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选自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 译）第一章“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缓慢发展过程中，当它选择自己的方法时，主要是受它所面对的问题性质的引导。它逐渐发展出一种适合于这些问题的技术，却没有过多地思考那些方法的特点，或它们跟其他知识学科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既可把这门学问称为科学的一支，亦可把它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从不介意自己的题目属于科学还是哲学。那时，“科学”一词尚未获得今天这种特殊的狭隘含义，也不存在把自然科学单独区分出来并赋予其特殊尊严的做法。其实，投身于这些领域的人，在研究自己的问题中较具一般性的方面时，很乐于选择哲学这个名称，我们有时甚至可以看到“自然哲学”与“道德科学”的对比。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物理和生物学科，同时它们也开始要求自身具有使其有别于其他一切学问的特殊的严密性与确定性。它们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诲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Science）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证明自身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特殊问题上。可是，在大约120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研究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且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被当作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将迅速破灭。
不过应当立刻指出，在提出这些要求时调门最高的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从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爵爷——所谓永远的“科学吹鼓手”的原型，到奥古斯特·孔德和我们今天的“物理学至上论者”，提出自然科学的专业方法无比优越这种主张的，大多是一些代表科学家发言的权利令人生疑的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科学本身所表现出的顽固偏见，与他们对别的学科一样多。弗朗西斯·培根反对哥白尼的天文学，孔德声称用显微镜之类的工具对现象进行任何过于细微的研究都是有害的，所以实证社会的精神权力对此应予禁止，因为它有可能颠覆实证科学的定律。既然这种教条主义态度经常使这类人物在自己的领域中迷失方向，对于那些与让他们产生灵感的领域相距甚远的另一些问题，也就没有多少理由过于尊重他们的观点。
读者在阅读下面的讨论时，还应当切记一条限制。科学家或迷恋自然科学的人经常试图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未必就是科学家在自己领域中事实上采用的方法，倒不如说，那是他们以为自己在使用的方法。这两者未必是一回事。思考自己的方法并使其理论化的科学家，未必总是可靠的向导。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有关科学方法之性质的观点经历了不同的时尚，但我们必须假定，实际采用的方法本质上依然如故。但是，既然影响着社会科学的是科学家以为自己在做的事情，甚至是他们过去持有的观点，所以下面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评论，未必可以说就是对科学家的实际工作的如实说明，倒不如说，它是对近来有关科学方法的性质的主流观点的说明。
这种影响的历史，它发挥作用的渠道，以及它对社会发展方向的侵袭，是我们一系列历史研究的主题，本文只是它们的一篇导论。在追溯这种影响的历史过程之前，我们先要描述一下它的一般特征，以及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思维习惯毫无根据的不幸扩张所引起的问题的性质。我们会一再遇到这种态度的一些典型因素，它们貌似合理，因此在评价它们时必须谨慎行事。从具体的历史事例中，并非总是能够揭示这些典型观点跟科学家的思维习惯有何关系，或它们如何从这种习惯中产生，而通过系统的考察则更易于做到这一点。
几乎无须强调，我们所说的一切，不是反对科学在自己适当的领域里采用的方法，也丝毫不想让人怀疑它们的价值。但是为了消除这方面的误解，在谈到“唯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偏见时，不管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我们指的不是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而是指对科学方法和语言奴性十足的模仿。这些概念在英语中虽然不是完全不为人知，但其实它们是从法语中借来的，近年来它们以在英语中所表达的含义，在法语中得到普遍使用。应当指出的是，就我们所采用的含义而言，这些概念确实反映着一种态度，它丝毫没有正确意义上的科学性可言，因为它生搬硬套，不加批判地把某些思维习惯，运用于同形成这种习惯的领域有所不同的领域。唯科学主义观点不同于科学观点，它不是不带偏见的方法，而是带有严重偏见的方法，它对自己的题目不加思考，便宣布自己知道研究它的最恰当方式。
倘若有个类似的字眼可以用来描述工程师的典型思想态度，也许就方便多了。这种态度在许多方面跟唯科学主义关系密切，尽管也同它有所区别，不过我们在这里打算把它同唯科学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既然找不到一个有同等表现力的字眼，我们只好满足于把后一种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思想中的典型因素，称为“工程学的思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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