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2019年12月13日-16日在杭州举行的“历史上景观变迁的管控：人类世中的自然、技术与权力（Historical Management of Changing Landscapes: Dynamics of Nature, Technology, and Power in the Anthropocene）”国际研讨会，由浙江大学主办，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和《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具体操作，旨在探讨历史时期（人类世）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环境史与科技史之间的对话。
本次会议与会学者有来自美国堪萨斯大学、匹兹堡大学，加拿大女王大学，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等国外机构的七位学者，还有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郑州大学等国内院校的近三十位学者，共收到了中外论文及摘要近三十篇。会议除了主题演讲、独立论文宣读外，还分了“水利、环境与社会”“历史变迁中的自然与人”“文化、景观与技术”三个主题发言与评议小组，围绕环境、技术、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
（一）主题演讲环节
环境史主要奠基人之一、美国堪萨斯大学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首先以“一个怀疑论者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人类世吗？”为题作了主题演讲。“人类世”往往被人们定义为持续增长的人类对环境产生较大影响的时代，但沃斯特认为定义“人类世”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应该关注能源，虽然现在能源的使用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人类对环境的改造与占据也是明显的，但当我们的能源来自可再生的、无碳的能源时，是否还能够将我们生活的时代定义为人类世？其次第二个关键词应该关注人口数量，尽管现在的总人口依旧在不断持续增长，但当人口出现下降之时，又是否还能够将我们生活的时代定义为人类世？以此两点来反问我们究竟该如何思考人类世。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建革教授在“水生植物群落与江南古代的水景观”的发表中，试图以史料、诗画为基础，探讨中国古代江南浅水区水景与环境变化、农业技术过程的关系。汉代至唐代，技术含量低的农业体系没有造成生态问题以及水生生物群落。当时芦苇和菰草有普遍的大规模分布。到处都有漂浮植毡。宋朝以后，江南地区得到了发展，人们还种植菰草和芦苇以加速泥沙淤积，促进浅水区变成圩区。水生植物的减少引起了湿地环境物理响应的连锁反应。水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珍禽飞走，菰草的谷粒减少，渐渐消失。这种环境变化也反映在古代艺术和诗歌中。简言之，水景的变化是官、农、乡绅、士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学系邱燕凌（Emily Hill）教授以“197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对农业的生态影响”为题作了主题演讲，认为随着20世纪70至80年代的中国农业的发展，人类与矿物的关系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业的生态位，因为快速增加的化肥施用提高了人们所青睐的作物的产量。虽然，这些矿物化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许多长期遭受粮食匮乏之人的食品供应，然而过度依赖化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土地环境受到了较大影响。
（二）论文宣读
关于黄河的研究。美国匹兹堡大学世界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马瑞诗（Ruth Mostern）教授以“黄河安流在中古时期的结束新解”为题，指出从黄河沉积的记录中，可以发现黄河沉积的明显转折是发生在10世纪左右，从旧石器时代到唐末黄河均处在相对安流的时期。主张以流域为视角思考黄河，并通过GIS等技术将黄河史料数据化是研究黄河环境史必要的手段，如黄河灾害、治理发生的频次、地点等进行数据分析，都能够直观地表现不同时期黄河变迁及背后的生态、政治、文化趋向，在数据库的辅助下对于历史事件、历史问题亦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韩昭庆教授以“千年尺度的黄淮人关系史”为题，重点讨论了黄河下游长期夺淮期间对淮河流域的湖泊、水系造成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似的影响。并认为根据地质研究的分析，在人类足迹很轻的晚更新世，黄河下游曾经涉足淮河下游，所以始于1128年的黄河长期夺淮，不过是沿袭其早期在淮北平原上的造陆运动，至明清时期基本以堵为主。但最终没能解决好黄河下游不断淤高的问题，以黄河下游1855年自决于铜瓦厢、改道北流而结束黄、淮合流的历史。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治河理论的引入，国民政府开始了解到需要从整个流域的角度来解决黄河的问题。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黄河实现全流域的治理才成为现实。
关于运河的研究。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吴滔教授以“从河冻到冻阻：明代漕运能力研究”为题，主要探讨了明代河道封冻对水上运输的影响。并提出直至明朝中期，冻阻发生愈发频繁，一系列避免冻阻的手段先后出台，明廷既需要保证漕船、漕军等运输基础，又需要规范运输秩序、完善运输环节，还需要应对漕船来迟、处置冻阻。明朝末年，漕运能力在冻阻的影响下越发不能维持，有限的京师供应难以满足国家财政新的需求，最终漕运系统的败坏无法挽回。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路璐教授以“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现状、不足与展望”为题，主要探讨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中的现状、不足与展望。她认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已逐步展开，在保护什么与如何保护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研究不足也较为明显，如尚未清晰认知大运河文化带遗产类型、尚未聚焦大运河文化带的双重特性以及只是粗浅罗列、尚未精准梳理大运河文化带的价值维度。
关于城市、景观、灾害的研究。绍兴市水利局邱志荣研究员以“良渚文化遗址水利工程的考证与研究”为题，认为对良渚文化遗址的研究应从钱塘江两岸上古水利史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历史地理、气象、农业、人类等学科，对良渚遗址塘坝工程的规模、功能、性质等进行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发现遗址中的山地（上坝）—山麓（下坝）—平原（城墙与城河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发展遵循了自然演变和人类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规律，坝充分显示了良渚古代文明的发达程度，也说明水利工程在社会文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刘士永教授以“历史上的上海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劣化”为题，主要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上海地区之自然资源运用、土地利用，与水资源耗用等交互关系，以呈现其对于该地区环境冲击之可能影响及面貌。从城市农作的水资源缺稀到工业污染，上海地区的档案与历史数据或将显示，当地民众如何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忽视或滥用了相关之环境成本。该文在研究工具上借重了时下常见的GIS分析与呈现手法，另在分析讨论中也将加入成本效益的概念于其中。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以“17-20世纪云南民族地区景观灾害研究”为题，认为17世纪以来，云南“八景”景观内容逐渐丰富，19世纪中后期因“八景”景观泛滥而衰退。由于人为及环境变迁的影响，“八景”景观因水灾、旱灾、泥石流、地震等不同的灾害而湮废，虽然因此留下了特殊类型的“八景文化”，但展现了灾害对生态及人文景观的影响，一是一些灾害发生地的景观因此消失，二是灾害发生后出现了新的景观，三是灾后原景观发生了变化，很多自然景观得到人为修复而增加了更多的人文内涵，展现了灾害在景观变迁中的破坏及重塑作用。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薛凤（Dagmar Schäfer）教授以“地性或者地方知识：怎么理解中国方志的灾害记录”为题，将《东明县志》中的“蚕灾”记录作为案例，认为古人在地方志中对灾害的记载，主要是因该灾害对其自身生计产生着较大影响的灾害。该研究通过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将“蚕灾”信息数据化，在空间上反映出某一灾害的变迁，并得出元代是比较重视蚕桑养殖的结论。
（三）小组主题报告
1.“水利、环境与社会”小组
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徐淳博士后以“第一千纪云南的水、仪式与政治权力”为题，认为云南腹地极端的降水年间、年际和地区分布使灌溉成为农业酋邦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作者从仪式的角度探讨地方大姓如何控制水源并保有其权力这一问题，并认为云南大姓将关于用水、水权、水灾的表述嵌入一系列神奇故事、地方历史和文化景观中，通过仪式来维持社会秩序和自身的权力。九、十世纪佛教的兴起可以视为大理王权的扩张，但也促使地方大姓使用新的宗教理念重新诠释文化景观。第一千纪结束时的云南，自然环境、政治斗争和宗教身份的纠葛成为“水利建制”的决定性因素。
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孙竞昊教授以“兴修与维系大运河：1289-1855年济宁地区水利设施的逻辑”为题，提出从13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位于山东西部的济宁地区因为一系列巨大水利设施的修建、改善和维持，而经历了巨大的环境变迁。这些水利工程是从技术上着眼重新规划和改变地方自然条件而为大运河的运作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石。同时，明、清王朝旨在保障漕运之目的与用于灌溉和耕种等地方要求产生冲突。国家牵动了区域地理空间和生态结构变迁，其后果涉及地方政治、经济环境里的机构、团体和个人等角色，也进而影响到宗教与文化领域。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罗晓翔教授以“环境、资源与权力：对清代丹阳练湖纠纷的考察”为题，探讨了丹阳练湖兴废过程中的环境、资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练湖作为一个人工湖，带有“朝廷公产”的性质。当“私利”介入对“公产”的争夺时，不同群体之间的纠纷也就随之出现。从清代前期的练湖纠纷来看，废湖派与保湖派的在社会地位上难分强弱。在争取官方同情时，废湖派与保湖派都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争论的最大焦点是练湖是否有利于漕运。最后，练湖纠纷的最终解决也体现出朝廷作为终极裁判者的作用。由于康熙皇帝强调江南水利的重要性，所以各方长期争论的练湖“济运”问题不再重要，“蓄水”成为练湖清田复湖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在朝廷新政策的推动下，数十年难以解决的练湖纠纷很快有了结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志刚教授以“河性与人性：传统治河工具体系的环境史解释——以《河工器具图说》为例”为题，指出从先秦到晚清，在自然的黄河与黄河的治理两者之间，形成了天工和人功相交错的黄河治理历史。该文拟从传统中国的治河工具体系和河防机制入手，探寻河性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变化和消长。文章利用的基本文献是清代南河总督麟庆（1791-1846）编纂的《河工器具图说》。这部成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集大成性质的河工器具著作，所提到的河工器具有254种，每种器具都有图示和溯源性和解释性的文字说明。该文按照该书原有的分卷和分类，从宣防、修浚、抢护和储备等四个层面，对黄河防洪的应对体系作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该文还将结合清代的河防机制，就这一治河工具体系所体现出来的人水关系，赋予环境史的解释。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申志锋博士以“淤灌与排水：近代以来豫省黄河南岸‘河下沙地’的治理探索”为题，探讨了近代以来，豫东北黄河南岸区域延续着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河下沙地”问题。认为至民国时期，时人开始重新思考“引黄”技术，即以“虹吸引水法”为主，“机器吸水法”为辅。不过，这却被战乱时期1938年的花园口事件打断，而没能大规模地有效实施。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区域土地调查的基础上，人们真正地又重新开始修建闸渠而“引黄淤灌”。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引黄淤灌”出现的次生环境问题，比如排水不当而引起的次生盐碱化问题。值得肯定的是，这种技术实际上是对西汉到宋代就已存在的淤田技术的发展与回归。
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陶磊教授以“试论战国新宇宙论的人文属性”为题，探讨了战国时代的宇宙论，其内容与自然万物的生成基本无关，而多为对人文视域下的世界之生成的关注。具体内容上看，其对形之生成有特别的重视，形既非有，亦非无。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道的内涵都指向于形，只是两派对形之内在规定性即德的认识有差异，儒家以魂为基础规定形，道家以魄为基础规定形。构成魂魄的质料都是气。属天的孔孟儒家未将欲望纳入其构建理论的范畴，《礼运》与荀子为弥补这个缺陷，援引太一为宇宙论根源，导致对孔孟儒家关于人的规定性理解的偏离。道家宇宙论存在南北差异，北方有绝地天通背景，南方则没有，这是《老子》、《太一生水》与《恒先》等宇宙论及相关哲学观点差异的根源。战国时代还出现了附属性质的宇宙论，即《系辞传》与《吕氏春秋·大乐》用以解释八卦与音乐起源的宇宙论，这些宇宙论同属于人文性质。
2.“历史变迁中的自然与人”小组
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孙萌萌博士后以“在气候变迁研究中构建一个‘物候学’ (1920s-1940s)”为题，认为中国古代的“气候”（和气候知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是学界较少关注的。上世纪60年代，竺可桢认为“中国古代气候学”是物候学。他把中国古代的“物侯”概念解释为“中国古代气候学”，把有关植物、动物等现象的史料作为研究气候变化的“客观”资料。这些记录的量化和古今中外的比较，为中国历史气候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作者以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气候变化研究为切入点，主要探讨两个问题：这一时期中国气候变化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面对上述问题，竺可桢的独特之处。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吴俊范教授以“建国后淀泖湖群的围垦与改造：关于景观突变的思考”为题，作者对淀泖地区水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大力发展工农业、大力开发自然资源的时期，中国社会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对自然水环境的开发利用与传统农业时期有所不同。这一时期，太湖流域的水环境治理仍然表现出自然规律的约束作用。淀泖湖群地区由围垦到放垦，由消灭水面到恢复水面，由围堵排水河道到增辟泄洪通道，这一曲折性从整体上证明了太湖流域的水文规律，保持适当的水陆比例和足够的调蓄水面，是太湖水网平原社会经济发展和水利安全的保障。
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梁志平教授以“饮鸩止渴：民国时期工业废水灌田实践及影响”为题，认为随着民国以来现代工业企业不断建立，工业废水不断增加，亟待解决。该文主要通过对民国以来嘉兴民丰造纸厂“废水灌田”实施过程的分析研究，考订“废水灌田”在中国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指出由于对工业废水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把工业“废水”当作“肥水”来使用，初期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比较有限；而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废水猛增，在错误思想的指引下，“废水灌田”全面推广，其后果是污灌污染是当时农业污染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这给中国生态环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3.“文化、景观与技术”小组
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陈健梅教授以“长安若问江南事——唐代长安文化与城市生活中的江南元素之考察”为题，认为唐代长安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通过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与帝国境内经济、文化发达区域以及六朝的政治中心—以三吴为核心的江南紧密联系起来。江南在向帝国的中枢输送财富与物资的同时，也输送了江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对唐代长安文化与城市生活中的江南元素进行考察，可以从社会史与城市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学者们讨论的唐后期“南朝化”倾向问题。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杨雨蕾教授以“从边地到胜境：图绘明清山海关地区”为题，从明清山海关地区地方志以及方志舆图，与方志舆图中的地理信息和景观变迁两个大的方面，详细探讨了山海关地区在明清时期从关隘和营寨，到城池、聚落和胜景，再到成为物阜民康之地的发展历程。该文探讨的是地方志舆图怎样反映地方景观变迁的问题，特别是边疆地区的景观变迁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沈宇斌博士后以“种薯、治蝗、畜鸭与凿圳：明清以来的生物治虫技术”为题，以1776年出版的《治蝗传习录》为基础探究了畜鸭治蝗这一重要的中国生物治虫技术的起源和发展。以鸭唼蝗于万历年间在推广甘薯种植的过程中被偶然发明，即使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应用昆虫学传入中国之后，传统的畜鸭治蝗作为一种相对于有毒化学药剂而言更为有效安全的治虫方式，依然得到推广，至今仍在中国被广泛利用。通过探讨鸭子如何作为一种技术，以及在此过程中人类、动植物与环境的关系如何受到了传统中国农学和现代应用昆虫学的塑造，该文试图加深对中国畜鸭治蝗创新技术的理解。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江略博士研究生以“地方知识的形成和变迁：从明清到近代绍兴地区的外感热病学”为题，以绍兴历史上的各派医学名家滑寿、张景岳、章楠、俞根初、何廉臣等人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为线索，探讨地方的医学知识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从明清到近代，绍兴地区的外感热病学，经历了一个从伤寒学说主导、温补思想的介入，到温病学说的传入，再到独立的绍兴伤寒学说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知识逐渐“入乡随俗”，伤寒学说中与绍兴风土不适宜的那部分知识被弱化和取代，而和当地病症密切相关的温病和湿病知识被不断地开拓和深化，最终形成了与最初传入的伤寒学说差别巨大、别具特色的绍派伤寒学说。
最后，本次会议还有一些提交的未发言的论文。其中，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健研究员以“黄河与运河的纠葛：《梦溪笔谈》与运河事迹札记之一”为题，认为黄河与运河密切相关，黄河对于运河就是唇齿相依利弊相伴的双刃剑。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李德楠教授以“‘不产稻而人食米’：19世纪一个跨淮县区的农业景观与城市消费”为题，提出“清河不产稻而人食米”的现象反映了人地关系变化中的农业景观，揭示了贸易、仓储对城市消费的影响。法国远东学院Luca Gabbiani教授以“城市腹地的构建——对山东运河走廊及其城市发展的思考”为题，力求理清明清时期大运河山东段沿线城市景观的发展脉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胡克诚教授以“水柜与湖田：明清时期济宁州杨家坝兴废述论”为题，探讨了位于济宁州城东洸府河上杨家坝的兴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夏明方教授、山西大学历史学院张霞博士以“山水之间：刘大鹏与三晋第一形胜的景观重建”为题，认为新世纪以来，虽然以水为中心的水利社会史在当代中国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生成、崛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一研究，在将水这一自然要素引入中国历史之中的同时，又将水抽象化了，亦即仅仅把水作为人生存的环境，而忽略了水之自身赖以生存和永续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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