一种更加明确、平等的方式获得文化与学术的认可。
反对“先生”称谓的声音，并不是对“先生”所代表含义的否定，而是一种对文化与性别平等对话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涉及语言的革新，更关乎社会对性别意识的深层转型。
4.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称谓与身份”
语言是权力的映射，而称谓则是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投射。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先生”这一称谓表面上尊崇学术贡献，但内在却潜藏着对性别隐形化的默许。这种矛盾并非语言问题的孤例，而是社会文化对性别权力分配的深层反映。
女性主义理论指出，语言系统中的性别隐形化常常忽视或消解女性的主体性。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称女性为“先生”不仅是一种身份标识的模糊化，更是对女性成就的一种性别化置换。换言之，女性的文化贡献必须通过男性语言框架来体现，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主体性在学术语境中被掩盖甚至否定？
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性别”理论强调，性别并非一种自然属性，而是社会话语建构的结果（Butler，1990）。将“先生”这一男性主导的传统称谓应用于女性，虽似乎强化了她们的学术权威，但同时也让她们的身份在性别体系中模糊化，进一步固化了男性话语的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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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性长期被定义为“相对于男性的他者”，即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体系中，女性的价值和身份往往依附于男性话语（波伏娃，2011）。将女性称为“先生”，虽意在彰显她们的学术成就，但实质上强化了男性符号作为文化权威的象征。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而是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分工的映射。波伏娃的观点揭示了“先生”称谓的潜在矛盾：在看似尊重的语言背后，隐藏着将女性文化贡献归入男性话语范畴的逻辑。这种逻辑表面上中立，却在权力结构中进一步加剧了性别不平等。
福柯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权力运作的场域。在这一视角下，“先生”作为一种尊称，实际嵌套在男性化权力体系中（Foucault，1972；1981）。女性通过这一称谓获得学术身份时，同时也被迫进入了男性话语体系的既定框架。更为复杂的是，“先生”在学术场域中的使用，不仅是一种传统的延续，也是一种权力的再现。这种称谓的双重性使其在维护传统文化尊重的同时，掩盖了性别权力分配的不对称性。在现代社会，如何在尊重传统与实现性别平等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一种必要的文化反思。
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主张是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平等观念之间的对话。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改革是重要的一环。在中文语境中，“先生”是否可以通过限制使用范围或引入中性替代词来实现文化传承与性别平等的平衡？如以“学者”“教授”等专业称谓取而代之，这不仅有助于避免性别符号的隐形偏见，也能更清晰地表达对学术贡献的认可。这种对话的可能性，需要文化传承者与平等倡导者共同推动。
从称谓问题折射出的，更深层的议题是女性主体性的重构。在社会文化中，女性不应仅通过借用男性化符号获得权威，而应拥有其独立的话语空间。这不仅关乎语言，更关乎权力的公平分配。
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思考语言和文化中那些看似中立但却暗藏偏见的惯性思维。称女性为“先生”这一现象，正是这一思维的产物。解决这一问题，不是单纯否定传统，而是以开放的姿态让传统与现代对话，在语言中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5.未来展望：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性
在“女士宜称先生”的争论背后，潜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别意识之间的深刻张力。既然称谓问题不只是语义上的困惑，更关乎社会文化的变迁，那么如何在传承与革新之间找到平衡，便成为不可回避的议题。这不仅是对语言的革新，也是对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持续探索。
“先生”这一称谓曾是尊敬与学术地位的象征，但现代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引入更加中立、明确的称谓。例如，用“教授”“学者”或“导师”等专业术语替代“先生”。这些称谓直接指向职业和学术身份，无需依赖性别的隐喻。
事实上，类似的语言改革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例如，“Chairman”逐渐被“Chair”取代，这不仅消解了性别化特征，也提升了职业称谓的适配性。在中文语境中，尝试引入中立的称谓不仅是对传统的革新，也是对性别平等的呼应。然而，如何让这些称谓在文化语境中达成共识，则需要社会各方的推动。
传承与变革从来不是对立的。称谓问题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文化符号意义的契机。在传统文化中，“先生”所承载的学术敬重值得延续，但它是否需要限制使用范围，以避免当代语境中的性别混淆？或许在一些特定场域，如学术会议、奖项颁发场景，采用更加明确的中性称谓是更合理的选择。
文化是动态的体系，任何传统都需要在社会变迁中实现自我更新。这并非对传统的否定，而是赋予其更强的生命力。从这一角度看，对“先生”这一称谓的调整，既是对现代社会性别意识的尊重，也是传统文化在新环境中的适应与进化。
改变语言的难度在于，它不仅关乎符号本身，还涉及社会习惯与文化心理。然而，社会对语言革新的敏感度正在逐步提升。例如，“消防员”已成为对“消防队员”的普遍称谓，而不再强调性别。这一变化表明，当一种语言习惯不再适应时代需求时，公众具有接受新表达方式的能力。
在推广性别中立的称谓时，文化包容性显得尤为重要。语言的改变不应激进，而应通过教育、媒体传播等方式逐步实现。让公众在理解新称谓内涵的同时，体会其背后的性别平等意义，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对称谓进行调整时，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自信尤为重要。任何语言变革都必须立足于本土文化，而非完全照搬外来经验。例如，在英文中，性别中立的称谓早已有广泛实践，而中文的语言结构与文化内涵独具特色。在推进语言革新时，应充分考虑中文传统的符号意义，并通过创造性实践实现文化与现代性的融合。
例如，“导师”一词在现代教育与学术语境中已被广泛使用，它不仅指代教育者的身份，还传递了对学术权威的尊重。通过类似的创新实践，或可在文化自信与性别平等之间找到平衡。
语言是文化的表层符号，而性别意识的提升才是改革的根本。要解决称谓争议，仅靠调整用词远远不够，还需从教育、政策等层面推动性别平等观念的深入普及。社会需要为女性提供更多平等的话语权和文化认同，让女性的成就无需依赖男性化符号即可得到充分表达。
更重要的是，性别平等不应仅是女性的议题，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追求。通过称谓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而是可以通过对话实现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让语言更加包容，也为社会的性别意识提升提供了新的契机。
结论与思考
“女士宜不宜称先生？”这场讨论表面上关乎称谓，其实深植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别平等理念的碰撞。称谓是语言的表面现象，但它折射出深层次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化价值取向。
支持“先生”称谓者希望通过这一尊称凸显女性学术地位的非凡成就，强调“先生”是一种中性化的文化符号；而反对者则从性别平等的视角切入，认为这一称谓潜藏着对女性主体性的不充分承认。无论立场如何，此次争议都揭示了当代社会在文化传承与性别意识上的复杂心态。
语言作为社会互动的重要媒介，理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赋予“先生”新的意义，或引入更加中立的称谓，都是探索文化与平等共存的路径。然而，这种变化不能只停留在语言表层，而是需要全社会对性别平等观念的深化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这场讨论本身已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它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语言背后的权力结构，并尝试通过语言革新来实现更加包容与平等的社会愿景。无论最终选择如何称呼女性学术巨匠，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激发的思考，正在推动我们重新审视语言与文化、传统与现代、权力与平等之间的关系。
称谓的问题可能无法通过一次讨论彻底解决，但它无疑是迈向更公平社会的一小步。在未来，或许我们能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为女性创造出一种更加自主、明确且平等的话语空间。
如果你问是何观点，我支持周有光。
如果在古代，“先生”只是尊称，那么我支持称女性学术巨匠为“先生”。但在当代，其实不用去掰字典，“先生”在日常用语中就是主要指代男性。
参考文献
Beauvoir, S. de. (2011). The Second Sex (C. Borde & S. Malovany-Chevallier, Trans.). New York: Vintage Classics.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Routledge.
Foucault, M. (1981).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pp. 48-78). Routledge.
澎湃新闻. (2021). 称呼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为“先生”引争议，学者怎么看？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382948
王力.(1957）.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周有光. (2003). 女士不宜称先生. 选自苏培成. 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五辑）. 语文出版社.10: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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