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其
中国现代的革命意识形态到延安时期正式成型，但此前至少经历了三轮酝酿期，即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这三个运动实际上为之后的革命意识形态准备了思想基础。
胡适后期曾数次撰文纪念五四运动，强调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不是同一个事情。然而，在我读高中时受到的教育，这两者几乎是一个事情。
从性质上说，新文化运动是指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1917-1919年期间，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文化改革。这一改革的诉求主要是文字和文学语言革新，即白话文运动，包括要求北洋政府的公文不要使用文言文。其次，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学国教化，国民性批判以及主张婚姻恋爱自由。
《新青年》有政论文章及共产主义介绍，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主要不是一个政治运动，而是主要有三个层次的文化变革诉求，一是文字改革；二是启蒙主义，三是浪漫主义。启蒙主义指希望引入西方的理性实证主义和科学思想，以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文学和社会精神上则是浪漫主义，即希望打破北宋理学对唐以后束缚人的婚恋与个性自由的社会习俗。
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诉求看，它不是一场现代主义变革，只是一场类似欧洲从16世纪宗教改革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化运动，即便关注政治议题，亦只是价值观层面的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
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一战结束后为抗议中国签署巴黎不平等和约的20世纪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实际上开了一次很不好的革命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中国获得合法性的头。五四运动中，学生有打人、闯入并烧私宅的违法行为，但因为被全社会认为是爱国行为，获得了空前社会认同甚至私下赞赏。此即为了民族情怀可以违反法律秩序。
胡适强调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区分，在于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又是对五四运动保留意见者，他反对五四运动激进的政治手段。胡适后来撰文一再提及，孙中山与国民党起初是反对白话文文字改革与新文化运动的，因为孙与辛亥革命的初衷即“反清复汉”的民族主义。新文化运动虽要改革汉字，但胡适也用现代学术方法整理国故，实是一种仿文艺复兴的重构欧洲性的做法，属于民族性改造，但不是民族主义。
胡适认为孙中山出于民族主义而反对新文化运动，但五四运动使孙中山转向认同新文化主张，因为孙看到新文化运动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影响，认识到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渗透社会思潮的手段。
五四运动实际上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即将文化运动变成直接的街头政治运动。不仅是文化运动的政治化，而是将新文化运动对民族传统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改造，变为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并孕育了革命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社会意识的合法性。
后者导致了1920年代末开始的左翼文艺运动。此时倡导者精神领袖由胡适换为鲁迅。鲁迅实际上起家于新文化运动，即在《新青年》杂志连续发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国民性批判小说，而一举成名。他也是五四运动之后学生运动的亲历者，其著名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学生刘和珍即死于当时北洋政府所在地和敬府门前。
左翼文艺的开拓者并非鲁迅，而是英年早逝的蒋光慈。鲁迅实际上与左翼只是一种江湖关系。左翼文学与左翼联盟一开始就是地下党和共产国际策划的政治行为，如果说五四运动正式催生了激进民族主义，左翼文艺实际上催生了底层正确的民粹主义，即凡是底层和劳苦大众都是正确的。
从这个意义上，鲁迅还不是民粹主义，他身上有尼采和易卜生的社会批判主义，即鲁迅并不认为底层人民都是对的，底层也有劣根性。加入左联后，出于阵营站队，鲁迅很少再批判底层，主要批判知识分子和文学圈的龌龊人性。
在延安时期以后，毛泽东高度赞扬五四运动、左翼文艺运动，而模糊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在于试图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作为极权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的基础，即以民族主义为极权主义辩护，以民粹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口号和群众运动代替宪政观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话语，实际上来自新文化、五四和左翼文艺三个运动的基本话语的改头换面。
值得注意的是，之后加盟激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几乎都是留日派，鲜有欧美留学派，后者大都是传统的理性重构主义者与自由主义。
那么，为何留日派大都转向激进民族主义，主要原因包括：一、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的知识源头甚至组织关系，一开始并不是直接来自俄罗斯和欧洲，而是日本，北京《晨报》副刊以及戴季陶等人在上海的刊物最初在中国介绍共产主义，几乎都是留日的早稻田系；二、日本近代崛起的泛东亚主义的儒家民族主义，以及日本近代学者创立的新汉学，即蒙元史、新国学、新佛学、亚洲人类学等，对留日派的知识背景和价值观影响巨大，这可以追溯至梁启超。
中国近现代的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的来源，国内学界主要关注西方和俄罗斯，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实际上也是影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三足体系之一，这是另一个值得深研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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