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雯，当代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女性艺术研究者
廖雯介入中国当代艺术现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正是新艺术风起云涌也是最具反叛精神的时刻，这让廖雯很兴奋甚至着迷。
“因为艺术对于我而言，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种精神诉求，而当时的艺术反叛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满足。”
同时，“反叛”也是她回望那个年代，最让其兴奋的地方，在廖雯看来，那是一个“梦想、精神、激情都有最正当的安放处”的年代。
那是否有失落的地方呢？当然有，最让廖雯失落的是当代艺术的妥协，廖雯讲到自己曾在“1993年初写过一篇文章《浪子不回头》（可惜没有在中国发表过），惊醒当代艺术一定要保持反叛立场，不要被既得利益所诱惑。当然，这只是理想，事实证明被诱惑才是常态。”
如今，经过四十年多的发展，当代艺术是否有了更好的发展呢？廖雯认为当代艺术当下处在一种“凝滞”的状态，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语境。
在廖雯看来，“值此沉寂时期，重新发发声，而且是亲历者发声，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正如系列论坛简介讲到的，从1970年代末到现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路径，既受艺术本体规律的驱动，又和社会情境的变化密切相关。混乱、低迷的阶段，不妨回顾一下往日的足迹，看自己是如何一路走来的。历史和历史观互为表里，每个人看历史的角度和判断都可能不同。各抒己见中，能扩展各自的认知边界、明确彼此的差异和共通。
对 谈
问（雅昌艺术网，下同）：此次活动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曲折蜿蜒”系列论坛，您是联合出品人、策划委员之一，能否谈谈和服务器艺术的合作，以及和杜曦云的合作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廖雯：我们大有艺术和服务器艺术的合作通常是一拍即合的，项目合作的方式居多，这次也是。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杜曦云策划的，架构、专题、分期等等都是杜曦云的想法，我只不过建议和邀请了一部分嘉宾而已。
问：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间段来回望、探讨当代艺术四十多年发展的历史？
答：值此沉寂时期，重新发发声，而且是亲历者发声，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中国当代艺术的曲折蜿蜒”系列论坛【第一期】启蒙轨迹：从星星美展到八五新潮
问：目前已经直播三期，从前三期的反响来看，效果很好，第一期中您讲到您是85末期介入艺术领域，当时为什么会从文学领域进入到艺术领域？您还讲到这是您人生的一大转折。
廖雯：我进入艺术行是非常偶然的，但对我的人生却是重大的转折点。不是因为我进入了所谓“美术界”，而恰巧在那个时刻我进入到了一场前卫艺术的运动中，这使得我的反叛的激情有了最正当的安放点和归属地，这对于一个年轻人的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问：杜曦云老师问道当时最让您兴奋的是什么，最让您失落的是什么时，您回答到最兴奋的点是反叛，能否展开谈谈？还有您失落的是什么？
廖雯：我想还原一下“前卫”的本义：“以不合作、不妥协的方式自觉、自律地抵制着同化的、平庸的威胁。不惧强权、不事媚俗的文化立场，独立的个人经验、感受及创作行为，延伸着艺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渴望”，这应该是当代艺术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当然，后来混迹 “当代艺术圈子”的很多人从始至终都是没有立场和态度的，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
我介入的时刻正是新艺术风起云涌也是最具反叛精神的时刻，这让我很兴奋甚至着迷。因为艺术对于我而言，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种精神诉求，而当时的艺术反叛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满足。说到“失落”，也来自于此。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当时号称是“前卫”艺术的展览，但事实上从一开始就笼罩在“妥协”的阴影下。展览筹备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面对艺术家如“领导”一般居高临下，而面对美术馆负责人却嘴软手短，最后居然以“不许性意识和装置、行为艺术参展”为前提条件，换取展览通过。殊不知，这种“妥协”的代价，最终是牺牲展览的前卫性，乃至从根本上牺牲了现代艺术的反叛立场。展览像一个匆忙进入历史的“回顾”展，艺术家似一些急于登堂入室的“回头”客，这样的话，展览将因为丧失对社会的冲击力从而丧失其“前卫性”。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都怀有“颠覆”这沉闷气氛的心思，在这一点上，对反叛保持敏感的栗宪庭，被妥协条件莫名其妙“牺牲”掉的艺术家，保持了基本的默契。栗宪庭利用负责布展之便，暗许一些已知方案的观念、行为、装置艺术进场，而独唐宋没有具体方案，只是说要“发生一些事情”。当枪声在试图“进入历史”的现代艺术展览上响起时，前期“隐蔽”造成的突然爆发感，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彻底颠覆了现代艺术的“招安”梦。《中国现代艺术展》也因此挽回了其“前卫”性，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里程碑”。我在1993年初写过一篇文章《浪子不回头》（可惜没有在中国发表过），惊醒当代艺术一定要保持反叛立场，不要被既得利益所诱惑。当然，这只是理想，事实证明被诱惑才是常态。
问：之前看有文章讲到，整个八十年代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艺术的发展和思考是最超前，甚至超越了文学，这是当时独有的现象，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廖雯：就“前卫性”而言，是的。新艺术的势力已然形成，而且大有势不可挡之态。很多艺术家为了创作自由而辞职，艺术群体风起云涌，短短几年尝试了国际一百年现当代艺术的各种方式。总而言之，新艺术的参与者之众多，反叛意识之普遍，创作热情之高昂，都是其他“界”望尘莫及的。
▲ 廖雯(左四）参加1988年黄山会议
问：在直播中，也反复地谈到当时艺术家阅读大量文学著作和哲学书籍等等，这些对艺术家们的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造成了当时，艺术家在表达上一个整体的现象是关注宏大的、崇高的主题，对此您是如何看看待的？
廖雯：八十年代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大量西方哲学、文学、艺术的名著在中国被翻译出版，当年新艺术运动的参与者大部分人恰是在八十年代初读大学，顺理成章地享受这个成果。我也是八十初的大学生，当时读西方的书成风。我当时迷恋中国传统，大学头两年一直在读文言，在同学眼里感觉大学都白念了。所以，西方翻译的名著便成了这一代艺术家的底蕴，也成了他们艺术创作的精神支点。另外，这一代人基本成长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教育背景，宏大、崇高、救赎等，也是他们骨子里热爱的。
问：在直播观众的反馈中，可以看到人们还是非常向往那样的年代，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作为亲历者，在您看来人们为什么还对那个时代念念不忘？
廖雯：作为亲历者，尤其是当你还年轻的时候，那个时代的确是值得怀念的。梦想、精神、激情都有最正当的安放处，的确是人生之大幸。
问：当然，那个年代也是最出艺术家的时代，现在能够被大家记着的当代艺术大家基本上都是那个时期的，有人说是他们赶上了好时代，您是如何看待的？
廖雯：因为这一代人心底追求的东西很鲜明，所以他们的作品一般都有明确的意义指向，而且和时代息息相关，更确切地说，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时代，时代也造就了他们。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他们赶上了好时代。
问：您认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中国当代艺术的根本不同是什么?八十年代给您的印象是反叛，九十年代总结的话是什么？
廖雯：我至今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一个成熟期。经过八十年代的大浪淘沙，出色的艺术家和作品沉淀出来了，这些艺术家和作品都对时代和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而且开始找到了个人的关注的点和语言方式。我不擅长概括，不知道“成熟”能否表达我对九十年代艺术的基本认识？
问：九十年代，当代艺术进军国际，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中的身份问题?
廖雯：九十年代因为第一次与国际当代艺术接触，什么都是新鲜的。虽然我们因为各种好奇各种差距显得有点儿“土气”，但是我们的精神是自足的状态，还没有被殖民化的阴影。虽然我们的作品基本上是比较“原始”的语言方式，但是表达出的感觉却因与我们的生存和文化处境密切相关而呈现独特面貌，因而引起了国际的强烈反响。无论国际出于什么目的和什么原因，我认为这是迄今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造成反响的时期。
问：第三期讲述的是当代艺术商业化的时期，对这段历史您是如何看待的？
廖雯：艺术市场本不在我们这个行业（我指的是艺术批评家和策划人）关照的范围，但是中国的艺术市场兴起之后，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之大是与国际当代艺术秩序完全脱节的，所以，我不得不也关注艺术市场，可以说，我关注艺术市场是被迫的。我认为艺术和艺术品始终是两个事儿，如果我们在创作之前就混杂太多商业的考量，其作品是不可能从我们的生存处境中生长出来的。
问：2000年后的艺术，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明显的概念，人们往往用多元化来形容，您是如何看待2000年之后的艺术的？
廖雯：2000年之后的艺术开始“多元化”，我之所以把多元化打了引号，是因为这种多元化混杂有很多假象。真正意义的多元化有两个前提，一是艺术环境的自由，二是艺术语言的自由，而我们的生存处境中，这两个前提都因混杂了太多非艺术因素而大打折扣。所以，与其说2000年之后的艺术是“多元化”，不如说“鱼龙混杂”更确切。
问：回顾当代艺术四十多年的发展，当代艺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廖雯：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语境。
问：当然，也有人说当下是巨变之年，尤其是今年，几乎在不断的经历和见证新的历史，不管是国内的环境还是国外的环境都在剧烈的变化，对当代艺术未来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廖雯：当下艺术，说“巨变”不如说“凝滞”更确切。疫情改变了全世界人的生活方式，艺术在全球疫情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关于廖雯
廖雯，当代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女性艺术研究者。1961年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中国美术报》编辑、记者，1993年开始作为当代艺术批评家和独立策划人活动至今。
与栗宪庭共同创办《艺术潮流》（1991），策划《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1993），《跨世纪彩虹》（1999）等展览。
独立策划《女性方式》（1995），《性殇》（2005），《花非花》（2006），《娱乐不死》（2009），《心纠手结》（2009），《心血匠器》（2010），《春寒》（2011），《占地一平方米》（2013），《新写生运动）（2014），《假园》（2016），《极限自由》（2016）， 《存在》（2021），《貌离神合》 （2021）等专题展览和活动。
主要著述：《中青年艺术家百人传》（1991），《女性主义作为方式》（1995），《绿肥红瘦》（2005），《不再有好女孩》（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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