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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

2010-05-05 15:57:17　来源: art-ba-ba 作者：

弗里达·卡洛

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1907年在一个凉爽的夜晚，弗里达·卡洛诞生在墨西哥城的土狼区，（Coyoacán，艺术气息浓厚，如巴黎的蒙马特，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叫做“蓝屋”的家中，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47年后她又死在同一幢房子里。她是欧洲移民和当地墨西哥人结合的产物。她说她出生在7月7日，但出生证明上说是该年的7月6日。这只是她一生中对自己生活众多假话中的一个。后来弗里达把自己的生日改成1910（正好是墨西哥革命开始的那年），也许是因为七岁的时候患小儿麻痹而延缓了她的就学，也许是因为她生来就喜欢编写自己的故事。

她父亲是一位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并且擅长画画和弹钢琴，生于德国；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是墨西哥的原住民。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弗里达从小是个毫无畏惧的，淘气的孩子，并且在四个姐妹中性格和父亲最相仿，如此成为父亲偏爱的女儿。父亲为她构思了理想的教育计划，尽量给她最好的一切，并且在她小儿麻痹复原后（弗里达后来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鼓励她玩拳击、摔跤、各种运动以让自己坚强起来，抵抗他人的嘲笑和自己的寂寞。
　　　　　　　　
然而，少年时期的Frida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国立预科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Frida就是2000男生中35位女生其中之一。弗里达当时是打算学医的，我们可以在她的画里看到她对生物和人体构造方面的认识。她把脉搏、心脏等等，都画得非常精确。车祸前，当她还在学医并开始发现自己对绘画的兴趣之后，曾想专门为画医学书刊画插图。

蓝屋

Frida Kahlo 1907年在一个凉爽的夜晚，弗里达·卡洛诞生在墨西哥城的土狼区，（Coyoacán，艺术气息浓厚，如巴黎的蒙马特，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叫做“蓝屋”的家中，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47年后她又死在同一幢房子里。她是欧洲移民和当地墨西哥人结合的产物。她说她出生在7月7日，但出生证明上说是该年的7月6日。这只是她一生中对自己生活众多假话中的一个。后来弗里达把自己的生日改成1910（正好是墨西哥革命开始的那年），也许是因为七岁的时候患小儿麻痹而延缓了她的就学，也许是因为她生来就喜欢编写自己的故事。

她父亲是一位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并且擅长画画和弹钢琴，生于德国；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是墨西哥的原住民。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弗里达从小是个毫无畏惧的，淘气的孩子，并且在四个姐妹中性格和父亲最相仿，如此成为父亲偏爱的女儿。父亲为她构思了理想的教育计划，尽量给她最好的一切，并且在她小儿麻痹复原后（弗里达后来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鼓励她玩拳击、摔跤、各种运动以让自己坚强起来，抵抗他人的嘲笑和自己的寂寞。
　　　　　　　　
然而，少年时期的Frida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国立预科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Frida就是2000男生中35位女生其中之一。弗里达当时是打算学医的，我们可以在她的画里看到她对生物和人体构造方面的认识。她把脉搏、心脏等等，都画得非常精确。车祸前，当她还在学医并开始发现自己对绘画的兴趣之后，曾想专门为画医学书刊画插图。

弗里达在国立预科学校读书时，经常和男孩子们在一起看书、讨论、恶作剧，并且和当时为学校礼堂做壁画的狄亚哥·里维拉（Diego Rivera, 1886-1957）相识，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

弗里达有一个男友，弗里达虽然经常对她欣赏的狄亚哥恶作剧，却没有动情。据弗里达的男友说，弗里达在性方面很早熟，并且当他们两人还在交往时，弗里达还曾被一女图书馆员勾引。

1925年9月17日，Frida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Frida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努力（弗里达一直不愿意相信，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流产证明了这个事实）。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弗里达》剧照

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渐渐地，艺术使她承受的痛苦有了意义，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弗里达从车祸到亡故的那一天，总共经历了三十二次手术。为了给弗里达作手术，她的父母几乎卖光了所有的家产。

弗里达第一张自画像穿天鹅绒衣服的自画像 1926年

1928年Frida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Rivera。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

Frida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Rivera。”

弗里达和狄亚哥真正认识，应该是由他们的朋友，摄影师蒂娜·莫都蒂（Tina Modotti, 1896-1942）介绍的，虽然弗里达喜欢描述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说她如何叫狄亚哥从脚手架上下来看她的画。1929年，弗里达成为狄亚哥的第三任妻子。

狄亚哥1886出生在Guanajuato，墨西哥革命的诞生地。他10岁进入圣卡罗艺术学院，他的画深受墨西哥本土艺术的影响，画中的社会评论引起不少政治和宗教上的非议。

狄亚哥的壁画《军械库》（El Arsenal, 1928）中有正在分发枪械的弗里达。

《公车》（El Camión, 1929）

弗里达早期的作品受到狄亚哥的影响，象狄亚哥一样，描绘墨西哥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在《公车》（El Camión, 1929）里，各种各样的墨西哥人坐在一起，有印第安人，有钱的白人，还有一个女孩可能是弗里达自己。这辆公车和车祸那天的相似，都有木制地板。画中无处不是弗里达的幽默。背景的酒吧名字是“笑声（La Risa）”；穿蓝色服装的工人不仅戴了领带，而且蓝色衬衫上配的是“白领”。

肖像米格尔N.里拉 1927

肖像我的姐姐克里斯蒂娜 1928

Diego（弗里达和丈夫）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Rivera夫妇来到美国，先到San Francisco，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Rivera回顾展。

底特律的流产 1932

在这一时期，Frida 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1932年，Rivera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Frida流产了。休养中Frida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Rivera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

破碎的丰碑 1944

自此Frida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Frida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

《我的诞生》（Mi Nacimiento）1932

1932年，弗里达流产后开始画《我的诞生》（Mi Nacimiento），在她母亲过世后完成。画中的孩子是弗里达，母亲也可以是弗里达。

祖父母，我的父母与我 1936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

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

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佛瑞达”，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

伊娃冯检基的肖像1931

亨利福特医院（飞翔的床）1932

弗丽达卡萝和迭戈里维拉 1931

墨西哥与美国交界的自画像 1932

“我的衣服晾在哪里？”1933

《少少掐个几小下》（Unos Cuantos Piquetitos, 1935）狄亚哥说弗里达“是艺术史上第一个女人，以全然鲁莽的真诚以及安静的残忍，在她的艺术里潜心钻研常见的，却独特的，仅仅关于女人的主题。”

1935年，这对夫妇返回墨西哥，狄亚哥和弗里达的妹妹Cristina发生关系，弗里达痛不欲生，画下了她最血腥的一幅画《少少掐个几小下》（Unos Cuantos Piquetitos, 1935），其中的血溅到画框上，把画中的世界和我们连在一起，没有了里外。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Rivera从未忠情于任何女子，

Cristina事件之后，弗里达变得更独立、坚强了。她剪去狄亚哥喜爱的长发，Frida也从此与众多男女开始了纷繁复杂的恋情关系。

狄亚哥可以容忍弗里达的女性情人，却无法接受她的男性情人，妒火漫天。有一回，狄亚哥发现野口勇（Isamu Noguchi, 1904-88，日裔美籍雕刻家）在弗里达的床上，拿起枪把他轰出去，野口几乎是爬墙狼狈而逃的。

1937年，在狄亚哥的帮助下，托洛斯基获得政治庇护抵达墨西哥，住进弗里达的房子。弗里达和托洛斯基展开一段关系，但是弗里达很快厌倦了“老头子”。

这时期，来自法国的作家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和他的妻子，画家雅克琳·兰芭（Jacqueline Lamba, 1910-1993）也来到墨西哥。几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政治和艺术。

其中有一位是超现实主义者布雷东。他1938年到墨西哥，他惊讶于这个国度，称之为“自然的超现实主义国家”，并且惊讶于Frida的绘画。部分由于他的原因，Frida于1938年末在纽约举办展览，布雷东亲自写前言。展览获得巨大成功，半数作品售出。

1939，布雷东又建议在巴黎再举行一次展览。这次展览在商业上不是很成功，但评论非常好。卢佛宫收藏了一张，而且获得了来自康定斯基和毕加索的赞扬，成为历史上第一幅进入罗浮宫的拉丁美洲画家的作品。

然而Frida非常不喜欢她称之为“一帮母狼的疯狂儿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她说：“他们认为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我从来不画梦境，我话的是自己的现实。”

与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 1938

《水之赋予》1938

The Suicide of Dorothy Hale 1938-39

《两个弗里达》（Las dos Fridas, 1939）

在巴黎，传闻弗里达和兰芭发展出恋情，她在给兰芭的信中流露着真情和思念：“你的眼球是我的眼球，偶人在它们的玻璃大房间里排列着，属于我们俩。”

想念狄亚哥和墨西哥的弗里达回到家，等待她的却是离婚。她的健康状况急速下降，却在黑暗的日子里创造出很多佳作。尽管他们还成双入对出入与公众场合。不到两个月，他们又在美国复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Rivera认识到Frida的健康将无情地恶化，一定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她。

《两个弗里达》（Las dos Fridas, 1939）表现了一个狄亚哥爱的墨西哥弗里达，和一个他不爱的欧洲弗里达。

地球本身（我的护士和我）1939

1940年托洛斯基遭到暗杀后，弗里达被警方审问，因为杀手的朋友。警方也怀疑狄亚哥，但他此时在旧金山。弗里达得到也在旧金山的Eloesser医生的邀请，决定暂时离开墨西哥。在狄亚哥和Eloesser医生的照顾下，弗里达的健康状况有了气色。1940年，狄亚哥和弗里达第二次结婚。

“无论从任何距离，所有我眼睛看到的，所有我自身触到的，都是狄亚哥。”

弗里达和狄亚哥既是爱人，也是同志，朋友。他们离婚的那一年，也没有真正分开，仍然彼此关心和帮助着对方。只是狄亚哥在弗里达死后才意识到她的爱有多么强大，弗里达的葬礼那一天，据朋友的形容，他“象被切割成两半的灵魂”。三年之后，狄亚哥便随弗里达而去。

有趣的是，和弗里达有亲密关系的女人，很多是她和狄亚哥的共同朋友。狄亚哥经常鼓励他的女性朋友去看望弗里达，并且陪她过夜。因为身体的约束，必须长时间在家，亲友的陪伴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弗里达对自己的女同性恋行为毫无约束。有一回她告别朋友，亲吻了她的嘴唇，那个朋友大为吃惊并且推了她一把，令她摔倒在地。同时，对于拒绝她的女人，她也会感到愤怒，而对她不喜欢的女人，她始终不会接纳。曾经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女孩冲入弗里达的房间说“弗里达，你要是不理我，我就自杀！”然后真的喝了毒药当场死在弗里达的房间。狄亚哥听了此闻竟一边大笑一边命人将那女孩埋葬。

弗里达的女性情人很多，除了上述的兰芭，以及下列几个，其余还有未经记载和详述的。

“生活万岁！”

她的健康从来就没有特别好过，1944年以后明显更差了。她开始接受众多脊骨与跛脚的手术。研究她生平与作品的权威人士怀疑是否这些手术都是必要的，或者它们只是吸引Rivera注意的手段。对Frida而言，她生理上与心理上的痛苦总是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早期，她出现病情危机住进墨西哥城的医院，在那呆了一年。

　　复婚之后，Frida作为艺术家的声望持续升高。尽管一开始是在美国而不是在墨西哥本土。她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波士顿当代艺术学会和费城艺术馆被列入最有威望的艺术家之中。1946年，她得到墨西哥政府的奖金并在年度国家展中获官方奖。她还在一所新型的实验艺术学校授课，以非传统的方式带给学生许多灵感。当从医院回家后，Frida成了热情洋溢的共产主义者。Rivera曾被开除出党，Rivera说：“我在认识Diego之前就是党员，而且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比他更好的党员。”

　　与此同时，40年代的Frida画出了一批她最好的作品。此时她的绘画受到疼痛、麻药和酒精的综合作用变得越来越笨拙和无序。尽管如此她还是于1954年在墨西哥举办了个展。开始人们认为Frida病重无法出席，医生们警告弗里达不要参加画展，因为她的健康状况太糟糕，最终她还是由自行车送到并由担架抬入展厅。躺在预备好的床上，整晚唱歌、喝酒、开玩笑、娱悦大家。她告诉记者们：“我不是病了，我是碎了。但是只要我能画画，我便是快乐的。”画展很成功。

　　同年，Frida受到组织坏死的威胁，对右腿膝关节以下进行了截肢，这对于一个精心营造自我形象的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打击。她尝试着用假腿走路，甚至还在朋友的庆典上跳舞。但是终点临近了。1954年7月弗里达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所，是在一次共产党的示威活动上。之后不久，她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在睡梦中死去，似乎是窒息而死。又据报导是血栓塞，却不排除自杀的可能。很多与她亲近的朋友都怀疑她是自杀。她在最后的日记上写着：“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希望永不再来。——Frida.” 却和她的最后一幅画《生活万岁》（Viva La Vida, 1954）不相矛盾。生活太痛，同时也太美。痛和美，同样要用身体和能量来承受。身体瓦解了，只能让灵魂飘走。

切开的西瓜看似熟透香甜，其中一片西瓜上写着大大的字：“生活万岁！”弗里达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精神和永恒的艺术。弗里达的爱是超越性别的，弗里达的生命是超越生死的。弗里达的存在是超越时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