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宣扬
一 ‘超越女性主义’的新女性主义
人们往往简单地把茹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归入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行列中，却恰恰忽略她的理论思想的特殊性及其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的深刻而广泛的基础。其实，正是由于克里斯蒂娃女性主义思想在历史渊源、内容、发展思路、多学科视野及其研究方法的多重复杂性，才使她的思想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女性主义的狭小专业领域，使她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的一位杰出典范。也正因为如此，她的理论研究成果，名副其实地集中地反映了当代女性主义和西方人文思潮的复杂性质及其在新历史时期内重建人类文化的重要价值。
女性主义不是单纯探讨‘性’的问题，也不是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仅限于探索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关于女性解放的思想范畴。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成果告诉我们：女性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又是人文社会思想本身所应该深入探索的一个理论和历史维度，也是社会实践和实际生活所必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所以，要深刻解决女性解放的问题，首先必须超出两性关系的范围，从人类文化及其历史的整体以及多学科研究的视野出发，把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框架中，始终紧密地与人本身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复杂生命体的创造活动相联系。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源远流长，其思想和理论基础也隐含多重复杂性。女性主义的产生及其长期历史演变和不断更新，并非单纯诉诸于女性的解放，而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整体结构及其历史的核心矛盾的一种特定理论产物。换句话说，在历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构成中，总是包含各种深刻触及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内在矛盾的关键问题，尖锐地体现出人类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本身长期悬而未决和难以克服的某些难题。所以，各种历史形式的女性主义，不过是更广阔和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内在复杂矛盾的理论外化模式而已。
但是，只有当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阶段，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整个社会文化的变革过程发生更紧密的联带关系的时候，尤其是当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示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要害的时候，女性主义才在近50年人文社会科学革命中扮演了它独有的关键角色。
现代社会在20世纪下半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但不同于古典时代，而且也与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社会’有根本区别。‘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更加含糊的标签和过分抽象的历史概念，无法明确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整体形势和当代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特征。因此，在西方先进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争执中，人们接二连三地创造‘后工业社会’、‘后福特时代’、‘后自由主义’、‘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等新概念，试图揭示新时代的基本特征，也使关于社会性质的争论，反过来又深刻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范畴及其基本模式的性质，迫使人们冷静地回顾和反思迄今为止一向被封为‘普遍真理’的通行思维模式的正当性。
实际上，翻阅近50年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争论历史，就不难看出：环绕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思想性和理论性的论战，是同关于当代社会性质的更为一般性的争论同时并进和密切相关的。只是理论领域的争论，更集中在‘主体性’（Subjectivity; Subjectivité）、‘论述’（Discourse; Discours）、‘现代性’（Modernity; Modernité）和‘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 Intertextualité）等更为抽象的范畴层面，从而也更曲折和更模糊地显现出理论争论远离社会基本矛盾的‘价值中立’特征。
克里斯蒂娃认为，近50年女性主义也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女性主义；它不但派别林立，花样翻新频繁，而且其内容和基本诉求，已经不是重复古典女性主义单纯争取改善女子社会地位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口号，而是向人类整体文化的根本性质及其深度结构进行全面探索，试图解决人类社会和文化创建以来长期埋伏在深层结构中的基本矛盾[1]。
正因为这样，同以往女性主义相比，当代女性主义并不满足于发动一般性社会运动，也不停留在寻求可见的实际变革的层面，而是更深刻地在理论基础方面进行根本性的思想革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近50年内，尽管当代女性主义新思潮迭起，但它们中的大多数还不免停留在争取改善女权的层面，或者，至多也只满足于文学评论和文化批评方面的革新；它们的大多数无法跳出传统女性主义的巢臼，显示出在思想和理论上的肤浅性和贫乏性。一般地说，在基本理论，特别是在哲学方面，它们中的大多数，充其量也只能生硬搬用或沿用法国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和方法，未能在理论上有深刻的突破性成果。其结果，许多号称新女性主义的思潮，并未彻底脱离传统理论关于辨别‘女性身份’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在名目繁多的当代女性主义潮流中，克里斯蒂娃的杰出成果，恰恰在于巧妙地处理女性主义思想与人类文化重建的内在关系，创建一种超越传统‘一般/个别’或‘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统一模式的新方法，即“通过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特殊性，使女性身份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事实（a travers des particularites biologiques et physiologiques, l’identie feminine apparait comme un fait symbolique），也就是说，变成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方式，以对抗社会的一致性标准和语言霸权。在这样的视野内（从今以后我也只能站在这个立场上），女性的问题，一方面是作为‘女性效果’（effet femme），另一方面则作为‘母亲功能’（fonction maternelle）来分析”[2]。
按照这样的新女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克里斯蒂娃对女性的分析，不再是采取那种单纯与男性对立的简单模式，也就是说，不再沿用传统本体论所惯用的‘二元对立统一’模式，而是彻底脱出其约束，只重点地“通过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特殊性，使女性身份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事实”；典型地选择历史上和西式生活中的令人感动的‘女英雄’、‘女圣人’、‘才女’等具体形象，把她们当成女性的象征性代表人物，突出地表彰她们的卓越的‘自我生存的方式’，表彰她们以自身的特殊生命历程和生活方式对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致性标准和语言霸权的成果，由此肯定女性在历史、文化创造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不可取代的卓越地位！
正因为这样，克里斯蒂娃的思想理论，就能够从人的思想精神深处的根本问题出发，针对残酷的社会文化的历史事实，揭示当代文化重建的关键，既越出一般女性主义的范畴，又更深刻地衬托出女性解放的真正出路。
二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发展的‘三波段’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潮，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显示了它理论层面的优越性及其彻底革新特点，从而也使它有可能向其他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般地说，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刻变革，经历了三个理论世代的变革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西蒙·德波娃为主要代表的‘第一波’；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著作中阐明富有时代意义的‘第二性’理论，一方面旨在批判古典社会文化的男女不平等性质，另一方面也试图走出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
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被称为‘第二波’的‘解构的女性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德里达、福柯和伊利嘉瑞（Luce Irigaray, 1932- ）等；当时还年轻的克里斯蒂娃也曾经是这个思想队伍的一个成员。在这一时期，为了彻底批判传统的男性夫权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化和语言霸权，他们对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进行彻底的解构，试图颠覆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
但进入80年代至今，以克里斯蒂娃为主要代表的‘第三波’越出了前两期女性主义的思想界限，使思想探讨向两个层面纵深发展：首先不再局限于女性主义的范围，而是以女性的‘母亲身份’为典范，通过对一系列女性天才及卓越人物的历史分析，更广阔和更深刻地向人的思想及其文化的深度结构进行分析，揭示人的个体及其不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多重多元的异质性；其次，在彻底批判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及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探索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多重可能性。
三 从精神分析出发探索人的基本性质
克里斯蒂娃对于女性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是法国整个思想界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所形成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与创造的热潮；第二方面是克里斯蒂娃本人在精神分析学研究中的独创性以及她对女性精神心理生活特征的重要发现。
结合克里斯蒂娃本人从60年代中期移居法国进行思想研究的特殊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克里斯蒂娃在法国进行思想研究的最初十年主要是在法国特殊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氛围中进行的。她从60年代中期开始，始终追随拉康和罗兰巴特，并在这两位大师的精神分析思想的熏陶和启发下，逐步走上深入研究女性精神心理的学术道路。
其实，拉康和罗兰巴特的精神分析研究成果是相互渗透的。这两位精神分析大师的思想特点，就在于极端重视语言与精神心理活动的密切关系，并以新型的象征论和符号论彻底脱离深受传统二元对立模式影响的古典语言学。当然，他们两者又依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志趣，在精神分析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克里斯蒂娃善于把握两者的共同点与差异点，并根据她个人对思想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女性精神心理的特殊发现，逐渐地形成自身的精神分析研究的风格及理论。
克里斯蒂娃在2007年出版的《对信仰的难以想象的渴望》（Cet incroyable besoin de croire, Bayard, 2007）一书中指出：人的最主要特点是具有一种能够在行动中思想的能力，也就是善于在现实的生存中充分发挥自身的理智智慧。她说：“重要的问题是思想的主体总是最大限度地把他的思想，同他‘在世生存’中所遇到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将思想中的主体生命内外的一切因素都连贯起来，在人的生命运动中相互发生作用，进一步促进人本身的生命创造运动。”[3]
克里斯蒂娃严厉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采用的传统线性时间观念，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批判弗洛伊德关于‘记忆痕迹’（la trace mnesique; Erinnerungsspur oder Erinnerungsrest）、‘过度加工精制’（Perlaboration; Durcharbeitung）、‘转移的解体’（la dissolution du transfert; Homo natura und Homo analyticus）的概念[4]，揭示了弗洛伊德采用‘主体/客体’式精神分析的‘非文本间性’的实质。
接着，克里斯蒂娃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研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关于人的超越性（la transcendance）和内在性（l’immanence）的范畴，同时也把原本属于传统本体论的‘超越性’和‘内在性’，转换成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范畴，使本来抽象的哲学问题得到了具体而深刻的精神分析学的说明。她认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将会更深刻地揭示：超越性和内在性实际上都植根于人性中‘对于意义的渴望’（désir de sens）[5]。
在精神分析学领域，克里斯蒂娃的主要启发者拉康特别强调欲望的重要性，同时也把欲望同语言和想象以及行动联系在一起。克里斯蒂娃由此出发，强调对于意义的欲望实际上一方面同基于性欲的快感欲望（le desir du plaisir）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又超越于它。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人始终受到对于意义的欲望和对于快感的欲望的双重驱使，不断地追求具有文化审美性的崇高，并由此不断地推动人在其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创造活动。
克里斯蒂娃在精神分析方面的上述发现，又促使她将女性主义的研究纳入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视野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她从弗洛伊德开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通过拉康将无意识与语言、想象（imagination）和行动欲望联接在一起的创造性研究，进一步朝向纵横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精神分析学通过多学科的迂回和交错，延伸到更广阔的总体人类学研究和非人本中心的文化研究；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通过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特别是宗教人类学和精神病理学的研究的结合，更深入地探讨人类的信仰生活世界的深层结构和人类信仰的普遍性的心理基础，以便由此深入说明人类创造活动的复杂性。克里斯蒂娃说：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世界隐含着能量无比的创造基因，这也就是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用enegeia概念所要表述的人类固有的潜在创造能力。更重要的是，由此出发，通过对于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文本和文本间的互动以及人类行动本身所不断发出的意义信号，在符号论和精神分析学的光辉照耀下，思想家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揭示宗教领域的各种奥秘，揭示在这些奥秘中所隐含的人类本身的奥秘[6]。克里斯蒂娃认为，唯有通过宗教心理的分析，才能使人类精神和身体的生命奥秘，彻底地揭示出来。
所以，克里斯蒂娃在精神分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尤其表现在对于人的宗教信仰心理的探索方面。她指出，人类的宗教信仰倾向及其各种活动，表明人不只是满足于现实的活动，也不满足于现实的欲望，而是不断寻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幻想’，而且，这种作为幻想的幻想，往往成为人的各种信仰活动及其现实实践的最初基础，也成为人类更复杂的创造活动的基础。
必须把女性问题放在总体人类学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女性的任何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从女性的‘人性’特征及其同人性的社会文化性质中找到最根本性的答案。但是，作为人性的集中表现和特殊表现，女性的特征又在哪些方面典型地呈现出来？最关键的，仍然必须在个别的女性天才精神心理世界内进行探索。所以，克里斯蒂娃除了在她的‘才女系列’三卷本中探索女性的复杂而卓越的心理世界以外，还特别深入分析基督教历史上出现过的‘圣女’的心理世界；正是在她们的特殊的心理世界中，克里斯蒂娃进一步发现人性的纯洁性、高尚性和无限创造性。
人的生命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性质，那就是生命中的肉体与精神心理之间的相互交错渗透及其对生命运作本身的决定性反作用。当然，首先必须强调的是：人的生命的任何特征，都同生命本身的肉体性和精神心理性的相互连贯密切相关。对人的任何研究和探索都不能只偏重于身体或精神心理；偏重或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将导致对人类生命的片面理解，也导致对生命的扭曲。
归根结底，人的生命的身体性质和人的生命的精神心理性质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对于女性生命特质的研究，首先是对女性生命的特殊性的研究。克里斯蒂娃所强调的是：重点地揭示女性精神心理的特质，并将女性精神心理的特质同女性身体的特殊结构及其生理机制联系在一起。
因此，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不再强调女性在权威和权力方面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她不打算象男性夫权主义那样沉迷于权力，斤斤计较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性，而是更多地从多学科的视野探讨在女性精神心理方面体现出来的人性特征，以此证明女性不但与男性一样，而且在许多方面还高于、并优越于男性。正因为这样，在她最近的对话录中，克里斯蒂娃反复女性的个人生命创造能力，同时也突出女性心理结构中最能体现人类原初情感的‘爱’的因素，凸现女性精神心理的优点和创造品格。
四 人在‘讲话’中生存、并形成其个性
语言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语言使人从最初的自然生存过渡到他的社会文化生活的阶段。语言的使用及其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全面运作，使人真正成为了进行自我创造的独特生命体。
人类一旦进入社会生活，便一刻也离不开语言。在社会生存中，人必须靠语言的使用学会生存和生活，并由此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及其生命，扩大他自身的内在和外在世界的范围，也由此加深其内在世界的深度，直到无限的深渊。同时，人类凭借语言的使用，把自己引入他所想象的世界，并进一步把其创造的想象世界实施成现实的一部分。
但是，反过来，人越是借助语言而生存于自己的生活世界，他就越受到语言的限制。语言对人的生存扮演了一种矛盾的角色：它既提供有利条件，又设置消极性的障碍。
在这方面，首先是菲利普·梭列尔（Philippe Sollers, 1936- ）给予克里斯蒂娃深刻的启发。梭列尔和罗兰·巴特一样，专注于文学评论，并对语言、符号和象征的意义及其多种可能转化形态进行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语言，特别是研究正在呈现于个人面前而活生生地‘存在’、并‘亲自进行自我展现’的语言，克里斯蒂娃从70年代起，就和她的亲密朋友菲利浦·索列等‘戴格尔杂志’（Tel quel）的同事们共同研究在文学创作中的语言。
菲利普·梭列尔、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一起，深入分析文学语言、日常生活语言和精神分析语言的特征，进一步发现语言的双重相互影响的特征：一方面它具有霸权性和法西斯性，即强制语言的使用者必须遵循语言的逻辑和规则，一点都不容语言的使用者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语言又具有极其‘温柔而灵活可变’的特点，随时听候使用者对它的解释、解码和调遣。德里达曾经说：罗兰巴特的风格，只能以‘灵活’（le souple）的范畴来概括。意思是说，罗兰巴特经过长期对语言的研究和应用，基本上把握了语言的特征，以致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语言和揭示语言的意义。罗兰巴特始终尽其全力避免陷入语言的陷阱，避免使自己的语言变成为死板拘泥的形式。克里斯蒂娃所继承的正是这种传统。
所以，克里斯蒂娃不把语言当成不可破解的防线，而是把它当成储备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意义象征性储藏库。
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娃还集中研究母亲和幼儿的特殊语言，将它们当成揭破语言奥秘的主要途径。母亲与幼儿的互通语言是非常奇特的语言使用场，在其中，母亲在同幼儿的沟通中，一再地表现为‘不断重新学习新语言’的角色。克里斯蒂娃说：“儿童学习语言，对母亲来说，就是重新学习语言，就是对语言的再学习”[7]。正是在反复学习说话的过程中，母亲不断地将自身提升到新的高度，使自己脱出原来的‘主体’的约束。人的更新，新生命的获得，都首先必须从旧的‘主体’中跳出来。所以，克里斯蒂娃说：“我就是始终都怀有试图跳出原有自我的欲望的人”。
克里斯蒂娃一再强调：人是说话的生命体。说话使人获得进行创造的良好机会和无限机遇，但同时又变成为深受语言限制的存在。所以，问题在于：必须在语言的使用中变成为真正实现生活和创造自由的独立自主的人。在这方面，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出现的无数才女成为了我们的榜样。她们是在说话中决定自己的命运的独特的人。她们也是在说话中塑造自己的个性的人。
五 女人的独一无二性
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无疑继承了由西蒙·德波娃在20世纪40年代末所奠定的女性主义基本理论。但克里斯蒂娃的思想的珍贵性，正是在于她把女性问题超脱了单纯的‘性’争论，强调女人所关怀的重点，是‘非性别的更重要的问题’，即把女人当成具有‘独一无二性质’的生命体。
不要再提出‘什么是女人’的问题吗？倘若一定要提出，那么，又应该怎样提出‘什么是女人’的问题？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把‘女人’当作问题单独地提出来；这是愚蠢的，而且是带侮辱性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提问者首先已经存有偏见。另一种是只把女人当成人类社会和文化共同体的理所当然的创造者，因而集中探讨典型地表现女性智慧的‘天才’（le génie）的‘独一无二性’。克里斯蒂娃就是采取这个态度。
为了更深入理解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独特性，我们不妨从她的《独自一个女人》一书的基本思想谈起。在我的面前，摆着由巴黎美国大学（l’Université américaine de Paris）女教授玛丽·克里斯丁·纳瓦珞（Marie-Christine Navarro）写序的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新著《独自一个女人》（Julia Kristeva, Seule, Une Femme. Préface de Marie-Christine Navarro. Editions de L’Aube. Paris. 2007）。这本刚刚在2007年6月出版的新书，已经迅速地传遍了法国及其他国家学术界，吸引大批女性主义者和非女性主义者，甚至包括非知识界人士，推动他们和她们一起，共同探求重建21世纪人类新文化的可能前景，因为在这本书中，人们再次看到：由这位女性主义理论家所创建和不断推动的世界范围女性主义运动，正在以其磅礴气势以及其理论的创造魅力，震荡着已经危机重重的西方社会和文化理论界，促使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进行真正的反思。玛丽·克里斯丁·纳瓦珞原是克里斯蒂娃在巴黎第七大学的学生。这位学生很了解她的老师。她对克里斯蒂娃的了解，正是从克里斯蒂娃的艺术交束而成的棕色发髻谈起：“我看克里斯蒂娃，就喜欢看她脖子上方结成马尾式的棕色发髻，她那克敌制胜、令人解除武装而束手待擒的微笑，她那隐藏在长短恰到好处的直裙下坦然显露出来的纤美长腿，她那悄然源自国外异域的清晰语音，她那散发征服人心力量的推理论证。所有这一切，都是魅力四射，吸引着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情不自禁地参加她的研讨会”。[8]是的，茹利亚·克里斯蒂娃，这位思想清晰、创作不止、聪慧过人、而又天生丽质的女教授、女哲学家、女作家、女理论家和女精神分析师，具有不可否认的充分理由，在近半个多世纪的法国和世界哲学舞台上，表演出最受人们欢迎的一出又一出创作游戏。
克里斯蒂娃的著作的封面的设计，向人们宣示：她固然是一位思想家，一位精力充沛、随时准备同一切顽固地坚守传统男性夫权主义思想的旧文化宣战的女性思想家，而且，也是身具无限魅力的完美肉体的漂亮女人。因此，她有充分理由说：她和所有的女人，都是唯一不可取代的女性存在，是一位有其个性的女人，是一位独自存在的生命，她‘孤单一人’（seule），是‘孤独不二’的精灵，又是魅力四射的肉体单位，是‘独自一个女人’，无需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其他力量而可以自由自在地自律存在的生命体。
但是，这还不够。《独自一个女人》这个题目还向人们宣示：女人，以其独创卓杰的精神和肉体，是不可取代的，是任何男人所无法取代和不可化约以及不可抽象地‘同一化’的生命单位。‘独自’两字，不是表示‘孤立无援’的绝望存在，而是强调她和她们的‘独自不可取代的尊严’。
克里斯蒂娃的这本书的题目《独自一个女人》，以其隐喻和象征性力量，宣布不管是单个的或整个的女人，她们个个都是‘独创卓杰’的，是永远不可忽视和不可制服的生命力量；‘抽象的女人’或‘统一的女人’是不存在的！被男性夫权主义归类为‘女人’的，并不是与原本意义的女人。克里斯蒂娃由此一再地号召所有的女人：“你们要一再地使自己不再成为过去的自己，你们务必要以自身的奇特性，创造你及你们自身”。“女人应该、也完全可以不被同类化，不被一致化；女人有充分的理由，也有比其他生命体更优越的条件，使自身成为随时变动和随时创新的自由生命”。
克里斯蒂娃的这本新书，包含三大部分：‘日复一日’（Au jour le jour）、‘肉体与精神’（La chair et l’esprit）、‘一个（群）女人（们）’（Une[s] femme[s]）。
第一部分‘日复一日’收集了克里斯蒂娃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论文。柏林墙的倒塌，使克里斯蒂娃更精神饱满和更创意浓烈地向理论禁地宣战，向理论和思想的深度钻研，向号称‘创新’的新流派宣战和时刻警惕，强调女人面对新世纪时所应该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态度。为此，她建议女人要学会新的生存和创新艺术：要学会与他人对话中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千万不要‘上’那些号称‘创新’的思想流派的‘当’。
第二部分‘肉体与精神’描述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杰出女性的健美身体及其独一无二的智慧，分析她们的革命和创造精神的真正基础。
第三部分‘一个（群）女人（们）’，收集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的各种论文，显示克里斯蒂娃思想的不断创新过程及她的思想的丰富性和更新不止。
这本书比克里斯蒂娃的其他著作更成熟，因为她强调：女性的创造，归根结底，必须‘超越两性的战争’。她说：‘谈论或寻求女人的特殊性，势必涉及到其他的性：男性’。这也说明：克里斯蒂娃越深入研究女性主义，她越意识到超越女性范围的必要性；然而，只有首先深刻分析女性的身体和思想的独一无二特点，才能最终实现超越女性主义的目标。
克里斯蒂娃的特殊的女性主义，典型地体现在她的‘女性天才系列’（Le genie féminin）三卷本：《阿伦特》、《美拉尼·克莱因》、《柯列特》。在谈到她的《女性天才系列》时，克里斯蒂娃明白地指出：“诉诸于每个男人或女人的天生才资，并不是低估历史的意义，而是试图超越女性的条件，就好像超越一般人的条件那样，超越生物学、社会和命定的界限；这也就是要强调主体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反抗各种决定因素的规定而创造出来的价值”。
（一）哈娜·阿伦特
克里斯蒂娃认为：选择哈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美拉尼·克莱因（Melanie Klein, 1882-1960）和柯列特（Colette, 1873-1954）三位女性天才的目的，是通过对她们特殊的身体和思想的具体研究，以及通过对她们的作品的分析，揭示‘女性’（féminité）对她们创造文化产品的关键意义。
克里斯蒂娃指出：‘生命’（la vie）是哈娜·阿伦特整个作品的核心，也是她的女性经验和犹太人遭遇的‘不可动摇的支柱’。作为女性思想家，阿伦特极度热爱生命和非常珍视生活。阿伦特为此竭尽全力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生命，关注‘积极的生活’（vita activa）和‘深思熟虑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为此，宁要自由，宁愿死去，也不要奴颜婢膝地活着。她赞赏塞涅卡所说的一句话：“生活若缺乏懂得死去的美德，那无异于受奴役”（vita si moriendi virtus abest, servitus est）。
克里斯蒂娃由此指出：生命并不只是一种生物学的过程，而是在持续应对生活遭遇所提出的问题中寻求生存的意义。生命，作为‘生与死之间的空间’，始终紧密地同行动联系在一起；所谓生命的自由，就植根于不断更新的重生。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就是爱，爱普通的人和他人。正是女性的身份才有可能把生命的本质当成‘爱’。女性的天性，把生儿育女，把生命的出生，当成对生命自身和对他人的生命的爱的集中体现。所以，阿伦特所理解的生命，除了女性的生活，别无其他。
克里斯蒂娃通过对哈娜·阿伦特生平的记述和分析，强调母亲角色对形成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本体论意义。
（二）美拉尼·克莱因
克里斯蒂娃高度评价美拉尼·克莱因的‘才女’个人形象及其对发展精神分析学的贡献。在克里斯蒂娃看来，美拉尼·克莱因首先通过其亲历的‘不幸的母亲’的传奇式女英雄经验，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可颠覆的见证：一个女人，凭借她个人的天资才气和创造性力量的结合，通过其不可战胜的顽强气质和坚忍不拔的女性特有毅力，跨越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逾越现有制度的各种‘界限’和禁忌，终于在对精神病和自闭症（autism）的研究中，一方面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另一方面又彻底地与传统精神分析学决裂。克里斯蒂娃认为：美拉尼·克莱因是第一位揭示精神发展中的‘杀母罪’（matricide）角色以及指明‘母亲是一切创造和思想的真正源泉’的卓越思想家。
（三）柯列特
选择柯列特作为典型的才女，目的在于：通过对柯列特的特殊的生命历程的描述，特别是针对柯列特极其浪漫的爱情故事，克里斯蒂娃试图重新估价柯列特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柯列特以作家的身份，突显出她描述自己所观察到的自然、世界和他人的奇妙写作技巧。克里斯蒂娃还注意到柯列特的特殊写作风格：往往通过她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回忆，显示柯列特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神秘内容。
六、人的多元异质性
在多种多样的生命体中，人是唯一最复杂的多元异质性（multiplicité et hétérogénéité）的典范。人的生命的多元异质性达到无法加以简单归纳的程度。
这里所谈到的，并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所指的‘人的本质’，不是那种可以脱离人的具体属性而被抽象出来的‘实体’（la substance），也不是已经从活生生的生命活动中归纳概括出来的一般性范畴，而是双重紧密地同人的复杂异质的身体和同样复杂异质的内心精神活动相联系的多元特征。人的任何一个性质和表现，不管是易以清晰地在外表上呈现出来的表情、形态和动作等，还是深深地掩藏在内心底层的心绪、深虑、想象、隐情和思念等，都无一例外地包含人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多重因素所复杂交错构成的，而且也是在身体和精神两种因素共同交错作用中实现其生命运动。
人的多元异质性不只是表现在各个不同的独立自主的个人生活中，而且也表现在同一个人的内外世界的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上，特别是表现在每个人之间所构成的社会世界及其万花筒式的变幻形象中。同时，构成人的各种内外因素虽然相互紧密相连，而且也相互独立，维持其各自的自律性和独立创造性。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各个具有独立生命体的个人及其生活世界，又在多维度的时空结构中，不断创造出多元异质的社会文化现象，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历史、宗教、艺术、哲学、文学、经济和政治等交错性领域，
（一） 从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谈起
人的内心世界是由精神和情感的无数因素所构成的；而且，这些无形的因素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再生产的能力，以致使它们能够远远地超出生产和运载它们的身体及其周在世界的有形结构；同时，这些内在因素，还能够在其运作的过程中形成某种独立于有形世界的‘自律性’（autonomie），反过来又对产生和运载它们的身体及其周在有形世界发生强大的反作用，不但牵引着、而且也决定着身体和有形世界的命运。
在涉及到有形和无形、有限和无限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事物的逻辑就是如此怪异和富有讽刺性：内在的精神力量和无形的因素，原本根源于有形的和有限的身体及物体，但前者一旦产生和运作起来，却超出后者的范围及其约束，反过来成为后者的命运的决定者。其实，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处于‘第二性’的事物，起初往往处于劣势和被宰制的地位，但它们却有望在其生存和运作中转弱为强或转劣为优，倒过来成为主宰实际生活的强大力量。而在男人与女人的相互关系上，上述逻辑尤其突出地表现出来。
（二） 信念和欲望的深不可测性及其顽强性
人的复杂本性的深不可测性，不但植根于生命深处的信念和欲望的相互交错性，而且还由于源自生命根底的欲望和信念的不可遏制性、自我生产性及其生生不息性。
信念和欲望是推动人的生命不断顽强地更新和发展的难以控制的动力和源泉。对于信念的探索和揭示，是克里斯蒂娃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突出贡献。
欲望和信念，作为人类心理精神的基础，不仅是实体性的心理因素，贯穿于生命的始终，也穿梭于人类生命的整个历史以及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的整个人类文化体系。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研究，欲望和信念首先是人类生命，包括其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自我保存和发展的原动力；正因为这样，欲望和信念也协调了人类身体与精神心理世界的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使人的生命体的各种相互矛盾和相互交错的异质性的异质因素能够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包容地运作起来，保障人类生命的复杂要求的实现，也造成人类生命的复杂需求的不断更新和不断超越。
欲望和信念不只是在调整和推动人类生命体（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过程中扮演基础动力和协调力量，而且也成为人类生命体及其外在生存世界的极度复杂构成因素的中介性协调力量。因此，欲望和信念不只是留存在人的生命内部，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保障生命运动的不断更新和成长，而且也扩展到生命之外的人类生存世界，与环绕着人类生命存在的外在世界保持紧密的互动关系，使人在生存世界中，超越了脱离外在世界而自我封闭的独立生命体的身份，把人自身同他的外在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在生命过程中无形中把人自身嵌入到他的生存世界，把自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其所处的生存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便有利于保障人在这种自身与世界的相互渗透关系中的自我创造地位。
总而言之，欲望和信念，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是人类生命进行自我创造及自动协调地调整与周在的生存世界的关系的基本力量。换句话说，欲望和信念既是生命的基础和动力，又是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两者在生命运动中的作用，向内可以无限地渗透到生命的深不可测的基础，向外则延伸到无限的生存世界，包括生存世界的现实性、可能性和神秘性的部分。
（1）欲望及其对人性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在精神分析学的传统中，探索人的心理病态及其行动表现的基础，往往追溯到潜藏在心理根底的欲望，特别是性欲。弗洛伊德明确地把性欲的基础性质及其对人的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当成精神分析学研究的核心。在弗洛伊德看来，以性欲为典范的人类原始欲望，深深扎根于生命本身的内在基础中。正因为如此，以性欲为基础与核心的欲望始终是人的生命活动，特别是心理活动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但是，拉康在阅读弗洛伊德原著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原本精神，发现这种真正的精神分析原本精神与弗洛伊德书面著作文本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从而建议后一代精神分析学家像他那样重新阅读弗洛伊德，并在重新阅读中，通过对于文本间矛盾的发现和揭示，找出探索人类心理基础的新出路。对克里斯蒂娃影响最深的拉康精神分析学理论，是拉康关于语言和潜意识、儿童镜像心理结构以及父亲的象征性角色的概念。
克里斯蒂娃研究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之后，围绕关于潜意识和语言、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理论以及有关父亲的权威地位的概念，更深入地探索了潜意识和语言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也深入揭示儿童心理发展中的原初结构，彻底改造关于父亲形象及其权威性的理论，进一步充实了女性主义的精神分析性理论体系。
为了超越弗洛伊德和拉康，克里斯蒂娃特别重视美拉尼·克莱因和维尼克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 1896-1971）的心理研究成果，因为正是他们两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一方面继承和超越了弗洛伊德，另一方面又集中研究了儿童心理及其与母亲心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从中发现了一条直接揭示人类心理原初奥秘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强调了父亲的权威形象在人类心理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拉康强调了无意识与语言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人类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克里斯蒂娃则进一步发现了人类心理发展的更为根本的原则，这就是儿童心理与母亲的关系奠定了人的心理发展的基本模式，同时也奠定了人类社会和整个文化的创造模式的基础。
问题在于：儿童心理与其母亲的原初关系仍然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所以，克里斯蒂娃必须全力揭示，作为心理发展根底的欲望，如何在儿童心理成长过程中，在儿童同他的母亲的相互关系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转型模式，以便既掩盖、又显露地反映出欲望同母性特征之间的复杂关系。
克里斯蒂娃在展示其创造性观念的过程中，仍然从弗洛伊德出发。这一次，克里斯蒂娃主要是从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及其不满的观点得到启示。正是在关于文明及其不满的著作中，弗洛伊德谈到了关于自我与人类生存外在环境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潜藏着人类生命的最初冲动及其创造欲望的奥秘。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自我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生命欲望的最初表现。在自我中的无穷欲望促使人向自身心理底层和向生存的外在世界进行无限的探索和无止境的追求。但是，自我同他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欲望的发泄与更新的途径，最早是表现在幼儿同母亲的关系中，根据美拉尼·克莱因的研究，幼儿在同母亲的关系中隐含着最早的双方互动欲望之间的模糊界限，使婴儿的自我中所隐含的欲望同母亲的心理欲望产生复杂的混淆过程，进一步隐含着人类心理发展一切复杂过程的最初原型。
克里斯蒂娃强调，在幼儿同母亲的既复杂又模糊的心理关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爱的力量。传统精神分析学把爱的决定性意义几乎全部转移到性爱关系中，特别是强调了父亲在两性相爱关系中的决定性角色，从而产生了人类男性父权中心主义的一切文化创造模式的基础典范。与此相反，从美拉尼·克莱因开始，再经过克里斯蒂娃的加工和发展，更进一步明确了在幼儿的欲望展现和追求过程中，决定着人类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以父亲的名义而形成的两性关系，更不是在父亲的权威的庇护下的男性性欲作为根底的创造性欲望，而是在幼儿同母亲的关爱关系中的‘爱’的因素。这是真正树立人的心理精神结构的基础，也就是说，是人类形成个人的自我与社会的道德规范之间相互连接的基础。同时，幼儿同母亲的爱的关系也是整个社会和文化创造的典范，因为在其中指名了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过程始终离不开自我与他者的合理关系，同时也离不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宽容。作为人性最原初的模式，幼儿心理中最早形成的母子关系，尽管呈现出极其模糊和极其紊乱的形态，恰恰是任何个人、人类社会以及整个文化的不可否认的原型。这样一来，作为精神分析学基本概念的欲望从原来男性父权中心主义的逻辑框架中解脱出来，也从充满暴力潜能的传统社会结构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转化成为有利于创建人类生命体本身的不断更新以及社会不断创新的仁慈生命力。
（2）信念和信仰的人类学基础
克里斯蒂娃在改造传统精神分析学欲望概念的同时，也创建了具有深刻意义的‘信念’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信念是作为一种虚幻的超越精神，作为一种消极的否定性生存力量，在向彼岸的宗教世界的过渡中呈现出来，具有消极的背离文明的意义。但在克里斯蒂娃的新型精神分析学理论中，经过了彻底改造的欲望概念同信念概念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文化理论的基本范畴。克里斯蒂娃指出：人是说话的生命体，也是信仰的生命体。
在克里斯蒂娃的欲望概念中，既然对爱的对象的宽容力量超过使用暴力进行征服欲望对象的手段，那么，在对于欲望对象的爱的追求中，最原初的推动心理或心理冲力，就是对其所爱的‘他者’的一种无可怀疑的信念，一种神秘不可测的信仰，一种对于他者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这样一来，欲望和信念便同时产生于人类的最初心理。
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信念，虽然包含着宗教神学意义上的信念和信仰，但同时又远远超出它们的范围，具有哲学本体论和精神分析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
克里斯蒂娃认为，东西方哲学，从其开端便研究了人的信仰问题，并把人的信仰问题的奥秘性当成人性之奥秘的集中表现。人类为什么要信仰，也就是人为什么要生存的问题，也是人为什么要思考以及人为什么要说话的问题，最后，还是人为什么要相爱的问题。换句话说，人的生存、行动、思想、创造和爱情，都必须以具有某种对于其自身之外的他者的绝对信仰为基础。只有相信他者才能够相信自己。自身的确定性，归根结底要靠自身之外的他者的确定性来保证。所以，克里斯蒂娃从人的自恋出发，引导出人的信仰的欲望，论证了说话的人必然成为信仰的人。
人的超越性和内在性，使人的生存永远伴随着创造活动；而不停的创造又必定伴随着无止境的忧愁、烦恼、苦恼以及心理的痛苦。正是在这种必然包含着创造与痛苦的双重矛盾中，人类渴望着信仰，渴望通过信仰来镇定自己，确立自身的生存基础。快乐与痛苦，必然绝望的期待和永远充满光明的烦恼，所有这些表明上极端矛盾的心理状态构成了人生在世的基本心态，也成为人类信仰的最初动力。
如果说在弗洛伊德那里，信仰包含着幻想的性质，那么，克里斯蒂娃更多地把信念和信仰当成‘确定性、充满激情和感性、具有超生意义的生存心态以及导致精神状态陷入创造性高潮的中介’。
当然，在克里斯蒂娃的信念概念中，也丝毫没有忽视宗教的作用，没有忽略宗教意识和信仰活动对人类文化建构以及对人的个人心理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基督教的圣经和神学中，爱是作为世界形成的最初条件。‘爱’（agape）成为了人与神之间的最大中介。在这一点上，克里斯蒂娃肯定了基督教神学的‘爱’的概念的正面意义。
基督教神学认为：假定上帝作为爱向人显示他自身，那么，这就意味着神是通过爱来促使人认识他的存在。也就是说，人对神的认识是通过神对人的爱以及人对神的爱，而在这过程中，人也就实现了对他的‘邻人’的爱，这也就是对‘他人’的爱。
当然，对于人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于对神的爱的爱，也就是说，人总是在寻找其自身的幸福的过程中实现对其自身的爱，同时也通过他的欲望和激情的实现，完成他对他人的爱。
由此可见，通过对爱的概念的分析，克里斯蒂娃进一步论证了宗教的信仰与人的欲望之间的一致性，也由此发现：信仰和欲望一样构成为人性深处的最原初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