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芝加哥
“每一个声音在世界上都享有平等的地位”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艺术家朱迪 芝加哥访谈
张鸿宾
【编者按：朱迪 芝加哥1939年生于美国，她是一位艺术家、作家、女权主义者、教育家。是继米丽安之后采用许多女性化艺术元素进行创作的实践者。她的代表作《晚宴》以象征女性生殖器的符号“三角形”为框架，中间地板上书写着999个女性的名字，而39个陶瓷桌盘以女性生殖器官的花朵形状加以呈现，以此来表达对女性的礼赞，同时也是向所有伟大的女性致敬。因此，朱迪 芝加哥被誉为是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的象征。近日，朱迪 芝加哥在纽约的个展“布置餐桌——朱迪 芝加哥的晚宴”即将举行。为此，朱迪 芝加哥接受了艺术经纪人张鸿宾先生的采访。】
张：您最近在纽约举办的展览“布置餐桌：准备朱迪 芝加哥的‘晚宴’”，很容易让人想起您30年前那件标志性的作品“晚宴”，您能否谈谈这两个展览有什么不同又有哪些内在的联系？
朱迪：这是一个回顾性、纪念性的展览。展览由多媒体装置、DVD、纸上水墨、绘画与盘子（陶瓷）组成（全套的“晚宴”桌子上展示的39位女性的盘子）。这个展览与《晚宴》有直接的、内容上的联系。它以颂扬在“西方文明”中女性的突出贡献为出发点，展示了女性的存在、挣扎、思考与声音，提醒人们女性也是人类历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布置餐桌现场图片
张：“晚宴”是1974年到1979年间完成的作品，直到最近的2007年才被布鲁克林博物馆永久收藏。从它问世到被收藏整整经历了28年的时间，这期间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朱迪：我创作《晚宴》的目的就是要用艺术来表明女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贡献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并使作品永久的保存下来。从我对历史的研究中发现，女性的很多成就被历史所忽略，历史的文献与资料中也鲜有女性成就的记载。因此，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改变人们对女性的看法，确保女性的历史能被公正的书写，女性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保护。
《晚宴》自诞生以来先后在3个大陆与6个国家展览了16次，参观的观众超过了100多万人次。然而，对《晚宴》的永久收藏却比我的预料晚得多。最后，多亏伊丽莎 A赛克勒博士的洞察力，“晚宴”才被布鲁克林博物馆获得，并在伊丽莎 A赛克勒女权主义艺术中心进行永久收藏。伊丽莎 A赛克勒女权主义艺术中心是一个在正中心的博物馆特别设计部分，专门为女权主义艺术提供展览空间、突出重要的女权主义艺术的广泛规划。
晚宴
张：在您的早期作品中，如《剥开》、《全部曝光》以及《晚宴》中的一些图案，虽然表达的是女性生殖的形象，但是在我看来好像这些图案还有另外一个解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与其说这些图案是女性生殖的形象，不如说它像是太阳更为贴切。我想要说的是，在这些表现女性生殖图案的下面是否还隐喻、暗藏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女性生殖与男性生殖一样，都是一种权利的象征，而太阳表现为一种权力则更为直观。这恰恰又与您的“如果上帝是女人”的观点互相吻合，不知您是否会认同我的这种理解？
朱迪：像创作在“晚宴”之前的作品《剥开》（Peeling Back）和《全部曝光》(Let It All Hang Out），并不能简单化的解读成阴道形象/外形。当然，我们不是简单的认为所有的刺插形象/形式都是**。但是我们并不熟悉女性中心形象，而这个不熟悉的女性中心形象正是我作品的典型。我着手在女性身体中创作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可以是普遍的入口/通道。如此，《剥开》（Peeling Back）可以被解读成剥开表层揭露核心，身体的核心、生命的核心、现实的核心。《全部曝光》(Let It All Hang Out）确实可以被看成是太阳的图像，看成是女性身体中心的图像，生命中心以及包括能量、生育力和乐趣的性特征力量中心。然而，我们完全地不熟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全部曝光》(Let It All Hang Out）中建议的：女性的性特征可以是强有力的，几个世纪以来，男性形象就是标准，只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们才逐渐理解还可以有与之抗衡的女性形象。但是她们是新奇的从而是不熟悉的。
张：您曾经在1969年到1974年的长达5年的时间里，在加州做过许多有关烟火的表演。我也是从您的传记中第一次看到您烟火的作品。以前从未知道这些作品，您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有关这方面的创作？为什么74年以后再没有进行有关烟火艺术的创作？
朱迪：我的焰火作品或者“气氛”只是最近才进行研究的。我创作这些作品的时间超过了五年 (1969-1974)，它们在规模上在不断的扩大。我想让环境变柔和或更具女性化，在空中创造色彩烟雾的漩涡，这些都基于我探索的色彩如何能创造情绪反应的一打绘画（12幅绘画）。“气氛”让参观者们周围遍布烟雾，并允许他们以一种新方式看待世界。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用烟火作品走遍整个加州，现在停止了是因为我的想象力得不到支持，而我的想象力包括了像用烟雾填满大峡谷的这种理念。那时，对一个女性来说获得相应的能满足我理念的财政支持是很困难的，而这种财政支持往往是巨大的。我的最后一件“气氛”是“奥克兰的蝴蝶”，这件作品是奥克兰博物馆委任的，并在湖边表演完成的。这是一个生命/死亡/变形的图像，并拥有200英尺的翅膀跨度。这也是我停止烟火表地方，因为烟火支持的不足。在这一点上，我开始构建对我作品的可供选择的支持基本，因为艺术世界是一面砖墙。
地球诞生
张：陶瓷与玻璃一直伴随着您的创作过程，特别是玻璃一直是您喜欢使用的材料，您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
朱迪：多年来，我使用了很多不同的媒介/材料和技术。不同的媒介/材料有着不用的表现潜能，因此我选择一种特定的技术。例如，在“晚宴”中，我在瓷器上使用瓷绘和缝纫手艺/刺绣，是因为（在西方）它们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我希望用女性的技术来讲述一个女性历史的故事。我首次使用玻璃是在“大屠杀计划”（Holocaust Project）中，这个“大屠杀计划”（Holocaust Project）是我与我丈夫，摄影师 Donald Woodman（唐纳德 伍德曼）合作而成的。这个（在当代背景下探索大屠杀的）巡回展览的大部分，是绘画与摄影相结合，但展览以彩色玻璃上的图像进行开放和关闭。我之所以挑选这个技术，是因为我希望用幸存图像和人类精神的力量来变换大屠杀的黑暗。最后的图像，“彩虹安息日”，是一个纪念性的彩色玻璃装置，这个装置展现了一种世界和平与分享的设想。在创作它的时候，我看到在更大的不公平世界背景下的妇女的苦恼以及来自许多人遭受的苦恼。2003年，我开始严肃的/认真的用玻璃来进行创作，因为它同时具有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能力，还因为它允许我同时表达对人类力量和弱点的理念，还有，通过表面“看”，这种表面是我作品经常出现的东西，就像我尝试看到表面之外的东西一样。
张：您不仅是一个女性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同时更主要的是您也是一个务实的行动实践者，当您的理念与行动在改变、影响着他人的同时，您的自身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您怎样看待这些变化呢？
朱迪：对我来说，理论就是实践，我的女权主义哲学已经通过我的艺术展现了出来，而不是通过任何政治活动（来展现的）。我相信，女权主义（这个哲学可追溯到几百年前）推动着每个人（同样包括了人类和非人类）都平等的理念，这里所说的每个人都分享着我们微小的星球。此刻，男性急速增加的力量已达到高峰，而动物的力量只在地球的底层。女权主义则体现了一个不同的力量理念，一方面鼓励授权每个人，另一方面尊敬任何形式的生命。我的理念已经通过我的艺术、我的书籍和我的演讲而带给了每个人。我得到的报答是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的作品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张：您曾经说过：“我的目标是创造让全球女性艺术家以及女性身份获得表达自己的可能性。”您认为这个目标达到了吗？
朱迪： 当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定下要创作以女性为中心的意象（或女权主义作品）时，我的目标就设立在提议全世界女性都可以在她们的作品中表达其自己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还是一个年轻艺术家时，男性并不接受我的作品，因为（作品）它“看起来”很女子气。所以有十年的时间，我从自己作品中删去了任何女性气质的迹象。然后我就对此做法感到恶心/恼火，因为我希望表达我真正关心的事情，并以女性的身份进入我的艺术中。在后来的十到十五年中，我有机会周游世界，在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我都能看到女性艺术家们拥抱着这个新自由，这就是我的目标。
张：外界或艺术家给予您很多头衔，如：艺术家、作家、女权主义者、教育家和知识分子。倘若您为自己的身份定位，您会选择哪一个？为什么？
朱迪： 当我还年轻时，一个人必须要选择一个单一身份，这是不真实的。艺术家同样也是音乐家和策展人、批评家和画家。我同样也有多重身份，艺术家、作家和教育家。在所有的这些角色中，我尝试着并表达着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价值，但是如果我必须要选择一个的话，那艺术家是我最重要的表达自我的方式。
金色眼泪的托比头像
张：您自己也承认得到的负面评论很多，您怎样面对那些言辞激烈的批评与评论呢？
朱迪： 1997年时，我的丈夫和我去过台湾，在那里的汉雅轩画廊（Hanart Gallery）举办了个展，还跟众多亚洲女性艺术家们一起举办了一个展览。她们（当时）都抱怨她们的作品受到了不好的评论，而这些作品大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我当场开怀大笑，并说：“我恐怕比当代任何艺术家获得的最糟糕负面评论都多，然而，我仍然继续着、谈论着并大笑着，所以女孩们，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我想试着告诉她们的是，负面的评论可能是具有伤害性，而且许多负面评论其实是有伤害的，但它们并不能杀死你。同样，改变是困难的，而且我所收到的负面评论也会使这个困难更明显。然而，我将致力于尝试作出改变，尝试维护我作为女性和犹太人身份的艺术，因为这就是我。我反对艺术同质化/均匀化，虽然有时国际艺术市场推广这个，（但我还是反对艺术同质化/均匀化）。重要的是多样的，每一个声音都在世界上享有平等地位。
张：您的一生都在向权力、向传统挑战，而且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这是否与您既定的几个因素有关：叛逆的性格 + 女性的身份（受歧视的） + 犹太的种族（受迫害的）？
朱迪：我抵御负面批评的能力大概来源于我的父亲。他是一位美国反共昌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每个人都在说马克思主义者是坏蛋，但我从 我与父亲间的经历方面知道，他是一个好人，马克思主义者是试图将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好人。他在我13岁时去世，就在那时，我决定了或者相信我自己的经历或者相信世界上（其他人）所说的。然后我意识到世界有时是错误的，而我必须相信我自己的经历，这也是我一直在尝试做的。
张：在《穿越花朵》里有一段记录着您曾经为一件雕塑作品而收到一个赞助的情节。您当时处在一个极其矛盾的时刻：因为资助者认为您是一个女性，所以愿意帮助您，而您又深陷于解决赞助则无法完成创作，接受赞助又伤害了女性的自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与选择（就像您碰到的一样）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您认为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怎样作出一个明智而正确的选择呢？
朱迪：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艺术家时，我被邀请出席一个在洛杉矶市立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的重要雕塑展。那时，我制作了一个大型雕塑，我需要资金支持以便能完成“十部分圆柱体”这个玻璃钢作品。我的一个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说他可以帮助我。当我与他见面时，他告诉我他从不帮助男性艺术家因为这降低身份。我当时必须要决定是接受他的帮助（即使他看低我）还是猛击他的脸。最后我决定拿到钱并完成作品，但这件作品我最后毁坏了它，因为我负担不起储存费。至于我怎么认为我的决定，我想那是一个人可以在当时做的最好的。
张：我发现我对您的认识是随着对您了解的深入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坦率地说，刚开始您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具有叛逆意识的艺术家，一个无所顾忌的、率真而勇敢的人。而现在我觉得从您的挑战整个父权模式到开启女性特质，再到重新定义两性关系，最大可能的发掘女性的潜能来看，这些都已超越了一个艺术家的责任与担当，使我不禁要问，您的这种使命感从何而来？是什么力量促使您担当这些本应是政治家所要担当的责任？
朱迪： 许多人都假想我是敢做敢为的/好斗的、不像女性的一个人，但当他们见到我时，他们总是惊讶于我的矮小、薄弱以及（很多人说的）具有吸引力，同样，我还有一位高大而英俊的丈夫（已经25年了）。只是因为一位女性是一个强烈的艺术家或有一个坚决的性格，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无吸引力的。毕竟，我们不承担男性艺术家们，（许多男性艺术家们是真正的敢做敢为），为什么我们要让女性承担这些？
张：您认为当代女性艺术是否已经建立起与男性一样的艺术空间与话语体系？
朱迪： 尽管从我还是一位年轻艺术家时，艺术界就发生了很多改变，但在制度水平上，那些改变还是最低限度的。更多的女性艺术家和多彩的和变化万千的艺术家正在世界各地展览，这是值得庆祝的。但是就我的目标而言，（比如，改变艺术历史，）是要通过对单独艺术家的永久收藏和出版来完成的。在我们世界上的重要博物馆中，女性的构成仅占永久收藏的3-5%，而在单独出版物上仅有 2.5%专注于女性。所以回答是不，女性还没有建立起与男性一样的艺术空间或同水平的话语体系，至少在这个计数的地方还没有建立。
张：当今女性的权力、地位与您70年代提倡女权的时代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您认为今天女性所取得的这些变化是您理想中的结果吗？您理想中的独立女性应该是怎样的？
朱迪： 这个问题的前一部分我已经在13个问题中回答了，但是请让我补充我理想中的独立女性是做着她生活中和工作中所希望做的。
张：您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生活在我想要的生活中”。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生活境界，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人恰恰背离了这种生活状况，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种族之间的争斗以及对资源、财富的占有与分配，是人们在生活中迷失了自我，陷入迷惘与痛苦中不能自拔，您能否谈谈对朋友、事业、名誉、地位以及财富的看法？
朱迪： 这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确实是真实的，它是一个特权，这个特权能够做一个人想要做的。在很难暴露的地方有着财富上可怕的不公平待遇，巨大的贫穷口袋和苦恼。我已经在一个不同的、更公正的世界中描述了我自己的信念。同时，我相信艺术家们有责任去分享他们的天赋，比如，当我被卢杰邀请参加“长征”计划时，我扩展并邀请了其他中国女性艺术家（一起参加）。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以怀疑的态度而不是赏识的态度看待我，就像是我没必要这样做，而且大部分艺术家也不会尝试着分享，这对我是无限的伤害。但是它论证了世界缺乏平等的方面，这使人们猜疑而不慷慨，而这个方面也是我一直试着做些什么，甚至是对这种缺乏的理解。
张：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历史说到根本是一部与父权文化斗争的历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的头几年，女性主义已经变成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为为此奋斗了整整一生的艺术家，您对当下妇女生活以及女性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怎样评价？您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还有哪些问题有待解决？
朱迪：我的女性历史的知识和女权主义哲学/见解，帮助我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艺术世界中站得住脚。事实是大部分年轻女性并不知道太多有关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而这对她们理解她们所要遭遇的、仍然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 要创造出她们自己的道路是很困难的。在我的理念中，教育是无可替代的。
张：在给我的来信中，您提到正在写一本关于“芙烈达·卡萝（Frida Kahlo）”的书，到目前为止您已经出版了几本书？（我知道有十几本，但不知道具体的数量），写作在您的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朱迪：我的新书是关于芙烈达·卡萝（Frida Kahlo）的，“面对面（Face to Face）”将于9月份由Prestel Publishers出版。这本书与英国艺术历史学家Frances Borzello（弗朗西斯）共同编写，书籍考察了芙烈达·卡萝（Frida Kahlo）的整个身体艺术，有一些是很少在女性艺术家身上发生的，因为有些女性艺术家是鸽笼化的，（如，我主要知名的是“晚宴”，这是惟一一件非常大型的身体艺术，尽管卡罗创作了很多静物绘画。但知名还是她的自画像，Georgia O’Keeffe乔治亚·艾琪芙最著名的还是花朵，它们是她作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自己和其他女性艺术家来说，改变是我的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这是我的第十二本书。
朱迪 芝加哥目前正在纽约举办的个人回顾展现场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