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危机
文／阿尔贝·加缪
译／Helicopter
译按：2016年是加缪一生中唯一一次美国行的70周年，纽约市为此举办了一些纪念活动，包括在他当年发表演讲的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演员维果·莫特森（Viggo Mortensen）朗读当时讲稿《人类的危机》（La crise de l’homme）的英译版。本文根据英文朗读稿听译，并结合法文原版译出，参考了冯寿农、黄旭颖的译文。
一
女士们、先生们：
当我被邀请前往美国进行一系列演讲时，我有些疑虑和犹豫。我还没有到足以演讲的年纪。我更善于思考，而不是发表总结性的言论。因为我没有任何关于所谓“真理”的结论。不过有人很礼貌地告诉我，我的个人观点并不重要，关键是介绍一下法国的情况，让听众形成自己的观点。有人建议我谈论法国当代戏剧、文学，甚至哲学。我回答，那不如谈谈法国铁路工人的成就或北部矿工的工作得了。但他们有理有据地反驳说，人应量才而为，不同专业领域的问题要交给该领域的专家。显然我对铁路道岔一窍不通，但却从事过不短时间的文学创作，自然应该谈论文学而不是铁路了。
最后，我明白了。我应该谈论我熟悉的事情，并介绍法国的概况。确切地说，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才决定既不谈文学，也不谈戏剧。因为文学、戏剧、哲学、科研，以及整个国家的努力，反应了人类的本质问题、人性和生活的挣扎——如今，我们正受困于此。法国人认为人类依然受到威胁，他们认为，为了活下去，必须对某种观念进行拯救，以从攫取着这个世界的危机中逃离出来。基于我对国家的忠诚，我决定谈论这场人类的危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我这一代人的道德体验尽可能清楚地描绘出来。因为我们见证了这场全球危机的诞生，我们的体验多少能帮助大家了解人类的命运，和当代法国人的情感的某些方面。
首先我想对这一代人作出定义。在法国和欧洲，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或在此期间出生的，青春期遇上全球性经济危机，到了二十来岁，希特勒就上台了。西班牙战争、慕尼黑协议、1939年爆发的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的法国沦陷、四年的被占领和地下抵抗运动成为他们成长教育中的补充教材。因此，我们可以被视为有趣的一代。为了便于表述，此刻我想不以我的名义，而是以一群三十来岁的法国人的名义和你们说话。他们的智识、心灵成形于那些可怕的年头。他们和他们的国家一样，以羞耻为营养，以反抗为生。
是的，这是有趣的一代人。他们面对着一个由父辈所创造的荒诞的世界；他们什么也不相信，在反抗中度过。他们时代的文学完全反对清晰、反对叙事，甚至反对语句。绘画是抽象的，以反抗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和和谐。音乐拒绝旋律。至于哲学，他们告诉人们真理并不存在，只有“现象”。史密斯先生、杜兰先生、沃格尔先生都是存在着的“现象”，但这三个“现象”之间毫无共同点。我们这代人对道德的态度则更加分明：民族主义似乎是过时的真理，宗教是一种逃避，二十五年的国际政治使我们怀疑一切纯洁性，并得出如此结论：大家都没有错，因为大家也许都是对的。至于我们社会的传统道德，似乎始终被我们认为是怪物般的伪善的存在。
所以，我们活在否定之中。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其他时代、其他国家，在历史的其他时期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这次的区别在于，对于一切价值感到陌生的这批人，不得不调适个人立场，去适应恐怖、杀戮的现实情景。局势使他们相信，人类也许正经历危机，因为他们不得不生活在最揪心的矛盾中。他们前往的战场有如地狱——如果地狱果真是对一切的否定。他们既不喜欢战争，也不喜欢暴力，但他们不得不接受战争、施行暴力。他们唯一憎恨的是憎恨本身，然而他们被迫学习憎恨这门艰辛的科学。他们不得不面对恐怖，又或者，是恐怖找上了他们。他们所面对的局面，我想通过四个简短的故事，而不是笼统的字眼来进行描述。尽管世界已经开始遗忘，但它依然在我们心中燃烧。
1）在欧洲某个首府城市一所被盖世太保占领的公寓里，两名还在流血的囚犯在经历了一整晚审讯后，发现自己被捆绑起来。大楼的管理员开始认真做家务，也许是刚用完早餐，她心情很不错。当其中一个被施虐的男人指责她时，她愤慨地回答：“我从来不管房客的事。”
2）在里昂，我们的一位同志从牢房里被拉出来接受第三轮法庭审讯。在上次审讯中，他的耳朵被狠狠地撕裂了，头上扎着绷带。审问他的德国军官和上一轮的是同一个人，然而他用一种同情和关怀的口吻问他：“您的耳朵怎么样了？”
3）在希腊的一次地下抵抗运动后，一位德国军官准备将作为人质的三兄弟行刑。他们的老母亲跪在他脚边，恳求他放过一个儿子。他同意了，但条件是得由她自己选择哪一个。她选择了大儿子，因为他有一个家庭要照顾。可是她的选择等同于为其他两个儿子宣判了死刑，而这，正是德国军官想要的。
4）一群被遣返的女人，包括我们的一位同志，途径瑞士被遣送回法国。在进入瑞士国境后，她们看到一场丧礼。这场仪式使她们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这儿是这样对待死人的啊，”她们说道。
我选择这四个故事是因为在回答“人类危机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时，它们比一个简单的“是”蕴含更多。故事中的人所呈现的答案，和我要回答的一样：是的，人类危机是存在的。因为当今世界，我们带着冷漠的态度、假惺惺的友好、研究的好奇心或毫无反应的态度来看待人的被害和受虐。是的，人类危机是存在的。因为致人死地本应让人觉得恐怖或羞耻；因为人的苦难被视为一种无聊的义务，和为车子加油、排队买一盎司黄油差不多。
把矛头指向希特勒是简单的，并认为既然毒蛇已死，它的毒液也已消失。但我们清楚知道，毒液并没有消失，它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看看国家、政党、个人之间继续彼此仇视就可以知道。我一向认为，一个国家对其叛徒和英雄都具有责任；文明也一样，尤其是白人的文明，对堕落和成就负有同样的责任。这样看来，我们都对希特勒主义负有责任，所以理应努力弄清这个将欧洲毁容的可怕的魔鬼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借助我所说的四个故事，让我们来罗列这场危机最明显的一些症状：
1）第一个症状是恐惧的崛起。这是价值腐坏所导致的：评定人或历史力量的并非尊严，而是成败。当下的危机无可避免，因为西方没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未来有所把握；相反，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忧虑，他们会被历史以某种形式碾为尘埃。为了拯救可怜的人类，使这个现代的约伯*不至于死于自己的伤口和粪土，首先应当卸下恐惧和焦虑的负担，这样才能重拾思考的自由，以解决现代良知所面对的所有问题。
（*原本很幸福，却被撒旦剥夺了一切的一位先知。）
2）这场危机还源于说服的不可能性。人要真正活着，必须相信彼此之间有某种共通点，某种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如果他待人以善，他也期待善意的回应。但我们发现有些人是无法被说服的。集中营里的囚犯不可能说服正在殴打他的德国党卫军，他不应该这么做。刚才提到的那位希腊母亲也不能说服德国军官，他没有强迫她心碎的权力。党卫军和德国军官已经无法代表人或人类，而是一种本能，一种上升到思想或理论的状态。激情，即使是致命的激情，也优于这种本能。因为激情有其持续时限。而另一种激情，来自另一个有血有肉的心灵的哭喊，是可以取代它的。刚刚撕裂了他人的耳朵又去予以慰问的人并没有激情。他只是一则数学公式，无法被克止，也无法与之辩解。
3）这场危机还源自真实被印刷物取代，即，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今天的人，在自己和自然之间设置了更多的道具，用抽象和复杂将人孤立起来。面包短缺时，就出现了面包票。法国人民每天只能吸收一千两百卡路里，却要用到六张不同的表格，每张有上百种票。这种官僚主义在各处扩张着。为了从法国来到美国，我在两国都要用到许多文件，多到足以让我为今天的演讲印发足够多的稿件，以至于我本人都用不着来了。那么多文件、办事机构、行政官员造就了一个人情味消失不见的世界。若想与他人接触，必须首先穿越由所谓“规矩”所形成的一个迷宫。那位对着他亲手撕裂了的耳朵说出安慰的话的德国军官，认为这并无不妥，因为撕耳朵是他的职责之一，怎么可能是错的呢？在某些地方，人不再死亡、不再相爱、不再杀人——他们都只是被召唤。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优秀组织”。
4）这个危机还源于用政治的人取代真实的人。激情不再是私有的，而是集体的，即抽象的激情。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政治都变得无法避免。尊重或保护一位母亲不受折磨是次要的，教义的胜利才至关紧要。人类的受难不再被视为丑闻，仅仅是个变量，昭示着一个无法计算的可怕的总和。
5）显然，这些不同症状可被总结为某种对效率和抽象主义的崇拜。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欧洲人只拥有孤独和沉默。他们无法通过沟通来分享价值，又由于他们无法受到基于那些价值的相互尊重的保护，他们只能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中选择。
二
这就是我同代的男人和女人所理解的。这就是他们曾经和至今仍面对着的危机。我们曾尝试用已有的价值来解决这个危机，然而唯一的价值就是生活的荒诞性。在这种精神状况下，战争和恐怖来到我们面前。没有安慰，没有确信。我们只知道不可以屈服于正在占据欧洲四角的野蛮武力，但却不知道如何将我们的抵抗合理化。即使是我们之中最聪慧之人，也找不到既可以反抗恐怖，又可以为杀戮正名的原则。
如果人们什么也不相信，如果什么都没有意义，如果没有价值可以被确认，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一切都变得不重要。因此，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希特勒既没错，也不是对的。有的人把几百万无辜的人扔进焚烧炉，有的人则全力拯救麻风病人；有的人撕裂他人的一只耳朵，却对着另一只说出安慰的话。有的人能在刚被折磨完的人面前把房间收拾干净。有的人向死者致敬，有的人则把他们扔进垃圾桶。这些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认为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胜者即正义。当下那些聪明的怀疑论者就宣称如果恰恰是希特勒赢了这场战争，历史将会赋予他荣誉，将他端坐着的残暴的王座神化。而在可预料的将来，历史甚至会把希特勒本身神化，为恐怖和屠杀辩护。就如现在我们宣称“一切都没有意义”也是在为恐怖和屠杀辩护。
事实上，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的确相信，如果缺少更高层次的价值，人们只能相信历史是具有意义的。很多时候，他们的确表现得如同他们信仰的那样。他们说这场战争是必要的，因为它会清算民族主义的时代，为帝制让位于一个大同的社会、人间的天堂作好准备——不管是否涉及斗争。基于这种思路，他们得出和我们一样的结论：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历史有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必须能被阐明，否则它什么也不是。这些人的所想和所为，让人以为历史是某种超越性的辩证，人类正朝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前进。他们按照黑格尔那可憎的原则来思想和行事：人类由历史所造就，历史却不由人类所造就。事实上，当今政治和道德的现实主义衍生于激进的历史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全人类都在理性地朝着一个确定的宇宙前进，虚无主义已经让位给一种绝对理性主义。本质上，两者是一致的：如果历史真是由一种超然和不可避免的逻辑所决定的话，如果这种德国哲学的假设为真——封建主义必然推翻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必然推翻民族主义，并最终形成大同社会，那么，支持这一进程实现的一切都是好的，历史上的成功等同于绝对真理。由于这一切只能通过战争、阴谋、对个人或集体的屠杀来达成，那么行为的评价标准不再是善与恶，而是效率。
因此，我们这代人在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种双重的诱惑：要么认为什么都不是真的，要么认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力量才是真理。许多人屈服于这两种诱惑的其中一种。也正因此，世界被有权力的人统治，最终被恐怖主宰。如果没有是非善恶，如果唯一的价值标准是效率，那么唯一准则就是效率，强大的就是好的。世界不再按正义与非正义来划分，而是分为主人与奴隶。因为他奴役他人，所以他是对的。公寓管家是对的，受刑者是错的。下令施刑的德国军官、施刑的人、掘墓的德国党卫军官，成为这个新世界里有理的一方。看看你们周围，是不是的确如此？我们被置于暴力的节点，感到窒息。在每个国家，在全世界，怀疑、不满、贪婪和权力的崛起，正催生出一个昏暗、绝望的宇宙。在那里，每个人都被迫局限在“现实”之中生活，而“未来”则会引起焦虑；每个人被迫相信抽象的力量，被追求效率的生活残害而变得残忍，被剥夺了自然的真理、思想的娱乐和最简单的幸福。也许你们幸运的美国公民们看不到，又或者看不清这些，然而我所说的那些人已经经历了好些年。他们在身体里、在他们所爱的人眼中，捕捉到这一恶魔的存在。从他们受创的心灵深处迸发出一股可怕的反抗冲动，意欲扫除一切。太多残酷的画面仍然萦绕心头，使他们相信反抗并不容易。但同时，他们太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年的恐惧，无法忍受它们再继续下去。问题这才真正开始。
三
如果这场危机的特征是权力的意志、恐怖、由政治和历史人物取代真实的人、抽象和历史的必然性支配一切，以及没有尽头的孤独，那么为了战胜这场危机，我们就应该改变这些。然而，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着如此巨大的难题，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信。其实，我们应从这种否定中获取战斗的力量。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应该信仰上帝、信仰柏拉图、信仰马克思，可这是徒劳的，我们并没有信仰。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是否接受这样一个世界：要么成为受害者，要么成为加害者。但我们两者都不接受。因为在心灵深处，我们了解这种区别本身就是虚设。最终只有受害者，因为杀害与被杀害，结局都是一样的。杀人者和被杀者，都会承受同样的失败之痛。问题不再是接受或拒绝这种形势、这个世界，而是知道该用何种理由来反对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场反抗邪恶的斗争中寻找理由。我们不仅是为了自己战斗，也是为了人类共有的某种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一个价值被剥离了的世界，在我们栖息着的心灵沙漠中，反抗可以昭示什么呢？反抗使我们成为说“不”的人，然而同时，我们也是一些说“是”的人。我们对这个世界、对它根本的荒诞性、对威胁我们的抽象、对在我们四周建立起来的死亡文明说“不”。我们用说“不”来宣布，这一切已经持续太久了，有一条底线是不可逾越的。但同时我们肯定处于底线以内的一切。我们内心在拒绝杀戮、受苦，拒绝长久的侮辱。当然，有一个矛盾曾使我们犹豫。我们以为这世界的存在和挣扎是无意义的。然而事实上，我们却在抵抗德国。我在抵抗运动中认识的一些法国人，在偷运宣传材料的火车上读着蒙田的著作。他们证明——至少在我们国家——可以在理解怀疑主义的同时怀有荣誉感。而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着、希望着、斗争着的事实，也在肯定着某种东西。
但这“某种东西”是否具有普遍价值，能否超越个人主观性，成为大众的行为准则呢？答案很简单。我所说的那些人，随时准备为他们投身的这场反抗斗争献出生命。他们的死将证明他们为其牺牲的真理是高于他们个人的存在、超越他们个人的命运的。当我们的竞争对手在为命运的悲观性辩护、质疑这种价值是否普世，当人在自己的管家面前受刑，当年轻人被凌辱，当母亲被迫宣判自己孩子的死刑，当正义被当作猪一样被埋葬时，这些人的反抗为某些曾被否定的东西正名，而这并不只属于他们，而是人类可以团结起来去争取的共善。
是的，这是那些可怕的年月所带来的巨大教训。一位布拉格大学生所遭受的侮辱，会影响一位巴黎郊区的工人；洒在东欧一条河岸上的鲜血，能激起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农民把自己的血洒在他踏足没多久的阿尔登**森林。尽管这一切是荒诞疯狂的，几乎不可能被想象。但正是透过这种荒诞，我们意识到在这场共同的灾难中，我们共同的尊严正受到危害。我们应当去维护和维系一个人类的共同体。懂得这一点，我们才知道该如何行动，才会明白即使道德完全荒芜，我们也能找到足够的价值，指导我们的行为。一旦人们明白，真理在于沟通和彼此认可对方的尊严，就会明白对话正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
（**位于德国。）
而要使对话得以延续，人必须获得自由。因为主人和奴隶没有共同之处，对一个奴隶，是无法沟通的。是的，束缚等同于让对方沉默，这是最可怕的沉默。要使对话得以延续，我们应当肃清非正义，因为受压迫的人和从压迫中获益的人是无法沟通的。要使对话得以延续，我们也应当消除暴力和谎言，因为说谎者将别人拒之门外，他会用施暴和约束将沉默强加于人。否定的冲动是我们反抗的开始。我们要求得到平等和真挚。
是的，我们需要通过对话来反抗这个杀戮的世界。这正是今后我们要坚信的。如果想保护自身免受杀戮，我们必须保持对话。我们需要抵抗不公正、抵抗奴隶制、抵抗恐怖，因为正是这三大灾难使人类变得沉默、分裂，使人类相互视而不见，使他们无法发现，将他们从绝望的世界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价值——与命运相抗争的人们之间的友爱。在这漫漫长夜的尽头，我们最终明白，在这被危机撕裂的世界中我们所应该做的是：
1）我们应当直言不讳，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每当我们赞许某些思想，等同于杀害了千百万人。我们并不觉得，因为我们是凶手；我们是凶手，正是因为我们是这么想的。因此即使不杀害，我们也会成为凶手。因此，我们大家多少都成了凶手。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摒弃宿命论的观点。
2）我们应当把世界从统治着当下、阻止思考进行的恐怖中解救出来。据我所知，联合国正在这个城市里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们或可以建议这个全球性组织的第一份文件，应以纽伦堡审判为鉴，严肃地宣告废除遍布全球的死刑。
3）政治应尽可能被置于一个它应处的范畴——一个次要的范畴。我们不需要福音书或政治、道德的教理书来粉饰世界。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恰恰在于政治试图为我们提供一本教理书和一套完整的哲学，有时甚至指定关于爱的方式。但政治的角色是维持秩序，而不是规范我们的内心。对我来说，我不清楚是否有绝对真理的存在。如果有的话，也与政治秩序无关。绝对真理并不取决于集体，而在于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思考绝对真理的心灵空间。而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应予以我们这种自由。我们的生命，毫无疑问是他人给予的，有必要的话，可以将生命献出；但我们的死亡只属于自己。这就是我对自由的定义。
4）第四件事，是要从否定中寻找和创造能够调和消极思想、能够激励乐观行为的正面价值。这是哲学家的事。而第五件事是要明白，这种态度意味着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普遍主义，使心怀善意的人得以共聚。若想远离孤独，我们就必须交谈，但交谈必须是坦率的。无论如何不撒谎，只说所知为真之事。但只有在一个基于普世共同价值的世界中，我们才有可能谈论真实。孰对孰错，并非由希特勒来裁定。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认定他的真理最正确的，可以强加于其他人。只有被共同认可的良知才能实现这一宏愿，而我们必须去发现支撑这一共同良知的价值。我们最终要赢得的自由，是不说谎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生存或死亡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立场，我们走了一条远路，但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的错误史，而不是真理史。也许真理就像幸福一样，是简单而没有历史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呢？当然不是。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或更理性。我们尚未终结荒诞。但至少我们有一个驱动我们改变行为的理由了，这在不久前还是缺失的。没有人类的世界，是绝望的。但人类存在于世界上，带着他们的热情和梦想，他们的族群。我们在欧洲的一些人，把对于世界的悲观主义和对于人类的深刻的乐观主义结合了起来。我们无法假装逃避历史，因为我们身处历史之中。只有在历史的竞技场上战斗，才能将人类从并不属于他们的历史中拯救出来。我们发掘过去的文明，既不拒绝历史，也不再受历史的奴役。人有对他人应尽的义务，也应同时拥有作为他个人的思考的时间、愉悦和幸福，作为平衡。
我想大胆提出，我们应始终拒绝崇拜任何当下的事件、事实、财富、权力和历史。我们应正视人类的现状，而我们知道现状是怎样的。一车车的尸体和几世纪的历史，只带来人类命运的微小改变。这是规律。在18世纪的法国，有好多年，年轻人掉的脑袋像麦穗一样多。大革命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情和恐惧，最终在19世纪初，世袭君主制被君主立宪制取代。我们，20世纪的法国人，实在太了解这些可怕的规律。需要战争、占领、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囚犯、一个被悲痛摧毁的欧洲，才使我们中的一些人领悟到能够稍微减轻失望感的两三件事。对于我们这种境遇，乐观主义似乎是可耻的。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已经死了，因为他们选择了死亡。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该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我们做得比其他人要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生活在矛盾之中。唯一的区别是我们这代人在矛盾之中纳入了人类的巨大希望。之前提及，要谈谈法国人的感性，那么也许你们记住以下这些就够了：今天，在法国和欧洲，有这么一代人，他们认为寄信于人类的人都是疯子，但提前感到绝望的都是懦夫。他们拒绝绝对的解释和政治哲学的统领，而是努力透过有血有肉的人，以及他们对自由的努力来获得确信。他们不相信可以实现普世的幸福或满足，但相信人类的痛苦是可以减少的。正因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不幸的，我们就应该创造幸福。因为正义缺失，就应该为正义而努力；因为世界是荒谬的，就应该提供某种意义。
最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应当谦逊，恪守岗位，做好本职之事。它意味着我们应当在党派和政府之外创立一些共同体和思想，以促进超越国界的对话。这些共同体的成员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言谈来证明，世界不应由警察、军队和金钱主宰，而应成为一个男人和女人的世界，人们勤奋工作、愉快思考。
我们应当将我们的努力、反思，甚至牺牲，往这个目标引导。古希腊的崩溃是由苏格拉底被刺开始的。这些年在欧洲，我们杀死了许许多多的苏格拉底。这是一个信号。它昭示了只有苏格拉底式的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思想，才能对建立在杀戮之上的文明构成真正的威胁。只有这种思维方式能修复这个世界。而任何依赖权力和统治的作为——无论多么令人钦佩，都只会更深刻地残害人类。以上，就是法国和欧洲正在经历的微不足道的革命。
结语
也许你们会感到惊讶，一位被正式邀请到美国来的法国作家，既没有向你们描绘一幅有关他的国家的田园牧歌式的图景，也没有所谓“宣传”的意愿。但如果仔细思考一下我刚才的阐述，就会理解为什么了。宣传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在人们心中激起他们并未拥有的感受。但那些与我们有相同经历的法国人，并没有要求他们被怜悯或被爱。他们认为困扰他们的唯一的国家问题，并不取决于世人的看法。这五年来，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是否能挽救尊严——一旦战争结束，是否能拥有言论自由。这项权力不期望由任何人给予，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这原本并不容易，但最终如果我们得到这种权力，那是因为我们——也只有我们——知道究竟作出了多大牺牲。
我们并没有教导他人的权力。但被鞭笞太久的人的沉默是羞耻的。除此之外，我想请你们相信，我们只会守住自己的位置。也许正像有人所说，历史的后五十年将由法国以外的国家来谱写。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法。我只知道一个在二十五年前失去一百六十二万人口，并刚刚失去数十万志愿兵的国家，已经用尽力气。这是事实。而世界舆论——不管是关心，还是轻视——都不会改变这一事实。因此，索取同情或尝试说服都是荒唐的。然而，阐明这场世界危机源于对特权和权力的争夺，并非荒唐的事。
作为今晚演讲的总结，在最后，我个人想说的是：每当我们用权力来评价法国或其他国家，又或任何问题，我们就会离人类的分崩离析更进一步，就会加深对统治权的渴望，并最终导致杀戮的合法化。思想决定行动。那些宣称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强大即伟大的人，对于今天满目疮痍的欧洲的种种可怕罪行负有绝对的责任。
我想，我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我应对你们说的话。我的责任是忠实地反映我在欧洲的同志们的声音，以防你们对他们作出草率的评价。他们不充当任何人的审判者，除了杀人犯之外。他们用充满希望和确信的目光看待所有国家，并且坚信每个国家都能找到属于它自己的人类真理。
对于今晚来到这里的美国年轻人，我还想补充几句。我所谈及的那些法国人非常尊重你们的人道主义，以及你们拥有的自由和幸福。这些在广大美国人民脸上清晰可见。是的，他们对你们的期望，与他们对所有正直的人的期望一样——为建立世人之间的对话而真挚地投入。从远处看，我们的斗争、希望和要求似乎让人不解，或是徒劳的。的确，如果通往智慧和真理的道路真的存在，这些人并没有选择最直接或最简单的那条。那是因为无论世界，还是历史，从未提供任何直接、简单的路。现状无法给予的，他们就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也许他们会失败。但我相信如果他们会失败，这个世界亦然。在依然被暴力和深植的仇恨毒害的欧洲，在被恐惧撕扯得支离破碎的世界上，他们会努力挽救在人类身上残存的人性。这是他们唯一的愿望。这些努力如果在法国能够收到一些效果，如果今晚我能让你们了解到鼓舞着法国人民追求正义的热情——即使只有那么一点点——将会是唯一的安慰，以及我个人小小的自豪。
注：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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